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任港督，一百五十五年歷史

07-15

本文為《東方早報》2008年稿，重發是為了用戶體驗的需要。

以香港歷任二十八個總督的傳記來闡述1842至1997年的香港歷史，這是同傳統的中國史學一脈相承的。

《香港二十八總督》張連興著朝華出版社 2007年7月第一版

昔梁任公指廿四史是「廿四姓之家譜」，他曾主張改變帝王中心體系和正統論，另寫出一部名副其實的中國史，但畢其生未能如願。在十年「文革」期間，有人奉命撇開歷代帝王去編寫一部新的歷史，結果不是寫不下去，就是寫出「非歷史著作」。總而言之，以歷代帝王為綱來鋪陳四千二百年中國歷史，這是史學研究的不二法門。同理，以香港歷任二十八個總督的傳記來闡述1842至1997年的香港歷史，這是同傳統的中國史學一脈相承的。香港回歸祖國前夕，1997年6月號的台北《傳記文學》曾刊出關國煊所著長文《香港總督府滄桑史》，以香港總督府的變遷，描述了歷任港督的概況，由於篇幅僅九頁一萬五千字，使人感覺失之太簡。不久前北京朝華出版社推出的《香港二十八總督》一書，填補了這一題材的空缺，它把廿八個總督任期內的香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政制、生活、律例、風土人情以及歷史掌故依次平鋪直敘，橫看是一系列人物傳記，豎看卻是一部香港通俗史，堪稱別具一格。

香港第廿二任總督葛量洪的回憶錄率直講出:「在這個英國直轄殖民地，總督地位僅次於上帝。他每到一處，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況下都遵從他的意見———永遠都聽到『是，大人』、『是，閣下』。」如是，港督在香港的地位一百五十五年不變，他們過著有四十五名僕役侍候、免稅薪資遠較英國首相優厚的帝王般生活，所以必然秉承英國皇室的意旨，忠實執行英國政府的政策，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一名高官放言高論，謂英國沒有從香港拿走一分錢。然而從本書提供的資料可知，一百多年來，英方僅從發行鈔票一事，就掠奪了佔香港人口98%的華人數以兆計的財富。例如，自1887年至1981年，全港英資銀行共發行港幣28970786元，而存倉現銀僅13001999元，即實際存倉銀還不到發行通用銀幣額的45%。又如香港回歸前的兩任港督為大嶼山新機場的建造預算同中方爭得臉紅耳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北京會見港督衛奕信時質問對方:「我在天津蓋了個新機場僅花了九千萬元，怎麼你在香港修建新機場要一千五百億？也許你的材料好一些，人工貴一些，三倍五倍、十倍八倍不行？怎會貴過一千六百多倍？」

這廿八個港督，在維護殖民統治、謀取政治利益上具有共性，但各人經歷、作風、民望、功過卻有所不同。論任期，最短的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又譯「璞鼎查」)———僅一年，最長是第廿五任麥理浩———十一年；論出身，有職業軍人兩員、殖民地行政官二十二人、外交官三人、政治家———內閣閣員一人。論學問，有中國通五員(戴維斯、寶靈、金文泰、尤德、衛奕信)，能講粵語或國語，且各有學術著作；論榮銜，有十三人封爵士，兩人(麥理浩、衛奕信)冊封終身貴族、出任英廷上議院議員，一人(戴麟趾)榮獲軍事十字勳章。居港最久的是第十五任梅含利———先後在香港卅八年，幾乎一生都交給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事業。前五任港督，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侵佔中國領土上，如砵甸乍逼迫清廷簽訂江寧條約割佔香港島、戴維斯派軍隊入廣州城、般含協助清廷征剿太平軍與天地會、寶靈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逼簽天津條約、赫寇斯·羅便臣強租南九龍。第六任至第九任的十九年間，麥當奴資助創辦東華醫院，施行免費醫療至今；軒尼詩設立保良局，委任伍廷芳為第一位華人議員、第一位華人大律師與太平紳士，修建山頂纜車，安設電話；寶雲興建大潭水塘、天文台、賽馬會。在此環境下，華人經營有術，已成香港舉足輕重的力量。

