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更「專制」嗎?——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二十七）

書中自有黃金屋

相對於歐洲，特別是歐洲中世紀以來，中國政治體制迥然不同。

秦朝一統江山(公元前221年)之後，取消了周朝分封制，實行郡縣制，隨著度量衡、貨幣、文字等的完全統一，中國歷史進入實實在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

2000多年來，中國實行由朝廷統一委派官員治理各地，全國通行同一部法律、同一種文字和貨幣、同一個度量衡標準，只有一支絕對從屬於皇帝的軍隊。即便皇子公主獲得封地，也由朝廷大臣實施管理，封臣們不過是享受這裡的稅賦罷了。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中國2000餘年來一致的認識與實踐。中國的官員和百姓，都是皇帝的臣民，百姓與當地官員之間，只有上下級關係，從法律上講，他們的政治地位----人權是平等的。早在漢朝，朝廷就對地方基層組織的領導縣太爺的職責許可權作了明確規定，據《漢書·百官志》：「(縣令縣長)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作為縣太爺「治民」的手段，所謂「顯善勸義」，指的是要抓好文化教育工作，通過教化實現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所謂「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指的是要抓好法治，搞好社會治安;所謂「恤民時務」，指的是要體察民情，處理好日常民政事務;所謂「秋冬集課」，指的是要搞好對下屬的考核管理;而「上計於所屬郡國」，指的是要定期向上級領導報告工作。縣太爺並沒有高人一等的政治特權，至於官服、百姓見官下跪之類，不過是官員作為朝廷的代表或化身，所享受的一點虛榮罷了。

《劍橋中國秦漢史》從法律角度論述了中國官民關係和百姓的政治地位：「與其它的許多民族不同，中國人從來沒有把他們的法歸之於神授。」「(秦漢法律)目的在於暢通政府的職能，並以維護法律和社會秩序的手段來支持政府的穩定。這些條文表明社會世俗化過程中的一大進步。它們遠不是古典的，不再是僅建立在『自然法』或神權時代的風俗習慣上;它們非常清楚地表示了統治者的意圖。它們形成了一個完全具有實際含義的法規組合體，普遍適用於全體居民，只有那些繼續使用等級原則的領域是例外。……秦漢時期的爵制給受爵的人一些特權，包括犯罪減刑在內;但是除了擁有最高爵位者以外，其他列侯和貴族並沒有特殊地位。」「家長雖有權力處罰家庭成員，但至少在理論上他不能傷殘和殺害他們;即使處死奴隸也要提交縣令辦理。」除了「擁有最高爵位者」，中國大地上人人平等。

秦漢以來，官職成為一種職業。為官期間，官員代表朝廷享受相應的政治待遇，作為酬勞享受相應的經濟待遇，作為個人事業的「成功」享受社會的尊敬。但是，沒有誰保證其後人可以為官，實際上，他本身很可能出身寒微。

秦漢以來，中國百姓的社會地位遠高於同時期的歐洲百姓，是毋庸置疑的。中國百姓，只要他有足夠的才能，可以通過正當的渠道去做官，甚至當上宰相;有冤屈，他甚至可以大張旗鼓地去告御狀，雖然未必能成功，但是法律賦予他這一權利。和窮書生登龍虎榜一樣，民告官的成功例子不勝枚舉。作為百姓，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去讀書，可以去種地，可以去經商，除非皇帝下旨，沒有人能夠干預他的合法行動，因為他不附屬於任何人。倘若官員一定要干預，唯一合法的手段是：「教化」。

秦朝的誕生及其確立的政治體制，基本確定了此後2000餘年中國社會的走向。

自秦朝以來，曾經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的「貴族」，逐步在中國大地上消失了。這正應了孔子的一句話：四海之內皆兄弟。

