從歷史走向未來的經濟哲學
主持人:張雄(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
本期主題:經濟哲學研究走向
主持人語
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哲學學科發展出現了各種跨學科研究的良好態勢,經濟哲學以它鮮明的學術個性,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事實上,經濟哲學的在場,表達了一種文化自覺與自信:從慾望的顯現,到對象化勞動;由「稀缺性」的發現,到為「稀缺性」組織的生產與交換,再到追求效率的市場制度的推出,每一步邁進,都伴隨著哲學意識的覺醒。而對經濟哲學研究走向的思考,則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引。
經濟哲學愈來愈受到大家關注,與它有著良好的學科優勢相關。人類當下的經濟活動,已很難完全擺脫認識的表象、膚淺、主觀和任性,容易陷入受挫、懼怕和非理性的窠臼中。而經濟哲學有著從經濟規律出發的特殊思考,有著創造財富的術與道的辯證認知,有著財富相對論的哲學智慧,有著從實證方法走向人文精神的進步路標,因此,從歷史走向未來的經濟哲學,也深刻地見證並顯現了人類在經濟生活領域的文化自覺與自信。
行走在商道與哲思之間
經濟哲學研究源遠流長,經濟思想何時開始,經濟哲學則何時出現。遠溯前古典經濟學時代(公元前800—1776年),在古希臘、羅馬以及歐洲中世紀教會的經濟思想中,人們發現,對早期經濟思想的解析,離不開哲學家的一般態度和覺解。被稱為「第一位具有分析頭腦的經濟學家」亞里士多德,同時也是一位古希臘哲學泰斗。他較早提出貨幣有兩種對立的形式和趨勢的觀點:一方面,貨幣的作用在取得了所需的貨物以滿足需要之後就終結了;另一方面,貨幣又在引導人們趨向無限度的積累慾望,導致市場一系列倫理問題的發生。
在古典經濟思想及其批判時期(1776年—19世紀90年代),經濟哲學主要融入古典哲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思想交流中。有經濟學家曾對這一時期經濟哲學思想作過考察,認為兩種來源值得重視:一是近代哲學家洛克、休謨的思想;二是笛卡爾和盧梭的思想。前者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個人主義首次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後者影響了「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的思維方法。學界公認,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對現代經濟哲學的貢獻是巨大的。
在新古典經濟思想及其批判時期(19世紀90年代—20世紀30年代),經濟哲學主要融入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辯中。經濟學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科學哲學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經濟學的本體論和價值論問題。波普的證偽思想向經濟學家確立了經濟學範式革命的理念:大膽而有區別的預言;反駁預言的認真努力;以及根據拋棄假說的可能原因進行嚴格的反證。應當說,科學哲學對西方經濟學傳統堡壘的瓦解,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經濟哲學:三個維度的解析
何謂經濟哲學?經濟學家通常把它理解為經濟學的哲學問題研究。而哲學視閾中的經濟哲學,更多地被詮釋為哲學對經濟世界的理性追問。包括:本體論追問——慾望、利益、需要的原在性原理以及惡的歷史驅動等問題;關於經濟世界是「自然的計劃」,還是「歷史的計劃」的追問——市場自然法則與人的自由自覺活動關係等問題;關於進步觀念的追問——財富的增長是否意味著文明的提升和人的全面發展等問題。
經濟哲學以它特有的思想追問形式,賦予經濟世界一種特殊邏輯與思辨:它可以使貨幣化空間不再是僅靠價格制動的物慾流轉的平面世界,而是一個全方位、多向度、充滿著變異性的精神與物質相互貫通的立體世界;不再是一個單靠達爾文進化論的規則所能加以定義的叢林世界,而是一個被不斷接受歷史化詮釋、公理的批判、理性質疑的生存世界。
其一,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經濟哲學。在馬克思那裡,經濟哲學被詮釋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副題)。伊林·費徹爾指出:「馬克思的目的始終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既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又意味著對它在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說中的理論反映進行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以政治經濟學作為反思對象的哲學批判程式,「批判」的含義有三:一是經濟學的價值觀考問。經濟學原在性價值預設是什麼?經濟學是以財富為目的,還是以人為目的?經濟學應以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至上,還是以經世濟民的經濟學至上?政治經濟學是人民的經濟學,還是少數富有階級的經濟學?二是歷史哲學的審查。