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現在的年青朋友會錯過胡適?

文/吳榮

我總愛捧著胡適著的書或寫胡適的評穿梭於校園的人來人往間,身邊的人時來幾句嘲諷的調侃:胡適這個老古董早就過時了,你還看這死人的書幹嘛!如此輕浮的話從他們口中一出,襯出的是他們的無知,對胡適的一無所知。

歷史教科書那一丁點的輕描淡寫如過眼雲煙,年青人只知道胡適是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的一位北大教授,而後畢業了從教科書解放出來早已忘卻胡適為何許人也。年青人對胡適的無知,緣故不全在他們的錯,也許胡適有著不可推卸的「錯誤」,誰叫胡適一生熱戀自由與民主,他教別人容忍與自由,自己卻容忍不了馬克思斯大林式的獨裁;誰叫胡適畢生懷揣著美國式的憲政夢,對毛澤東的挽留作無情的不回首,毅然搭上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倉皇出逃北平,最後還狠狠放了一句:他們來了,既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面對勝勢已定的大陸,胡適的不識趣最終掀起日後的一場持久的「批胡」浪潮。胡適的一切著作都無法逃脫批胡組織的「火眼金睛」,哲學上歷史上文學上的思想觀點全部受到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標籤被強硬地貼在胡適身上。常人若是面對外界群眾性的中傷與打壓,結果不是瘋了便是傻了,但隔海而居的胡適還津津有味地讀著這一卷卷批胡文件,他的秘書胡頌平對此大惑不解,胡適笑呵呵地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反損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胡適當今的年青讀者自是鳳毛麟角,胡適「自作孽」的成分不可抹去,在意識形態嚴重的建國年代,胡適定然成為政治建設的犧牲品。對胡適的否定與封鎖,直接影響了一代代年青人的價值取向,在過去學風最好的時代年青人錯過了胡適,在現在浮躁的年代即使放開了對胡適的偏見年青人也正在錯過胡適。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風靡流行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他可以是同輩的好夥伴,長輩的忘年交,晚輩的好師友。可如今時過境遷,他的聲譽被恢復了,他也早已不知是下了地獄還是上了天堂,遺憾是人家對他的待遇越發冷淡,胡適的熱鬧也只是被作為學研界討論來討論去,相對於當年的婦孺皆知他該是寂寞地失落了。

胡適對年青人的關愛是被傳為佳話的,林語堂、李敖等人年輕困頓時就曾獲得胡適直接的支票的無償援助,傅斯年、顧頡剛等學生的思想一生受胡適影響頗大,紅學泰斗周汝昌所取得的矚目成就脫離不了當年胡適給予的相關指導。在「我的朋友胡適之」的美談里,胡適作為一個終身的教育者,當以年青人以自為傲而傲,必為桃李滿天下而得意。今非昔比,胡適若還活在21世紀價值觀混亂的今天,瞧見那些年輕學生追星的瘋狂舉動,聽聞諸多後生嗜好遊戲上網,目睹無數的晚輩在圖書館亦或書店面對胡適的等身著作無動於衷匆匆而過,胡適只怕真要大失所望了。

朋友同學們常常戲稱我為「胡適迷」,我不去揣測他們這話有何涵義發何動機,常常自己為此喜悅並深感自豪。能夠被胡適吸引勝過被如今的所謂「明星」們所吸引,胡適雖然不知是下了地獄還是登上天堂,但他的思想是不朽的;別看流行的明星們在舞台上活蹦亂跳,他們的光輝就如流星一樣只呈現於短暫的一刻。想起「司馬遷與漢武帝誰更偉大」這個問題,答案是前者比後者更偉大,解釋是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屬於文化,漢武帝開闢了漢武盛世功於政治,而文化是長久的政治只能是一時,這何嘗不與胡適跟明星的比較同一個道理。

胡適確實已經成為老古董,余英時曾說在知識日益進步的今天胡適的很多學術成就已顯得落後了。對於這個老古董我們是該摒棄了么?並非如此,胡適的思想在20世紀算是超前的,他提倡一滴一滴的改良,主張平和的態度,而今天我們提倡的「改革開放」、「漸進改革」、「穩大局」、「和諧社會」等等政策,恰是體現了昔日胡適的思想。在個人方面,胡適提倡樹立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強調努力的過程必會功不唐捐,教人不受人惑的法子,鼓勵個人努力發展個性,指出年青人最大的責任是把自己鑄造成器才能為家為國等等。這個老古董還真是件好寶貝,他要是被珍藏起來就太可惜了,我們要時時拿出來展示以使其光耀澤人。

余英時在《重尋胡適歷程》一書有句很煽情的話:在沒有胡適之的日子,我們讀余英時。這句意味深長的話語一方面表明余英時對胡適的高度知道,另一方面樸素地指出胡適的可讀性。年青朋友,讀胡適你將愈加意氣風發,年青朋友,讀胡適你將愈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邁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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