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魏晉詩文

魏晉詩文 鵬 鳴 建安詩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漢獻帝移都許昌，改元「建安」，於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企圖重建統一大業。同時，他不斷招納才士，在北方形成一個文學中心。建安年代並包括其後若干年的文學創作，習慣上就稱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既延續了東漢中後期文學發展的方向，同時也在特定的條件下，使漸進的演變過程呈現為顯著的轉折，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轉變時期。 這種轉變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說的，一方面，由於社會的變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視個體價值的思潮，從而使文學表現出作家從自身立場出發的對社會與人生的思考，對美與理想的追求。而當時的社會，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和接連不斷的饑荒、瘟疫，人口大量喪亡（其中包括社會上層人士 ），到處是令人慘不忍睹的破敗景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王粲《 七哀詩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曹操《 蒿里行 》），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於傳統價值觀念的動搖，個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們在感時傷亂的同時，也更強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暫的悲哀。但是，以曹操為首的建安文學家，又多是注重實際的政治家，他們有著力挽狂瀾的雄心和自信，並且把建立不朽的功業視為短暫生命的延續。這種感情也在他們的創作中充分表現出來。憂時傷亂、悲嘆人生短暫、渴望不朽的功業，都是非常強烈、十分濃重的感情，三者結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學具有異乎尋常的感染力。前人稱建安文學「悲涼慷慨」，劉勰《文心雕龍 》也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這些都說得很中肯。 這種悲涼慷慨的感情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表現形式。過去，文人的文學創作集中於辭賦。東漢後期出現文人詩歌開始興起的苗頭，但尚不足以動搖辭賦的主導地位。到了建安時期，辭賦領域中抒情的小賦取代了體物的大賦。但是，對於上述悲涼慷慨、深厚濃重的感情，不要說體物的大賦，就是抒情小賦也不能承擔恰當地表現它的任務。因為，抒情小賦所創造的也是由鋪陳、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涼的感情則要求在表現上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說，沒有一篇抒情小賦是具有慷慨悲涼之氣的。因而，文人創作的中心，就從辭賦轉移到詩歌，形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歌的創作高潮，並從此奠定了詩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主導地位。 建安詩歌一方面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加以發展、改造。就繼承方面來說，從漢樂府民歌中興起的五言詩形式，被建安詩人普遍使用，加以發展，並成為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最基本的形式。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對文人詩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而且，採用樂府詩題，沿襲樂府民歌中常見題材的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文人詩中佔了很大的比例。 就發展和改造方面來說，首先，過去作為詩歌主體的樂府民歌，是一種社會性的集體創作。它們由某些無名作者最初寫成以後，在流傳過程中不斷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現出作者的個性特徵。而建安時代，就不大有作品無署名的現象。這些與作者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個人的特殊經歷、情感和獨特的審美愛好緊密聯繫在一起。這就促使詩歌向風格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其次，漢樂府民歌中敘事詩為數較多，因為帶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為普通民眾接受，得到廣泛流傳。而建安文人詩絕大多數是抒情之作，即使採用樂府詩題，也很少具有故事性。再次，過去作為文人文學之主體的辭賦的某些特點，也被帶到詩歌領域中來。辭賦最顯著的特點是語言華麗，而樂府民歌一向是樸實無華的。建安詩人中，不乏作賦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們的詩，也明顯帶有華麗的傾向。而且，在辭賦中較早就被大量運用的駢偶手段，在詩歌領域內，也是由他們率先使用的。