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日常生活

周恩來、鄧穎超手牽侄兒侄女漫步中南海

中南海在明清時期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位於故宮紫禁城西面，屬於皇家園林西苑三海中的南部兩海。西苑三海又名太液池，為一長條狀的湖泊，湖上有兩座橋，將湖隔為三部分，按這三部分的位置，分別稱為北海、中海、南海。偏北的長橋將西苑三海整體又分成兩大部分：北側的北海，現今已闢為北海公園；南側的中海和南海，中海為大，南海為小，二者在狹窄的連接處為一小橋隔開，合稱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

筆者1951年隨父親陳伯達進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陳家搬出中南海，前後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

隨著年齡長大，逐漸懂事，我才知道我們住的地方屬於中南海的乙區。不知從何時起，中南海從南至北劃分為甲、乙、丙三個區。每個區都在分界處的路口上設立了崗哨，乙區的人可以隨便到丙區，但是不能隨便到甲區。從此我再也不可能隨便到南海的瀛台等處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內的各區是這樣劃分的：甲區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所在地，乙區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在地，丙區為國務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內進行了大的調整，中央宣傳部陸續遷出中南海，搬到景山東面的沙灘去了。乙區劃歸中央辦公廳管轄，但甲乙區的劃分仍維持不變。中宣部搬走以後，原來屬於中宣部的一批院落進行了大的翻修，成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領導人的住宅。這些新搬來的領導人有鄧小平、陳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們與此地的老住戶李富春、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等，都屬於乙區的居民。

住在甲區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此外，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衛士長李銀橋也住在甲區。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住在中南海東岸西苑門內劃歸乙區的飛地「東八所」。住在丙區的有周恩來、李先念、林伯渠等。還有一些領導人，五、六十年代並未住在中南海，他們當中有陳雲、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帥中除朱德、彭德懷、陳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包括林彪、劉伯承在內，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兩區統歸中央辦公廳管轄後，仍維持甲乙區的劃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了照顧毛澤東夜間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習慣，確保毛澤東、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人的安全，所採取的一種安全措施。

中南海內主要有一條沿著湖泊西岸，貫穿南北的柏油馬路。這條路在南段伸往毛澤東住處的路口處設置的崗哨，是甲區和乙區間的主要崗哨。白天，崗亭的欄杆經常攔住路口，禁止所有車輛通行，以避免車輛行駛聲打擾毛澤東睡眠。到了夜間，這裡敞開路口，放行車輛。

乙區和丙區間的主要崗哨，設置在同一馬路北段的游泳池門口。崗哨以北屬於國務院的範圍。在南北兩個主要崗哨之間，迎春堂和游泳池以東，直到中海岸邊，是一片開闊的場地。場地東北角臨水處，幾株高大古樹扶疏枝葉的掩映中，有一座形態奇巧的假山，與國務院那邊臨水處的紫光閣相對映，形成了湖邊最好的景緻。然而，每逢懷仁堂召開重要會議，懷仁堂門口的場地不敷停車使用，這片湖邊的場地就變成了主要的停車場。

懷仁堂位於中南海西大門（中南海有兩個西門，靠北的較小，屬於國務院，人們常說的西門或西大門，屬於中央辦公廳）內廣場北側。五十年代，懷仁堂經過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築規模依舊，只能容納1000餘人。建國初期，北京沒有什麼大型會議場館，懷仁堂即被用作國家主要的會議禮堂使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在這裡舉行的。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後，懷仁堂里就不再舉行大型會議了。

中南海主要的景緻大多都在甲區，這對住在乙區的人們不免是件憾事。不過，每逢周末晚飯後7點多鐘，位於甲區的兩個娛樂場所允許乙區的人們光顧。這兩個場所，一個是春藕齋，一個是西樓餐廳。