從第十至第十六任約四十年，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史稱「黑暗時期」。十九世紀末，香港流行鼠疫，十年內病死幾萬人；1906年強颱風侵襲，死傷兩萬多人；1918年2月，快活谷馬場發生大火，死六百，傷以千計。在十一任威廉·羅便臣任上，強行取得新界租借權九十九年，再侵佔中國領土三百七十六平方公里，將英轄香港地區擴大了十倍。對於中國革命，歷任港督都採取排斥態度，如威廉·羅便臣驅逐孫中山出境，盧押限制香港同胞支持辛亥革命。在第十二任卜力任上，他派軍隊驅逐清朝官員出九龍城，強行接收新界，炮轟吉慶圍，死傷鄉民無數，史稱「喋血錦田」；司徒拔製造沙田慘案鎮壓海員大罷工，死傷數百人。作孽者也受到了報應:錦田血案的主謀———警司梅含利出任十五任港督時，遇到槍擊，司徒拔則因激起香港大罷工，使香港成了死港，他自己也黯然離港。第十三任彌敦是最有遠見的一任，他對香港工商業發展頗有貢獻，如重建中區，用工兵開闢九龍主幹道彌敦道，建成市中心旺角，電車與廣九鐵路全線通車，此謂「彌敦之治」。這四十年內香港建立陪審員制度、供應居民用電、創辦香港大學。司徒拔離港的1925年成為香港歷史的另一分水嶺———華人社會已經出現。

從金文泰以後的三位港督是香港休養生息的年代，為社會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金文泰對華人採取懷柔政策，委任周壽臣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修建城門水塘、半島酒店、啟德機場，取消新界居民建屋補地價政策，故成為民望最佳的港督。郝德傑大力聘用華人出任政府僱員，成立市政局，努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開闢港美航空線、建立瑪麗醫院等。羅富國同情中國人民抗日，頂住日方壓力默許戰略物資經港運往大陸，還庇護流亡香港的內地文化人開展抗日宣傳。自1925年至1945年的五任港督期間，因逃避日寇而進入香港的人口與資金激增，到香港陷日前夕，香港人口已增至一百五十萬人。

香港重光後，在蘇美兩大集團冷戰的大環境下，第廿二至廿四任港督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努力在美國反共反華壓力與維持英國對華貿易利益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既鎮壓國民黨在荃灣掀起的暴動，又壓制左派群眾的反英抗暴運動。在這二十四年內，香港實施了六年免費教育，開辦中文大學，修築海底隧道，生產總值達192億元。第廿五至廿七任總督麥理浩、尤德、衛奕信都是職業外交官，他們致力於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與一百七十個國家建立貿易關係，使三百萬市民住進了廉租的公屋，開辦科技大學、興建會展中心、大嶼山新機場等。1984年9月，中英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確定九七回歸後香港保持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不過，由於香港英資財團埋怨衛奕信對中國太軟弱，使這位能說普通話的中國通突然被解職，而代之以作風強悍的彭定康，彭氏系廿八任總督中唯一的政治家，曾任保守黨主席、英內閣閣員。

第十二任港督卜力在1909年所撰的《港督話神州》一書中，把古老的中國比作「沉睡的東方巨人」，預言「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事務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近百年的歷史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本書完稿於1997年初，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所長劉大年撰序在1997年3月，但有關部門閱審歷十年之久才付梓，所以十年來史學研究的成果付闕，像對「中山艦事件」的認識尚停留在半世紀前的水平。在尤德傳記中，漏列了他一生最驚險的經歷:1949年4月20日英國遠東艦隊護航驅逐艦「紫石英號」(或譯紫水晶號)奉命去南京撤僑時，在解放軍控制的長江水域遭遇攔截，中炮三十餘發，艦長陣亡，副艦長重傷，二百零五名官兵減員六成，艦隻擱淺於三江營水域一百零一天，糧盡彈竭。當時英駐南京使館三秘尤德自動請纓，奔走兩晝夜，冒險越過戰線到北岸解放軍指揮部調停僵局，事後「紫石英號」獲得放行，英廷宣布承認新中國，尤德亦因功青雲直上，終於升任英駐華大使。又如，書中敘述英方赴港接受日軍投降是由於「蔣介石沒有將香港主權擺到重要日程上」，事實上遠東盟軍總部早已指定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到香港受降，新一軍潘華國中將已乘坦克開進九龍，但大英帝國為了維護面子，向美國政府施壓，並同意將繳獲的駐港日軍所有裝備移交給中國政府，美國則乘機提出要在香港擁有特權———維持龐大的總領事館，在香港擁有特權進行情報、顛覆活動等等不受管轄———這才拍板成交，這些內幕在《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等著作中都有詳盡的記錄。

