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政治：中國的價值才是真正的普世

【編者按】： 近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組織了一場以「現代視域下的儒學與政治」為主題的儒家對話 。與談者皆是國內當代儒學領域最活躍和具有代表性的中生代學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干春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秋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丁耘，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四位對談，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郭曉東為主持人。 「康有為熱」這兩年為何再次升溫？儒家能為社會治理模式提供新的選項么？儒學的解釋力只限於中國的特殊語境還是具有普世價值？雖然同屬「儒家」陣營，幾位學者依然圍繞這些關鍵話題展開了激辯。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摘錄部分對話內容，分成兩篇，以饗讀者。此為其二。

「現代視域下的儒學與政治」對談現場：郭曉東（左一），干春松（左二），秋風（左三），丁耘（右二），白彤東（右一）。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於明志 圖。郭曉東：四位教授分別從自己的立場談了他們對儒學的看法。干春松教授向我們介紹了「新康有為主義」的基本主張和立場。秋風教授從董仲舒出發，認為董仲舒引領了西漢的第二次立憲。丁耘教授站在了左派學者的立場上，從歷史的視角出發為我們講述了儒學和政治的關係。白彤東教授則闡述了他對自由主義的廣義的論證。四位教授的發言各有特色。下面請各位分別談一談對其他三位觀點的看法。回到孔子，是為了返本開新干春松：白彤東我就不咬了，因為有很多外國的東西，我咬不動。我也是今天聽曉東說，才知道有「梁黨」的說法。梁啟超老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很少有一個穩定的主張。他與康有為有一個比較，他說老師太有主見，而自己太沒有主見了。那兩位說自己是「梁黨」是要說明自己是經常變的嗎？秋風對康有為的評價，很多部分我是同意的。但是秋風說，康有為把所有重要的問題都提出來，但是對問題的回答都是錯誤的。這樣一種全稱的判斷非常具有秋風論述的特點。我認為康有為提出的很多論題現在很難說就有了結論。比如他對於種族革命和建立一個國族的問題。中國未來究竟應該是國族建構還是像革命派那樣的種族建構？對於這樣的問題很難說已經有了結論。他在1903年前後提出的「廢省論」等這樣一些社會治理的原則，我認為恰好與秋風所說的鄉賢制度的一些東西相似。他自己舉的例子也是在西樵山附近他爺爺曾經做過一個鄉紳治理的實驗，類似於剛才秋風談到的鄉賢制度。我認為康有為對於我們的意義並不是說我們要接受康有為的很多結論。的確，在有些問題上能證明康有為是失敗的。他之所以能引起這麼多的關心和重視，是因為很多問題現在還沒有結論。我認為康有為的問題有三個。如何建國？如何立制？如何保存和發展儒家？這三個大問題現在都很難說有一個明確的結論。丁耘的發言始終是陰陽怪氣的。一會兒很委屈地說儒家的牌照是要別人發的，一會兒又羞答答地說被稱作「雜儒」還是可以接受的。丁耘的發言很像是站在外面諄諄告誡你們這些儒學家，這個問題應該怎麼想，那個問題應該怎麼想。看上去也不太像一個「雜儒」，更像儒家的一個總教頭，在背後指點江山，告誡我們不要只談政治的問題。我個人經常碰到這樣的問題。我比較喜歡談論儒家和制度之間的關係，於是經常有人會問我難道你不考慮心性的問題嗎？朱一新在和康有為論爭的時候曾經說過，儒家其實根本談不上政治和心性的區分，這兩個事情其實是一件事。很難說正心誠意是內在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外在的。在儒家看來，它們是一體的，沒有說治國平天下不需要正心誠意。丁耘告誡我們要不光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去看世界、歷史和人。我認為「新康有為主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康有為面對的問題恰好是由傳統的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過程。