春藕齋位於頤年堂旁邊，也是古老的建築，殿堂前後有種蓮藕的水池。頤年堂是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開小型會議的地方，普通人是進不去的。春藕齋則是周末舞會的場地，偶爾也放電影。這個地方我記得自己只去過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們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電影《桃李劫》，還有幾次是看當時亞洲電影節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兩畝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這一次，劉少奇也去了。記得當時觀眾不少，到了放映的時間，卻遲遲不開映，說是要等領導人，等到劉少奇來了，電影才開映。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中央下文禁止舉行舞會，春藕齋也就不再舉辦娛樂活動了。

20世紀60年代中南海春藕齋舞會上的毛澤東

西樓位於中南海西大門內南側。這裡有幾棟灰色磚瓦的新建築，被一道不高的灰磚牆圍著，組成一個單獨的院子，因為屬於甲區，圍牆東西兩側的門，有崗哨守衛。西樓是對圍牆內建築的統稱。這些建築主要包括：位於院子南面的兩棟外觀相同的五層小樓（下大上小，頂層只有一間房），偏東邊的樓為劉少奇的住宅，偏西邊的樓為朱德的住宅；北面靠近圍牆處有一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三層辦公樓；在這三個樓的東邊，南北走向的一個較大的建築，是西樓餐廳。

西樓餐廳原本是為領導人就餐而蓋起來的一個特灶食堂。它的東半部分是廚房，西半部分是餐廳，北邊有一過廳連通二者。廚房很寬大，可容四、五個大師傅同時做菜。餐廳寬敞豁亮，室內約有兩層樓高，地面大約比一個籃球場稍大些，鋪著平滑的原色木地板。西樓餐廳在中南海的實際生活中並不只是餐廳。它有時被用來召開小型會議，成為會議廳。現代史中有名的西樓會議就是在這裡開的。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的晚上，西樓餐廳經常放映電影，又成了兼職的電影廳。

西樓餐廳放電影是賣票的，一般的電影兩角錢一張票，上下集的電影三角錢一張票，與當時外面電影院的票價差不多，或者還稍貴些。放映的電影以國產片為主，也有蘇聯和友好國家的，偶爾也有香港片。這些影片大多數都早於外面的電影院在這裡上映。六十年代以後，不再放映香港片了。

每逢放電影時，餐廳靠南邊的位置都樹立起一個大屏幕，把靠北邊的不多幾個餐桌收拾好後，即在屏幕前擺上普通的坐椅，作為觀眾席使用，坐椅第一排放幾個沙發，作為首長席。放映機則安置在緊北邊靠近過廳處。一個很簡單的電影廳就這樣布置好了。

中南海里的人以警衛戰士為多，作為居民的人並不多，警衛戰士不能參加居民的娛樂活動，所以到西樓餐廳觀看電影的觀眾也並不很多。經常去看電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過一百多人。領導人中常看電影的，只有李富春、蔡暢夫婦，楊尚昆、李伯釗夫婦。劉少奇、朱德、陸定一、胡喬木偶爾也去看，他們去看的多半是國產新片，屬於「審查片」。其他領導人則極少去看電影。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眾娛樂場所，同時也是健身場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於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兩個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內游泳池，均設計得很典雅，在裝飾上，並不華麗，但也是不同部位鋪設不同的瓷磚，非當時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對中南海的居民開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內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澤東、劉少奇等少數領導人使用，池水可加溫，冬天也可以游泳。

在整個經濟困難時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數居民一樣，都經歷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飯要糧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但在副食品供應方面，他們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東墻外北長街的一個院落內，有個被稱為供應站的單位，專門負責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供應。那時，這裡的設備並不先進，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塊進行冷凍儲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貨架，儲存著從生產部門和市場上選購來的各類食品，包括糧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贈送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也都由這裡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單獨起灶做飯的一些領導人的廚師，都是來這裡購買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著到市面上的菜市場去購買。有一些在市面上難以買到的名牌煙、酒，也可以在這裡買到，但購買的數量受到限制，這類東西是憑特供證定量供應的。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領導人的伙食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

管理領導人伙食的部門是西樓餐廳，又稱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樓餐廳就餐的人有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在這裡打飯回家吃的有陳伯達一家。表面上看西樓餐廳直接服務的人家並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裡單獨起灶做飯的領導人的廚師，也大多是從西樓餐廳派出的，所以這裡的廚師最了解各個領導人的伙食情況。