鑒於本書作者張連興是「做港澳台方面宣傳報道工作」，他所參閱的有關港台書刊與剪報局限於一個狹小的層面，所以不免有所疏漏。譬如，書中對1956年國民黨掀起的荃灣暴動有詳盡的報道，但對香港左派發動的1967年反英抗暴鬥爭就著墨淡薄，連周恩來對此極左行徑的抨擊都未提及，這不能不說是編撰失誤。平心而論，讓一個從未在香港生活過的局外人，把卅一本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不同文字、不同文風的涉港著作撮合在一起，不免會使讀者產生隔靴搔癢、郢書燕說的感覺。例如，混淆barrister(大律師、訟師)與solicitor(狀師)，把合和中心寫成「在柴灣」(應為灣仔)，把「李鄭屋村」寫成「李屋村」，把「差餉」寫成「差響」，把「馬會」寫成「鳥會」。有些舛誤是由於作者與編者都欠缺歷史常識，如把公爵「白金漢」譯成「北擎咸」，把上海道「吳健彰」寫成「吳健章」，把1935年上任的郝德傑寫成1930年離任，把「學生會」譯成「學會」，把布政司「霍德」譯成「赫德」；還有些是語法修辭歷練不足，如把「秉承」寫成「稟承」，把「交際場所」寫成「交易場所」，把「軍械」寫成「機械」。最令人驚奇的是撰編人員都缺少起碼的算術基礎知識，於是出現了「每四磅麵包內含有0.92%克砒素」、「1970年生產總值達到192.1萬億港元(應為192.1億，至2006年，香港的生產總值也僅1.4723萬億港元)」、「英資公司在香港的投資已達1.2億港元，每年光利潤就1200億港元」等大笑話。像快活谷的「谷」字印成「6alley」，只能慨嘆校對失責了。

還有，本書的封面設計欠佳，本來就暗淡的黑白相片配以咖啡色的底色，顯得一片混沌，其實電腦技術很容易作出修補的。

香港回歸前四個半月，筆者在香港《信報》曾撰文建議把維多利亞女王銅像從中央公園移入歷史博物館，而另鑄一尊孫中山銅像替代之。因為維多利亞女王在位六十四年間，英國發動了三次兇殘的侵華戰爭，包括兩次鴉片戰爭與率領八國聯軍打進北京，中國的積貧積弱即始自那個時代。據筆者初步統計，香港有一千多個地名、街名、校名、醫院名、建築物名是以英國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具體可分五類:一，在定海、寧波燒殺擄掠後乘坐炮艇抵港的第一任港督砵甸乍、1854年炮轟廣州城的寶靈；二，駐港英軍司令，如乍畏、威菲、金馬倫等；三，英國皇室成員，如伊麗莎白、瑪麗、威爾士、干諾等；四，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如史丹利、金巴利；五，大鴉片商如庇理羅士、遮打、幺地，有些輔政司、撫華道都要「人去留名」；六，帶有侮辱性的英文地名，如大笪地、水坑口街都是為了紀念英國海軍侵略港島西北部的海角名。這些名稱，包含著中國人民的血淚。從實質上看，這些侵華罪魁與酒井隆、松井石根、谷壽夫並無二致。

文章發表後，竟有些「番書仔」投書報社指摘筆者冒犯一國兩制。其實酒井隆、松井等人所以沒登上路牌，是由於中國人民對那批戰犯記憶猶新，而對於一百多年前的強盜所知甚少也。期望本書在香港銷售，能對香港年青一代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