與歐洲長期實行世襲制度、貴族制度不同，在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貴族制度、身份世襲制度便逐漸解體，各國君主紛紛主動向有識之士敞開入仕大門，逐步進入到學者治國階段。只要肯頭懸樑錐刺股，有才高八斗的真功夫，布衣也可一夜之間身掛六國相印。朝為布衣暮登卿相，人才濟濟，百花齊放，成為春秋戰國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據《劍橋中國秦漢史》：「許倬雲根據對春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516人及戰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713人所作的統計研究，發現後一個時期出身微賤的人的百分比兩倍於前一個時期：春秋時期為26%，戰國時期為55%。……一個新的地主和官吏階級以種種方式，到戰國後期已經形成，它是整個中華帝國史中一直作為統治精英的學者----紳士階級的鼻祖。」

漢朝將為國育才、選才法制化。據《劍橋中國秦漢史》：「仕途可以使一個人從吏員的卑賤身份變成某官署的高官，從而成為制定國家政策和做出重大決定的政治家。」「從理論上講，仕途對所有的人都開放，但事實上對商人和巫師有限制，有時還限定商人入仕所必須的財產額(生民無疆註：指禁止財產太多的人做官)。」「吸收文職官吏主要是通過地方官員或朝廷高官的推薦。他們被要求物色有適當的品質、即德才兼備的人;有時他們奉命尋找能批評國事的人。如果一個官員舉送的人證明不是合格的人選，這個官員就會受懲罰。自公元102年起，建立了分配名額制度，以確保帝國各地按人口比例定期輸送人才。」 「對送到都城的候選人有時要進行考試，這些人被要求回答人們感興趣的問題。」「武帝時期(公元前141----前87年)開始建立的太學，可能對知識的教育有極大的推動。在太學裡，可以補充一批通曉國家活動或者精於行政先例的人士。……太學的目標是培養官員。」

所謂「物色有適當的品質、即德才兼備的人」，就是「察舉制」，主要內容為「舉孝廉」。漢朝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自下而上的人物品行才學的品評考察，各鄉村、郡縣會根據百姓口碑將人物分為若干等次，這類似於今天的民主測評、推薦制度。列入「優秀」等級的人選，政府還會派官員微服私訪實地考察，確認真實可靠後，將「群眾公認」的德才兼備者推薦朝廷考選任用。

漢朝根據公議遴選人才，也鼓勵自薦，全社會勇於自薦，敢於擔當，人才輩出，朝氣蓬勃，從皇帝、皇親國戚，到士大夫、平民都充滿催人奮發的進取精神。衛青、霍去病、張騫、班超、班勇、傅介子、趙充國等等，無以計數的英雄無不是「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 漢朝尚武，張騫出使西域，馬援出征匈奴、烏桓，李廣年過六旬願為前鋒，趙充國以七十高齡自請平定羌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鄭吉等文臣亦常常率兵出戰。歲舉之孝廉，也是經過一定軍事訓練後，再安排擔任實職。

漢朝誕生了一個富於教養、以天下為己任的新階層----「士」。 《劍橋中國秦漢史》轉述了桓譚對「士」的描述：「鄉村的士以其關懷和忙於家族事務著稱;縣治一級的士精通文學;郡一級的士忠於其上級，是正派的行政官;中央一級的士是心胸寬大和有才能的學者。在所有這些士之上是國士，這是一些其才能遠遠勝過平民的人物，他們思想豐富，具有遠見卓識，他們能規劃天下大事，並取得巨大成就。」

正是這個階層，或者說是一種文化，或者說一種情懷，主導了中國2000餘年的歷史，至今引導著全國的讀書人。我們背誦「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我們高唱「把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我們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無不是在賡續這種偉大的精神，傳承這一偉大的文化。

在漢朝察舉制的基礎上，隋唐創造了科舉制。到了宋朝，門戶觀念從中國大地銷聲匿跡。

有唐一朝，除開其它科目，據統計，共計錄取進士6762人，平均每年23人。宋朝科舉發展到極致，300年間，共取士11萬人。

早在唐朝，以個人才學踏入職場大門的規則，便得到社會的認可。唐高宗時期的著名宰相薛元超有一段著名的話：「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及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到了宋朝，趙家的子孫也紛紛走向考場， 2500餘名宗室子弟獲進士出身，憑著個人的才華贏得社會的尊重。