所以他所認識到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中國要面對這樣的一個世界，他考慮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中國要如何存在。他的「三世說」就是要重構一個新的歷史觀。馬克思對人的理解和康有為對人的理解的確有很大差異。康有為認為中國人所理解的人和西方所說的原子化的人不一樣。他認為中國現代制度要建立在對現代中國人的理解上。對於現代中國的人的理解歸納為很多方面，比如禮俗、人心。這種理解有他的歷史也有面對西方的理念上的進步。我相信丁耘的告誡從康有為那裡就能聽到的。我認為「新康有為主義」只是大陸儒家研究的一個面向。但是很多問題的確是從康有為那裡找到了靈感。我相信他們是試圖超過康有為而不是簡單地回到康有為。「康黨」是一個特殊階段大家不約而同有的一個反應。對港台新儒學有了反思之後回到康有為，不一定代表康有為就是這個回溯的終點。我相信回到孔子那裡是我們大家的目的。回到孔子的目的是為了返本開新。所有回溯的目的都是為了展望未來。回溯可能包括回眸和站在高處的回顧。回到經典一定是最重要的。我們也是要強調康有為對經典的重視。如果我們看馮友蘭的書或唐君毅的書，他們對於經典的態度是比較可疑的，應該有更堅定的態度。是否經典里包含著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我當然不這麼認為。經典是啟發我們找到答案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我相信丁耘一定是好意，希望我們眼光放得更遠一些。我也努力讓自己的眼睛睜得大一點，看得遠一點。中國才是真正的世界，「仁」才是普世價值秋風：聽了前面的討論，剛才突然有了一個靈感。百年中國的儒學歷史可能有三個傳統。一個是康有為帶來的經學傳統，我們現在有一個「新康黨」。另外一個是港台新儒學，從熊十力先生下來的哲學式的儒學傳統。現在學院裡面中老年學者基本上都沿襲這個傳統，主要做哲學史。我剛才很意外地聽到了白彤東說他是「錢黨」。其實我也是一個「錢黨」。我進入儒學的基本的知識資源是從錢穆先生那裡獲取的。我在研究生期間主要讀的就是錢穆先生的書。我的研究帶有很強的歷史學的背景。有一個經學的傳統、一個哲學的傳統、一個史學的傳統。這三個傳統也許對我們理解儒家在當代學術場域中的結構有一定的啟發。他們三個之間其實有很大的差別，相互也都看不起。我個人受到錢穆先生的影響比較大，我沒有受到蔣慶的影響，沒有受到康有為的影響。但是我也關注制度。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的整個論述都是在討論中國的制度問題。所以我也算是從史學的角度切入了政治儒學的範疇。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丁耘在給儒家指點的時候講到的，要有普遍主義，不僅僅要解釋中國。剛才幹春松教授已經清楚地指出，前一代的儒家在我看來基本上都是特殊主義的。港台新儒學基本上都是特殊主義的。他們認為中國只是一個普遍的現代世界中的一個落後者，中國因為種種的原因是一個後進者，中國被特殊化了。包括我們現在的人文與科學體系都是把中國特殊化。中國的知識在整個現代的知識體系中毫無意義。各位學法學的、經濟學的，有誰曾經認真地想過要讀中國經典以發展你們的理論？沒有一個人這樣做。因為我們都認為中國的知識是特殊的知識。「新康黨」、「新錢黨」這些人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的取向，那就是走向普遍主義。其實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而且中國才是真正的世界，所以中國的價值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我最近在讀陳來老師的《仁學本體論》，我受這本書的啟發準備寫一本書《仁政大綱》。陳老師這本書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把人確定為宇宙的本體。他建立的是一個普遍的哲學體系。隱含的命題是，「仁」才是普世價值。自由、平等、博愛都是次一級的價值。「仁」才是真正能讓天下成為一家的普世價值。而自由、平等、博愛都會毀滅這個世界的多樣性，以毀滅世界多樣性的方式來實現「同」。而「仁」會建立起一個包容多樣性的普遍的社會秩序。我們通過對中國人的理解來理解普遍的「仁」是什麼。而且我認為通過對中國人的理解所理解的那個普遍的「仁」才是真正普遍的「仁」。好的政治哲學應該是現實的烏托邦白彤東：秋風講到對待中國思想有經學、哲學和史學傳統。