不駐足於經濟事件發生的歷史圖像的技術描述,而是對特定的經濟事件、結構和環境進行必要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哲學考問,這樣,任何經濟學範疇在宏大歷史規律的追問下,都會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和絕對性。三是追求辯證邏輯的上升運動。對經濟體的分析,將「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即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混沌表象的穿透,力求將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背後的社會關係本質加以揭示,進而形成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結構、生產關係、基本階級構成、經濟危機等範疇體系。顯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優勢在於:對經濟所關涉的思想維度、政治維度以及歷史價值維度給予高度重視,由單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直接轉入系統分析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優勢學術資源中。
其二,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經濟哲學。經濟哲學注重方法論與研究範式的導入,因此,經濟哲學又被稱為經濟學方法論。丹尼爾·豪斯曼在《經濟學的哲學》一書中指出:「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問題——包括經濟學的目標、確立經濟學命題的方法、經濟學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與自然科學概念的關係等等——都是哲學問題。」學界認為,經濟學方法論內容繁雜,爭議較大的是對實證經濟學、規範經濟學和經濟學藝術三種根本方法的價值取捨。實證經濟學是形式化的、抽象的,關心的是支配經濟活動的力量;規範經濟學是道德維度的,關心的是應當是什麼的問題;經濟學藝術關注政策問題。從辯證哲學的角度判斷,三者都不能缺少。那種只承認實證經濟學,拒斥經濟學的道德和政策功能的觀點是極端片面的。
20世紀上半葉,西方主流經濟學曾走過一段對西方科學哲學由「盲目崇拜」轉入「全面清算」的歷史過程。有些經濟學家錯誤地認為:與哲學家討論方法論問題,經濟學是「迷途的羔羊」。儘管如此,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從19世紀下半葉的辯論高峰期到今天,浪潮不斷迭起,思想不斷出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雅各布·馬沙克的「論經濟學的工具」、馬克·布勞格的「經濟學史中的範式和研究綱領」等。值得提出的是,隨著現代西方存在論哲學的追問,西方經濟學傳統的理論預設也受到質疑,經濟人教條暴露出三大矛盾問題:信息完備與信息深度殘缺的矛盾;利己與利他、人性中的私向化與社會化的對立與衝突;經濟理性與非理性的知行背離。這些關涉工具主義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實證主義批判、人本主義批判、行為主義批判、邏輯符號主義批判的提出,充分彰顯了哲學牽引經濟學範式革命的張力。
其三,作為「經濟學人學」的經濟哲學。經濟學家馬歇爾說過,「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儘管經濟學研究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客觀規律,但經濟過程又是人們的現實實踐過程,人的市場行為、精神因素、社會關係的發展狀況不能不反過來影響現實的經濟進程。哲學的人本主義價值觀乃是分析一切經濟行為與動機的深刻根據。西斯蒙第指出,財富不應當作為目的而推進,它只能是手段,而「人」才是目的。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尋求人類的最大利益,……包含提高道德品質與獲得幸福。」古典學派只關心資本,不關心人,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彙集全體人民的意志,人人分享物質財富。經濟學倘若丟棄了以人為本,該理論就會帶來實際災難。
經濟學人學最核心的問題是「經濟正義」問題。如果一種狀態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為「經濟正義」。哲學家休謨一語破的地告誡我們,正義這一德性完全從其對人類的交往和社會狀態的必須用途而派生出其實存,這乃是一個真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人類的生存秉性與經濟交往行為已發生深刻變化,更需要呼喚一種新的經濟正義精神。事實上,正義範疇不是空洞虛幻的指認,它受特定的制度環境和文化價值觀制約,其語義系統由歷史背景和相關事件主體所定義。以資本邏輯為軸心的市場經濟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經濟正義的話語權。經濟正義的本質必然關涉資本邏輯的「理性狡計」。它在兩個方面干擾著經濟正義的實現:一是深層次的追求利益私向化的秉性;二是弱肉強食、強者必霸的權力擴張性。
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引經濟哲學研究
對經濟哲學研究走向的思考,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引。今天我們在何種意義上來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這一重要事件,就變得極具價值與意義。