宋真宗寫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讀書改變命運，在中國確實是這樣的。北宋共有宰相71人，其中進士出身的65人;副宰相153人，其中進士出身的139人;分別佔92%、93%。

韓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說：「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孤苦的韓愈，通過科舉官至吏部侍郎、省部級幹部。

歐陽修四歲喪父、家貧無資，其母用棍子在地上寫字，教他讀書識字。通過科舉，歐陽修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也就是副總理級官員。

范仲淹靠在附近山上醴泉寺寄宿讀書(也許是寺院辦的「宏志班」吧)，通過科舉，也官至參知政事、副總理級官員。

明朝總理級的楊士奇、嚴嵩等大官，出生貧寒。大名鼎鼎的曾國藩，祖祖輩輩是農民。

再大的官，如果子孫不喜讀書，最多可以靠他這棵大樹獲得一個品級低微的小官(歷代有制：官員達到一定級別，朝廷可安排一個兒子做相應級別的小官，相當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頂替」吧)。但是，在科舉取士的年代，靠蔭庇入仕，下輩子也別想進入主流社會。

我們可以確定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在中國大地上，最晚從隋唐開始，在宋朝基本形成這樣一種局面----除了皇室成員，在政治地位上，全社會成員是平等的，無一例外的都是皇帝的子民，沒有任何人可以特殊;全社會有官、民兩個階層，但社會角色轉變的機會是均等的，沒有任何人可以特殊。

這與歐洲歷史有著本質的區別。長期以來，直到拿破崙掃蕩歐洲大陸之前，歐洲平民的兒子永遠是平民---即便你再富，貴族的兒子永遠是貴族---哪怕他再窮。整個歐洲，每個人的社會角色是先天的，誰也沒有辦法改變，除非國王開恩。

我們都看過《鍘美案》，陳世美是一個窮得透頂的書生，祖祖輩輩只怕沒出過一個有身份的人。他一不小心考中狀元，並被招為駙馬。公主嫁給出身貧寒的狀元、榜眼、探花，在中國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在歐洲，門第懸殊的人聯姻，除非冬雷震震夏雨雪。歐洲最浪漫的愛情故事，無非「王子與公主」、 「農夫與村姑」的自由戀愛。英國王子娶法國公主，法國公主嫁奧國王子，才是正常的。如果國王娶了平民女，他的王位保不保的住，也得另說。

包偉民、吳錚強在《宋朝簡史》中，有一段十分有價值的論述：「趙宋政權主要依靠士大夫階層作為其統治的基礎，作為選官制度的科舉制度全面發展，從而對宋代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宋代科舉失敗者中也有不少人會從事其他職業，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仍通過文學或學術活動，而保留著讀書人----或者說儒士的身份。無論成敗，圍繞著科舉制度而形成的這個儒士群體，就是宋代的士人群體。與前代相比，這個士人群體沒有與生俱來的特權身份，沒有世代相傳的官職，大多來自平民階層，入仕者在失去官職後，也還是會淪為平民，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社會階層。」

這個階層，就是我們今天通過高考晉陞為讀書人的知識階層，即所謂「社會精英」。

有人曾經對中國科舉考試大加鞭撻，主要罪狀之一就是「讀書做官論」。

如此思維邏輯甚為古怪。跟我們一樣，古人讀書也是為了「改變命運」。數百年甚至1000年前，沒有工廠企業和科研院所，也沒有銀行和證券公司，更沒有跨國公司，可供全民選擇的職業，除了種地、經商，就是做官了。貧寒人家土地有限;經商，平民百姓拿不出本錢。當官待遇豐厚又穩定可靠，能夠較快地改變貧寒子弟命運。有此一途，為何不走!再則，如果讀書人都不做官，這世界又會怎麼樣?難道像同時期的歐洲，搞貴族世襲制才對不成!

