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辛亥革命失敗是沒有聯合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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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辛亥革命失敗是沒有聯合群眾

2011年09月27日 10:39:21 來源：人民政協網編輯：李賢娜星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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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毛澤東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歷史功績的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失敗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只是少數人的事情，沒有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得到他們的支持。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

文/夏燕月

毛澤東是辛亥革命的親歷者，也是老一輩革命家中對這場革命最早作出具有開創性評價的領導人。191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辛亥革命過去還不到8年，26歲的毛澤東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其中第三部分用了很多篇幅論述了辛亥革命，對其涉及的主要機構和團體，歷史功績和失敗教訓，作出了客觀評價。文章立意高遠，見解獨到，受到各界有識之士的廣泛關注。

一

毛澤東是辛亥革命的親歷者，當時他還是個未滿18歲的愛國青年。這一年，他剛從偏僻的農村來到新舊思想鬥爭激烈的長沙，在湘鄉縣立駐省中學讀書。他後來在自述中談感受時，多用「極其興奮」、「感動」、「激動人心」、「躍躍欲試」等辭彙以及「我第一次……」來表達。他說:「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發現《民立報》闡明了激動人心的材料」；「聽說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的綱領」。得知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他心急如焚，「激動異常，就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壁上」，提出「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並以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發表政見，儘管尚未搞清立憲派和革命派的區別，但對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的迫切要求，已躍然紙上。

武昌起義爆發時。毛澤東異常興奮，決定投筆從戎。長沙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後，他立即到湖南新軍25混成協第50標第1營左隊當一名列兵，是軍中勤學苦練的優秀士兵。他把每月七元軍餉大多用來訂閱書報，他說:「從1911到1927年，當我和中國最初的紅軍爬上井岡山時，我從未停止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他還經常幫助士兵們寫家信和講解報紙上的新聞，受到大家的尊重。清帝退位後，當過半年兵的毛澤東決定退出新軍繼續讀書。辛亥革命成了他投身民族民主革命的起點。不久，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在那裡度過了五年半苦學礪志、「修學儲能」的歲月。

辛亥革命雖然給人們帶來一絲希望，但其成果被袁世凱竊奪後建立起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專制代替了共和，軍閥連年混戰，使中國變得更加黑暗。1915年當毛澤東看到一師編印的反對袁世凱為復辟帝制，接受日本滅亡中國「二十一條」的《明恥篇》後，義憤填膺地在封面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國，在我學子！」的誓言。辛亥革命的失敗給這位青年愛國者帶來的強烈憤懣終於爆發了。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1918年4月毛澤東結合十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發起成立「新民學會」，重新開始了對救國道路的探索。

1918年8月，毛澤東畢業後為籌備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他在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期間，雖然生活清苦，但吸收了許多新鮮有益的知識，結識了社會名流和有志青年，參加了進步社團和活動，拜訪了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著名人物，特別是讀到李大釗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大開了眼界，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運動的實際領導者，在他領導下，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他作為《湘江評論》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在「創刊宣言」中熱情地歡呼十月革命，稱之為「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澤東站在「宣傳最新思潮」的前沿陣地，成為一名不懈奮鬥的實幹家。二

毛澤東通過大量社會實踐的歷練和對新思潮如饑似渴的汲取，經歷了辛亥革命和五四大潮兩次革命運動的洗禮，已轉變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加上其本身具有的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使他有條件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和經驗教訓作出開創性的客觀評價。

第一，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推翻統治中國兩千多年君主專制制度的歷史功績。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寫道:辛亥革命使人們有了「一層覺悟，知道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我們有話要說，有事要做，是無論何時可以說可以做的。辛亥而後，到了丙辰，我們又打倒了一次洪憲皇帝。雖然仍是少數所干，我們卻又覺悟，那麼威風凜凜的洪憲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自古以來皇帝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是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如今清朝皇帝被打倒了，洪憲皇帝袁世凱也被打倒了，那麼以後還有誰再敢當皇帝，去維護舊的統治秩序？既然皇帝被打倒了，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東西不可以被懷疑、不可以被拋棄呢？同時，在君主專制統治下，民主是與專制相對立的，對於人民來說民主只是奢望，是大逆不道的。而辛亥革命讓人們又有一層覺悟，即民主也是可以去追求，可以通過鬥爭去實現、去建設的。

第二，肯定了辛亥革命給中國帶來思想解放和民族覺醒。中國兩千多年來，在君主專制制度統治下，人民沒有人身和思想的自由。毛澤東寫道:"原來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干著奴隸的生活，只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皇帝當家的時候，是不准我們練習能力的。政治，學術，社會，等等，都是不准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辛亥革命後，"於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接著，毛澤東以犀利的筆鋒指出辛亥革命後國內外局勢已發生巨變，"異軍突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活劇，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好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這裡雖有些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但字裡行間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打開思想進步閘門，勢不可擋，已席捲全國，大大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醒，去為反對剝削壓迫抗爭到底，這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肯定了清末咨議局與同盟會的聯合，是辛亥革命成功主要原因。毛澤東指出:"溯源吾國民眾的聯合，應推清末咨議局的設立，和革命黨－－同盟會的組成。有咨議局乃有各省咨議局聯盟請願早開國會的一舉。有革命黨乃有號召海內外起兵排滿的一舉。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咨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黃龍""。辛亥革命的骨幹力量，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而清末咨議局則是清政府為預備立憲而設立的地方咨議機關，它們在武昌起義中成了合作夥伴。著名立憲派人士湯化龍是湖北咨議局議長，是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第一次會議的主席，各省咨議局聯盟請願要求早日召開國會。武昌起義後，他即時應變，通電敦促各省咨議局響應革命。湯化龍等雖是立憲派，但咨議局在武昌起義的關鍵時刻與同盟會革命黨人合作，漂亮地演出了"痛飲黃龍"的活劇。但他們很快就分道揚鑣了，"革命黨化成了國民黨，咨議局化成了進步黨"。毛澤東對於咨議局歷史作用的肯定，作出符合歷史的客觀評價，是很有必要的。三

毛澤東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歷史功績的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失敗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只是少數人的事情，沒有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得到他們的支持。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我們雖贊成他們的主義，卻不曾活動。他們用不著我們活動。"他從政治上闡明了沒有實現民眾的大聯合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幾年後，他更明確地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在軍事上，辛亥革命缺乏一支高素質的、戰鬥力很強的軍隊。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當時，旅居海外的留學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新軍則是清末編練的新式陸軍，與舊軍隊改編的巡防營是兩個系統。新軍大部分是新入伍的士兵，軍事訓練少、組織紀律差，"實系烏合之眾"。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沒能掌握住新軍。後來南方各省"擁兵自衛"，許多軍隊都指揮不動。這樣一支素質很差、沒有戰鬥力的隊伍，怎麼能取得革命勝利呢？

毛澤東早期對辛亥革命評價的基本思想觀點，同他以後大量的相關論述是相一致的，可以說這是個很好的基礎。著名學者胡適在1919年8月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表《介紹新出版物》一文，熱情洋溢地寫道:"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類新派的報紙。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而"《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胡適還專門肯定和讚揚了毛澤東撰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指出:"《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

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僅充滿了對祖國命運沉重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而且以執著的探索精神，嚴肅的科學態度，不斷向實踐學習，汲取營養；經過批判與否定，反覆與比較，最終拋棄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把孫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推向了最高峰，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改變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並使其顯得格外的凝重而富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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