有一次，我隨李景如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坐著等候時，因為到餐廳吃飯的人都還沒來，一個廚師就過來和我們閑聊：「你們家的菜好做，一會兒就得。你們家五、六口人吧？一個月八、九十元的伙食，最多時也不過一百零幾塊（餐廳每月底結帳，收取各家的伙食費），在這兒是低的啦。林伯渠老倆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塊。不過他們老倆掙的多，年紀大了，又沒子女在身邊，吃好些也是應該的。在這兒吃飯的幾家，數楊尚昆家的飯不好做，他們老愛吃西餐大菜！」

楊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釗年輕時在蘇聯居住多年。他們愛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釗的衣著也保持著蘇聯人的習慣樣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著厚襪子而不穿褲子，在中南海里顯得很特殊。

其他人的伙食情況，我未曾耳聞，但我知道劉少奇一家的經濟狀況是不太寬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會太高。

劉少奇家裡人口多，除三個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飯外，其餘五個孩子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為劉的前妻王前所生，後三人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蕭蕭）都隨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樓餐廳吃飯。當時劉少奇雖然工資高，但王光美參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級幹部，月工資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錢太多的事，他們家是難以承受的。

除了劉少奇家經濟不寬裕外，困難時期，李富春、蔡暢夫婦一家的糧票也比較緊缺。那時，他們老倆有個外孫，小名叫安德列，和他們住在一起。安德列父親是蘇聯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羅斯人，而且起了個俄式的小名。

有段時間，不知為何，安德列常單獨一人去西樓餐廳吃飯。一次我和李玉元去打飯，正遇見一位廚師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訓斥安德列。我們見狀只好退坐到擺在東牆根的椅子上。廚房裡叮叮噹噹的炒菜聲淹沒了廚師的說話聲。過了一會兒，安德列走了。李玉元問廚師：「什麼事呀？」廚師說：「他吃飯有好幾天沒給糧票，那哪行啊？我在給他上政治課，催他趕緊交糧票。」

中南海的大人們除了中央召集會議時聚在一起外，私下裡的來往稀少到幾乎屈指可數。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們難以想像的。

1952年9月，毛澤東親自為程潛中南海操舟

首先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範圍內串門，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走訪過中南海里的其他住戶。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們偶爾造訪過。例如，建國初期毛澤東曾登門拜訪過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劉少奇曾去過宋慶齡和賀龍的家。

凡是來我家串過門的領導人，只要是我在家裡遇見或聽家裡人說起過的，我都留有印象。記得朱德來過一次，是陳伯達剛搬家到迎春堂時來的。彭德懷夫婦來過三次。陳毅剛搬家到中南海時來過一次，後與周總理共同來過一次。周總理1965年獨自來過一次。胡喬木、陸定一來過兩次，我也都沒在家。彭真來的次數較多，陳伯達也去過位於台基廠的彭家，並帶我去過一次。康生來過三次，陳伯達也去過康家。陶鑄來北京開會時來過三幾次。李雪峰夫婦來過一次。周揚來過兩三次。王震來過一次。葉飛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帶領十幾位福建省的幹部一起來過一次。薄一波來訪的一次，則是1965年陳伯達已將家中書籍等物搬出中南海，在新建衚衕原顧維鈞舊居進行安頓的時候（1966年底陳家全部搬至此處），陳伯達的公務員李景如目睹了薄一波到新建衚衕拜訪陳的情形。另外，陳伯達與張鼎丞也有來往，曾帶我去過一次張鼎丞的家。

還有一些當時不屬於領導人的知名幹部，如艾思奇、鄧力群、田家英、王力、楊波等，也曾多次到過陳伯達的家。

田家英在五十年代初期與陳伯達來往頻繁，直到毛澤東親口告訴陳伯達，田家英在背後講他的壞話，兩人的關係才出現了無可挽回的破裂。

（摘自2014年8月1日微信號「經濟觀察報書評」 作者 陳曉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