嘲笑古人讀書為了做官，好比責怪諸葛亮貴為丞相不用空調而總拿一把扇子在手，無知又滑稽。

對明顯優於西方的歷史遺產，也要化神奇為腐朽，除了心理陰暗，沒有其它的解釋。

與士大夫治天下

在中國歷史上，朝臣與國君之間的關係，絕不像影視劇中「皇帝聖明」那麼簡單。凡是讀過高中的人，都學習過《孟子》、《戰國策》的一些文章，從中可以看出，國王們是以相當平等的態度對待大臣、說客的。這姑且不論，我們專談漢朝及其以後的事情。

法國的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對中國皇帝有一個定義：「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這就是說，中國皇帝擁有天下的最高權力。

事實上，除了少數個人修養極差者，中國皇帝的權力是受到嚴格約束的。中國有高於憲法的憲法----儒家學說。皇帝們膽子再大，也得孔子的話。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皇帝必須按規矩出牌，臣子必須精忠職守;但是，任何情況下，臣子必須「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人格得到充分尊重;倘若皇帝太混蛋，就「乘桴浮於海」，別陪他玩了。亞聖孟子來得更直接：「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皇帝怎麼對臣子，臣子就怎麼對他，沒什麼道理可講的。因此，即便在清朝，皇帝也必須認真處理每一位大臣的奏章，即便這奏章很不招人喜歡。

君主治國，主要靠大臣。

在分封制的歐洲，官職主要是世襲的。1190年，法國國王查理頒布「聖旨」：元帥一職由安茹伯爵的世襲地佔有;諾曼底將軍這個職位，則屬於烏梅家族世襲財產。基佐評論說，「這就是戰爭的一個全面指導者，一個唯一賦有指揮軍隊、指揮作戰的權力的將軍。許多文職官制已經變成世襲的了;但高級軍事官職如果變成世襲，其危險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許多場合，封建的特權就是如此。」當然，不是所有的官職都能世襲的，需要文化的官職就必須交給有文化的教士來擔任。

中國的龍椅是世襲的，但官位交給有才之人，即所謂天子傳子，宰相傳賢。皇帝們很尊重賢才們，想方設法發揮他們的聰明才幹。

漢朝開始試行皇帝領導下的三權分立。《劍橋中國秦漢史》說，漢朝中央「政府由兩級組成，即三公和九卿。……三公的職責是議政與監督，負責全面地指導;九卿則負責規定的行政範圍的特殊任務。……三公這一集體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組成。三人之中丞相的地位最高，被描述為皇帝的助手，對國家各種事務都有責任。作為『行政的首腦』，上奏給皇帝的公文必經他手，因此他可以行使權力有選擇地上呈下級官員提出的建議。有時同時設兩個丞相，作為分割最高權力的手段。御史大夫一職對有野心的丞相說來是一個牽制。與丞相一樣，御史大夫關心的是向下級官員發布命令;他的特殊責任是考察文職官員的表現。有時他甚至負責檢查丞相對國事的處理;作為政府工作記錄的持有者，他能考查建議中的措施是否與國家已制定的規定相矛盾。……從理論上講，太尉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與另外兩公平級。」

但凡有重大政務，皇帝一般是召集文武百官，在宰相的主持下舉行朝議。決定權固然在皇帝之手，但是，倘若宰相有不同意見，可以行使諫諍和封駁權，可以明確表示「不奉詔」或者「封還詔書」，要求天子重新決策。決策一旦敲定，一般是將詔書交給宰相，由宰相根據具體情況予以落實。漢代宰相擁有類似於當今「國務院辦公廳」的丞相府，工作人員最多時達三四百人，自主權很大，可領兵作戰，可參與審判，可任免下級官員。