他進而把錢穆歸於史學傳統，這點我個人是不大同意的。我個人喜歡錢穆是因為他好像是在講歷史但是背後有很多很深刻的政治哲學的洞見。錢穆不像海外新儒家，用康德之類來通儒家，但他真正理解了很多西方政治的本質的東西，不像有些人以膚淺的方式跟著西方的自由民主走。丁耘的角色很有意思，一邊指點著儒家，一邊說他不屬於這個圈裡，結合了玉皇大帝和孫悟空的角色。剛才丁耘講到，說什麼政治藍圖都沒用，休克療法都沒用。我認為一個哲學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屋子裡想這個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這是哲學家的本分。世界如何去操作，那是政治家的本分。《理想國》裡面蘇格拉底講得很清楚，我們要畫出一個理想形態，這個理想形態世界上都沒有，但是我們可以去接近它。後來羅爾斯也說過類似的話，好的政治哲學應該是現實的烏托邦。不能徹底脫離現實，但是要有烏托邦性、超現實性。各人有各人的角色。我很認同自己學哲學的角色，學哲學就是要去空想一套東西。當然不能變成徹底的烏托邦，但是這與現實的政治操作是不一樣的。現在的政治已經走投無路，只能回到儒學提問觀眾甲：今天論壇的主題是「儒學與政治」。為什麼以儒學領域的學者為主？沒有政治學領域的學者？這樣從儒學的立場看中國現實問題會不會有片面性？如果我們換一個立場，從中國政治現實的立場看，我們應該去尋找怎樣把儒學和政治現實結合起來。如果我們更關心現實政治的話，我們就可能不僅僅關注儒學，還關注更多問題。（比如）如果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可能自由主義的東西是我們更需要的。秋風：這位同學很好地教育了我，讓我不能只從儒學看政治，也要關心政治，從政治角度思考儒學問題。我也不是搞政治的，只能從學術看政治。憑我有限的觀察，現在的政治已經走投無路，只能回到儒學。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的政治態勢。儒家學者都希望能回到儒學，但是我們有這個希望已經很多年了。也許現在它變成一個政治事實的可能性正在增大。這當然會讓儒家的學者更進一步地去思考去觸及那些更為具體的問題。這對於理論的生產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儒家不管在任何時候，是順還是逆，都會有自己的立場。現在可能很多人對儒學有誤解，我利用這個機會簡單地作一個回應。

對談現場觀眾。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於明志 圖。當務之急：通過教育重建一個合格的社會領導者階層提問觀眾乙：我想提問一下秋風老師。新儒家回歸現代社會，在左沖右撞中找到了一塊自己的領地。儒家憲制的切入點是哪裡？它的路線圖是什麼？其他思想和宗教的位置怎麼擺？秋風：儒學傳統在過去的100年其實也沒有斷裂。儒家的價值傳統就更沒有斷裂了，體現在百姓的人倫日用中。在我們的祖父母、父母身上都能夠看到儒家的價值。所以我們可以說儒家的價值在過去的一百年遭受到了猛烈的衝擊，也遭到了空前的有意的破壞，但是它並沒有斷絕。這是我們今日儒家復興的基礎。包括我們的學術。雖然我們剛才對港台新儒學有一些批評，但它畢竟是儒學傳統。儒學復興不是像孫悟空那樣憑空蹦出來的，而是有自己的儒學傳承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儒家復興是有自己的連續性的。關於儒家憲制如何展開？教育是根本。這就是儒家和現代的其他政治哲學理解政治不同的地方。儒家不會認為我們應該設立一個政體、設立一些權力的制衡就能解決問題。儒家關注人的養成。通過教育培養出一批士和君子，制度自然就出來了。所以我自己並沒有費心地設計政體和制度。因為這些制度和政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實踐的問題，是一個立法者的科學問題，而不是純粹的哲學思考問題。所以我認為在當下中國，教育的更化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需要重建一個合格的社會領導者階層。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建立起一套比較良好的社會治理秩序。這套秩序當然一定會跟西方不一樣。而且比西方更好。我們接受教育的過程就是自我殖民的過程提問觀眾丙：義務教育的教科書問題在東亞世界層出不窮。既然現在是儒學復興的階段，想要扶持儒家的人有沒有想過對教科書做一些改動？或者培養中學和小學老師對儒家的興趣？干春松：我們始終在考慮中學教科書的問題。