首先,從21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生存境遇來反思第一卷出版的意義。150年前《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年後的今天,世界在現代性的擠壓下,已經被碎片化了。今天人類所應對的現代性生存世界,其存在的澄明仍然沒有超出馬克思的邏輯預設和思想批判的框架。現代性的本質,不是亞當·斯密所揭示的工業分工加市場交換等於豐裕社會的邏輯程式,也不是近代法國啟蒙運動所定義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價值內涵,而是深刻的現代文明與地球災難相兼容的「二律背反」,人類得到的和失去的都令人驚嘆。從異化、物化到幻化,有多少《資本論》的思想理念至今被證明為熠熠生輝的真理。其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正在於它深刻地揭示並回答了歷史進化的第二大形態——「人對物的依賴」的現代性社會特徵、規律及本質。從盧梭的歷史化的異化,到康德的四對二律背反,再到黑格爾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矛盾思辨,馬克思作了辯證的批判與借鑒,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給出了精準的答案:現代性最深刻的本質是精神與資本的對立和衝突。在貨幣化生存世界裡,資本不斷地生產著勞資關係的對立、貧窮與富有的兩極分化以及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因此,人類本身和商品一樣,都成了被交換、被通約、被搏殺的對象。精神被物質所統攝。殊不知,就現代性本質的批判而言,《資本論》深刻地揭示了資本的內在否定性中的五種對立關係:勞資關係的對立、資本的私向化與社會化的對立、資本的技術向度與人本向度的對立、資本的主體間性的內在競爭與對立、資本追求剩餘的秉性與文明發展的極限的對立等。並且從貨幣史、交換史和工業史考察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性社會工業文明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規律。因此,《資本論》所關涉的問題,不是歷史的思辨問題,而是形而上學主體性哲學與形而下主體性資本的政治經濟學雙向批判問題。
150年後的今天,有多少馬克思《資本論》的思想理念受到挑戰?21世紀金融化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已導致全球資本的收益率遠遠高於社會財富的增長率,遠遠高於勞動報酬的增長率。資本收益率為什麼能如此偏離全球經濟正義的軌道而狂奔?為什麼能如此脫離勞動價值論的科學規制而任性?魯道夫·希法亨早在著作《金融資本》中就得出重要結論:「金融資本,在它的完成形態上,意味著經濟的或政治的權力在資本寡頭手上達到完成的最高階段。它完成了資本巨頭的獨裁統治。同時,它使一國民族資本支配者的獨裁統治同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利益越來越不相容,使國內的資本統治同受金融資本剝削的並起來鬥爭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越來越不相容。」這說明,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脫域性極易導致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權利與資本的交易必然帶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資本收益率高倍增長與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矛盾乃是金融化世界最深刻、最普遍的社會存在本體論問題。在全球資本高度私有化和高倍收益率的背後,深藏著馬克思對現代性社會所批判的資本邏輯的問題,金融資本實質上是特定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的反映,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證明了相關制度的反人權性和不平等性。全球金融資本,它的私向化程度愈嚴重,其自身的內在否定性愈充分,金融資本與人民大眾的對抗性矛盾愈尖銳。現代金融化資本主義體系仍然歸屬現代性發展的高級形態,現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質深藏其中:慾望與理性的對立、形式與內容的對立、私向化與社會化的對立等。唯有深刻反思,才能觸及現代性與金融化資本主義本質的關聯性。它證明了主觀精神與精神的客體化沉淪之間的衝突十分嚴重;更深刻地證明了那種靠馬基雅維利的「利益驅動論」、斯密的「社會即市場、人人皆商人」、達爾文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歷史進化模式以及價值觀,延續至今,雖給人類帶來過進步,但同時又使人類遭受著深重的災難,給世界文明的整體主義精神帶來了巨大的摧毀。世界期待著新的價值觀的整合,期待著具有正能量的世界進步意義的精神引導,期待著具有整體主義的精神對碎片化地球的整合。
(作者:張雄,系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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