漢朝官員普遍得到皇帝的充分尊重，當宰相到來，皇帝要起立施禮之後再坐下;中途遇到宰相，皇帝也要下車相互行禮之後再上車。漢朝皇帝大多頗為開明，聽得進、容得下反面意見。漢武帝親自審閱的《史記》，便留下了許多關於漢武帝本人的不光彩的東西。漢代各級官員大多敢做敢當，朝氣蓬勃，赤心報國，勇於建功立業，與此十分不開的。

唐朝也是搞三權分立，建立了更科學合理的三省分權的中樞政務機關。中央設中書省負責決策，設門下省負責審議，尚書省專施執行。尚書省下轄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大部門，具體實施軍政事務。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又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設立政事堂，將這三大衙門的首長，以及其他一些有識之士，集中在一起商議國事。三大衙門的首腦，一般都成了宰相角色，而中書、門下的首長，是當然的宰相。

唐朝行政運轉程序為：凡有軍國大事，皇帝將方案的起草工作交給中書省。中書省將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審閱修改後發還中書省;中書省將修改後的文稿送交門下省。門下省審議後，如認為沒問題，就轉交尚書省執行實施。倘若門下省認為不妥，則「封還」中書省，中書省必須重新起草，奏報皇帝，如此這般，再走一次同樣的程序。這樣一種決策程序，既保證了決策的科學性，也大大約束了皇帝的隨意性，因此，國家大政「鮮有敗事」。

唐朝皇帝固然可以自主地任免宰相，但是他的決策必須經過這種程序。為了防止皇帝與某一宰相串通，唐制，皇帝與宰相們共商大事時，必須所有宰相同進同出。皇帝可以單獨接見其他官員，但不得單獨與個別宰相會面。

對這些未必很聽招呼的宰相們，皇帝也很大方、很大度，即便是很討厭某個宰相了，皇帝一般不會公報私仇，而是安排到某地當個刺史，給予不錯的待遇。良好的政治環境，使得唐朝士人都很有個性。唐「玄宗和姚崇一期騎馬打獵，然後討論政治。他問姚崇是否願出任宰相。姚崇答覆說，除非玄宗接受十條改革綱領，否則難以從命。……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唐高宗新建的幾個宮室比較豪華，狄仁傑便上書痛斥營造官員司農卿韋弘機，這位倒霉的官員拍馬不成，反倒下了課。太學生魏元忠上書評朝政提建議，高宗見他說得有理，立馬讓他為官。明顯譏諷皇帝祖宗的《長恨歌》，居然可以大張旗鼓地在社會廣為傳頌，而且宮廷內也毫不避諱。

宋朝的中央政府與唐朝有所區別，在保留中書門下政事堂負責行政決策的同時，實行軍政分立，設立了三軍總參謀部----樞密院。中書門下的首長為當然的宰相，樞密院的首長則享受副宰相的待遇，這就是宋朝的兩府。

宋朝有「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準則，宋朝皇帝與宰相之間人際關係也較唐朝更為輕鬆和諧。宋人呂陶說：「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註：從四品)，悉稟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正四品)而下，即已經進擢，或記祿至中散大夫者(註：從五品)，皆由堂出，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註：正六品)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宰相們可自主任免四五品官員。四五品，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廳局級幹部。宋廷對官員十分關照，只要不是嚴重違法，一般都是降級使用，給條出路;犯了嚴重過錯的大臣，也多是貶謫邊遠窮困之地。

宋朝皇帝大多有修養有才華，十分尊重朝臣意見。比之唐朝，皇帝的隨意性也大了不少，但是，宋廷的民主氣氛濃厚。倘若宰相們堅決不同意皇帝的決定，要麼皇帝收回成命，要麼宰相提出辭職。這兩種結果，宋朝都曾出現。因為寇準的堅持，宋真宗不得不北上親征;因為不接受宋神宗修改新法的指令，王安石主動辭相。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宋朝，一朝宰相一朝臣，也是客觀事實。一人就任宰相，便重組「內閣」，朝中重要崗位一概任用志同道合者。甚至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也隨當政者的學術觀點而變化。歐陽修將古文「運動」進入了科舉之中;王安石執政以後，「士大夫頗垂意律令」，王安石主編的《三經新義》變成了學校教科書;史彌遠當政，程朱理學成為正統。無論我們怎樣理解、解釋，都必須承認這一事實：皇帝給予丞相充分的政治舞台。