我自己還參加過教育部關於加強中小學生傳統文化教育那個課題組。我還參加了很多次對中學老師的義務培訓。雖然參與的渠道有限，但是我們還是很關心如何加強中小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也希望能提高儒家價值觀在中小學中的傳播力度。丁耘：秋風的某些書明顯就是教科書的意圖。教科書的編寫問題主要涉及歷史觀的問題。能夠編寫並發行一種學生公認的教科書的前提是傳統派、革命派和改革派至少達成一個共同的說法。在此之前，恐怕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出現。所以，與其操心這個事情，不如盡量搞好研究工作。白彤東：秋風對上一個問題的回應落入了丁耘的圈套。丁耘說佛家有一套認證手續，儒家沒有。但是，佛家有認證手續，是因為它是一種宗教。禪宗就要從達摩到二祖、三祖乃至六祖等等這樣一直傳下來。儒家裡的經學傳統也是講傳承的。因此，順便說一句，這是我懷疑現在復興儒學的經學路向的另一個原因：經學要講傳承，但是這一傳承斷掉了。同時，對儒家有子學或者哲學路向，即將儒學當成一套哲學性的普世價值。如果是哲學，就不用傳承、認證。你喜歡柏拉圖的想法，你就是一個柏拉圖的愛好者。波士頓有很多自認的儒家式基督徒，這正是因為儒家有這樣的一個哲學與普世的向度，能夠被不同的人所接受。從這個角度看，認證問題是一個偽問題。回應剛才這位同學的問題。我是做哲學的，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發展一套想法，然後作為老師，傳播我的想法。中國的傳統被百多年的激進運動破壞了，所以需要我們主動地、大力地去重建傳統。對於這一點，我很尊重那些民間書院。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在體制之內恢復傳統。這一傳統不局限於儒家。比如，在中小學教科書里加大文言文的比例，加大古詩詞的比例。對於大學的政治課，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為什麼政治課里只講六十年的事情？！講課要按六十年和五千年的比例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在成了大學熱門專業。為什麼呢？因為學生畢業後能找到工作，因為每個大學都需要教政治公共課的老師。在英美，大學對通識教育的強調支持哲學系畢業的學生。而我們用類似的辦法，來扶持的是哲學與文化中的一個特殊的學派。如果能把這種扶持用在開放的傳統上就好了。這是我的希冀。我看不出來這樣的一種政府扶持會導致自由主義者常常擔心的政教合一式的壓制。秋風：我剛才一直在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剛才白老師也講到了讀經的重要性。讀經的教育在中國中斷了那麼多年，有一些人士致力於恢復中國讀經教育的傳統，我認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感謝他們。他們把我們久違的經典重新帶給了孩子們。不管這中間出現了什麼問題，我們都應該抱著善意的態度對待它。現在很多批評讀經的人帶著一種惡意。他們的理念就是中國人不應該讀經典，都應該去讀《政府論》、《聖經》，哪怕讀其他宗教的經典也比讀中國的經典更加高級。這是很多批評者背後一種十分可怕的理念。如果我們反省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教育。我想它是我們在所有領域中最失敗的領域。這種教育不僅沒有教我們成為一個中國人，相反它教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樹立起一個做非中國人的夢想。它交給我們的所有的東西都是要讓我們仇恨自己的文化。去自我下賤、自我殖民。我們接受教育的過程就是自我殖民的過程。我認為這樣的狀況不應該再延續下去了，再繼續下去中國就毀了。我最近寫的文章里有這樣一句話，蔡元培就是中國文明最大的罪人。但是終於在我們民間人士的努力下，教育終於要更化了，教育體系要發生一種革命性的變化，中國的經典將會逐漸地進入到教育體系中。這當然也有我們中國領導人的一種文化自覺，這是我們復興的機遇。有了這樣的變化後，中國的政治就能走上正軌。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大時代。這個時代的根本特點就是文明緩慢但有力的復興。希望大家一起致力於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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