宋朝是一個思想自由、學者如雲、出版業高度發達的年代，且不說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傳播自由，僅在儒學內部，就大有百家爭鳴的氣象。在宋朝，朱子理學只是儒學眾多學術流派中的一支。與理學代表人物朱熹在學術上爭論不休的儒家著名學者就有：「心學」的陸九淵、「湖湘學派」的張栻、「金華學派」的呂祖謙、「永康學派」的陳亮、「永嘉學派」的葉適等。他們創辦書院，親自講學，出版專著，圍坐論道，將中國思想文化推進到精緻無比的新階段。「山海青山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挖苦當朝天子耽於歌舞不思復國，南宋朝廷也不追究。

無疑，宋朝及其以前，是士大夫主導社會的時代。皇帝所謂的專制，更大意義上，在於挑選自己中意的人擔任百官之首的宰相。

事皆朝廷總之

今天，人們每談及中國的落後，無論對人對事，往往歸罪於「封建」，歸罪於「中國2000年封建社會」。這些看似深刻的結論，其實毫無歷史依據可言，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封建與專制往往被人們聯繫在一起。什麼是專制?在《現代漢語詞典》解釋有二：君主獨掌政權;憑自己的意志獨斷專行。通俗地說，專制，便是一個人說了算。

什麼是封建?《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一種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封給宗室和功臣，讓他們在這土地上建國。我國周代開始有這種制度，其後有些朝代也曾仿行。歐洲中世紀君主把土地封給親信的人，形式跟我國古代相似，我國也把它叫做封建。

封建的內涵是「分封建國」，那麼，封建制度、封建主義、封建意識等等，都是「分封建國」的衍生物了。

一般認為，封建社會是在奴隸社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國商朝、夏朝也許是奴隸制社會;但周朝則應該是封建社會。眾所周知，周朝在全國範圍內主要實行 「井田制」;西周雖有國人與野人之分，但是，「國人」統治的「野人」也是井田制治下的自由人。楊寬先生在其《西周史》中表示：「井田制度是古代村社制的土地制度，是很明顯的，不可能做其他的解釋。在古代村社中，主要耕地屬於集體佔有，有集體耕作的耕地，也有平均分配給各戶使用的份地，集體耕作的收入原先是用來支付公共費用的。井田制度正是如此。」 「大概我國古代村社的大小是不一致的，最普遍的是十家，也還有百家的，千家是極少數的，單位名稱在各個地區也是不同的，有稱邑和里的，有稱社和書社的，也有稱鄉的，又有稱聚的，商鞅變法時就曾把鄉、邑、聚合併成縣。」「中國原始的村社和各國的村社組織一樣，由長老作為他們的領導，負責組織和監督勞動生產以及其他公務，在成員之間有著相互協調的習慣。等到村社隸屬於國君和貴族，長老就成為國君和貴族的屬吏，雖然外表上仍具有村社代表的身份」。

《春秋史》(朱順龍、顧德榮著)說：「公元前685年，齊國管仲首先採用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稅法，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徵收不等額的賦稅。據《管子·稱馬》說，其內容還包括『均地分力』和『與之分貨』兩個方面。也就是將土地分給耕種者，實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在此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賦稅制度。」「在春秋時代，隨著世卿世祿制被官僚製取代，地方行政組織也逐漸由采邑制轉為縣、郡制。」

楊寬先生也說：「自從春秋戰國間有縣制的設立，就逐漸把這些鄉里的組織統一起來」。

在中國大地上，勞動者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與享有采邑的貴族之間，還是與政府委派的官員之間，都只是一種國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不存在人身依附關係關係。西周也好，東周也罷，都曾將大量戰俘當作奴隸使喚。漢朝也有奴隸存在，據美國學者韋慕庭研究，漢朝有不足全國人口總數的1%的人為奴隸，多為罪犯及其被罰沒入官為奴的家屬，或者以身抵債者。倘若以此作為「奴隸社會」的依據，二戰時期，就不只一個國家仍處於奴隸社會階段了。

今天，許多人對中國歷史上「封建」、「專制」的認識或印象，皆源於明、清。

明、清是無宰相的朝代。沒有宰相，也就沒有了「封駁」，沒有了不同意見，皇帝說啥就是啥。一個軍長，手下既無副軍長，也沒有參謀長，這支軍隊命運如何，全看軍長的了。

從朱元璋廢相開始，天下大小 「事皆朝廷總之，」沒有皇帝的「批紅」，什麼也辦不成。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這八天時間裡，朱元璋收到各類奏章1666件，涉及3391件事情。朱元璋夙興夜寐，廢寢忘食，事必躬親，認真處理了每一件事情。不得已，他設立了一個秘書班子，來協助自己處理繁雜的事務。

朱元璋是親手打天下的，在守天下上不敢有絲毫懈怠。憑空坐上龍椅的後人，未必就這麼認真了。明朝萬曆年間，明神宗20餘年不理朝政，出現許多官員退休或者死亡後，長期沒有新的官員接替的嚴重問題。官員選拔權在皇帝一人手上，而皇帝又不管事，日積月累，大量工作停擺。甚至發生了因案件無人審理，被抓入牢房的嫌疑犯把牢底坐穿的荒唐事。

我們也許奇怪，明朝那麼多皇帝既不上朝，怎麼還能控制政局。由於國家不設丞相，軍政大權由皇帝一個人掌握，皇帝不上朝不髮指示，至少在大事上沒有一個說了算的人。仁宣時期出現了被後世當作丞相的「大學士」、「首輔」，清朝有所謂軍機大臣，實際上，這大學士、軍機大臣，僅在「級別」上與丞相相當，在行政權力上，與丞相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一定範圍內的事情，丞相可以不需奏請而作出決策，以朝廷意志頒行。而大學士、軍機大臣，對任何事情只有「票擬權」，即提出處置建議供皇帝參考，是否採納，完全取決於皇帝。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不帶「長」的參謀，沒有任何指揮權。如果皇帝不表態，大家唯有一個處理辦法：拖。

我們總在說「專制」，這，才是帝王專制。

所幸的是，明朝經過太祖、成祖兩位強勢皇帝的文治武功，將周邊的各種勢力清剿的差不多了，將內部可能造反的「藩王」整治的服服帖帖了，他們的後人基本上沒有遇到強有力的內、外部威脅，胡作非為仍可為太平天子。

宋朝不一樣，北宋有遼、西夏、金等強悍對手，南宋有強敵金、元。有宋一朝，基本上沒幾天安生日子。宋朝皇室有一個可怕的家族病----癲癇病，俗稱羊角瘋，宋孝宗有這毛病，宋理宗很多時候糊裡糊塗。宋朝國家大政並不完全依賴皇帝，所以一切運轉正常。

唐宋時期，皇室好比出資人，即股東，皇帝是股東會的全權代表，而丞相班子就是國家的經理班子。丞相班子根據皇帝的治國思路，在皇帝的授權下負責國家的日常經營。皇帝固然有權隨時任免丞相，但是，只要丞相在位，便享其利、謀其政、行其權，皇帝一般都很尊重丞相的決定，不越權干預。丞相班子少則三人，多則五六人，國家大政的失誤也就少了。

而明清，皇帝將股東、董事長、總經理一肩挑了。國運繫於一人，那就可怕了。

明清之交的黃宗羲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清朝的皇帝們固然很勤政，但是，將諾大個中國交給皇帝一個人，累死也是管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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