這些駢偶（即對仗）詩句，還顯示出有意錘鍊的痕迹。總之，建安文人的詩既受了樂府民歌的影響，同時開始向文人化的精緻華美轉變。這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開端。曹丕說「詩賦欲麗」，正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文學觀念。不過，建安詩歌雖有趨向華麗的一面，但並沒有過分使用典雅深奧的書面語言，也沒有過分的繁縟、鋪張，以致文句鬆弛，妨礙情感的表達。一般說來，作品的語言仍然是明朗、淺顯、緊湊而富有力度感的。 曹氏父子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時代政治的中樞，又是文壇的領袖。他們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許多文人，開創了一代文學風氣。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終遭到失敗，但在文學上卻取得最大的成就。他的詩歌創作，在許多方面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方向。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 今安徽亳縣 ）人，有《 魏武帝集》。父親曹嵩是得寵宦官曹騰的養子，官至太尉。曹操也憑藉著家庭的勢力，年滿二十即舉孝廉為郎，步入官場。在漢末大亂中自聚兵馬，建立了可以抗衡群雄的軍事力量。建安元年，受封為丞相。繼而於官渡一戰擊敗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袁紹，逐步統一併實際統治了北部中國。曹丕代漢建立魏朝後，追尊他為武帝。 曹操的家庭具有某種特殊性。作為宦官的曹騰和作為宦官養子的曹嵩，原來的出身無疑是很微賤的。而漢末宦官擅權的形勢，卻使他們顯赫一時。但是，這種家庭原本並沒有什麼高貴的血統作為憑依，加上時代風氣的影響，所以曹操很少受傳統倫理觀念和價值標準的束縛。在政治上，他重視實效，而蔑視煩瑣的禮儀與虛飾的道德，所以崇尚形名之學，以嚴刑峻法來保障自己統治措施的貫徹實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卻很隨便。史書記載，曹操生性機警，為人通脫。所謂「通脫」，就是無所拘泥、固執，個性和感情能夠率真地表現出來。他的文學創作，也同樣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曹操的文學成就，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他的現存作品，都是曾經配樂演唱的樂府歌辭，從音樂分類上說，以《相和歌 》為主。過去，文人寫作樂府歌辭，大抵限於祭祀儀式上用的《 郊廟歌 》一類。至於《 相和歌》，則主要產生於民間。雖然在宮廷和官僚的宴會上，常以此作為娛樂，但上層的文士，是不屑於親自寫作的。東漢後期雖有蔡邕等人留下少量的歌辭，但只是個別的情況。曹操對這種民間文藝形式的愛好，表明他並沒有受到上層社會的偏見與習慣的束縛，而更重視利用民歌形式來滿足自己的抒情需要。這可能與他的家庭也有某種關係。其祖父曹騰，曾為黃門從官及小黃門。而宮廷中所需的音樂等娛樂，就是由黃門這個官署執掌的。所以曹操具有很高的音樂修養，並且一生對音樂保持了濃厚的興趣。由於他的影響，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詩人，也寫作了相當數量的樂府詩。可以說，在把作為民間文學形式的樂府詩改造為文人文學重要形式的過程中，曹操起了關鍵作用。 正因曹操的樂府詩脫胎於漢樂府民歌，所以其中有些作品並不是寫自己的經歷，而是沿用民歌中常見的題材。比如《卻東西門行 》，抒發了征夫長期從軍征戰、思念故鄉的悲哀，《 善哉行 》「自惜身薄祜」一篇，以代言的形式，描繪了孤兒的痛苦。另外，像《苦寒行》，雖然可能與曹操的某一次具體的軍事活動有關，卻是用了士兵的口吻來寫的。「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 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所表現的當然不會是主帥曹操的生活，而是士兵勞苦思家的情緒。這些詩明顯繼承了漢樂府民歌反映現實的傳統，以同情的態度，表現了下層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民歌反映現實，一般來說眼界比較狹小，對於重大的政治事件，則很少涉及。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而又心懷雄圖的曹操，其眼界要廣闊得多。他的詩，像《薤露 》、《 蒿里行 》等，就是直接反映漢末重大歷史事件的，這就突破了民歌的傳統。下面是《 蒿里行》：「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總共八十個字，概括了關東各州郡首領合兵討伐董卓，然而由於人人心懷異圖，導致戰事失敗，繼而袁紹、袁術兄弟一則謀圖廢立皇帝、一則自立為皇帝，以致戰禍連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實，猶如一幅歷史畫卷。語言簡潔，氣魄宏大，感情深郁，在樂府詩中是前所未有的。 那些抒發人生情感、表達政治抱負的作品，具有更鮮明的個性特點。比如《 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這是一篇用於宴會的歌辭。全詩由兩個相互聯繫的主題組成：一是感嘆時光易逝、人生短暫，一是渴慕賢才，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實現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為生命短暫，它才彌足珍貴；追求不朽的功業，不僅是一種社會責任感，而且是為了使個人有限的生命獲得崇高的價值。從「人生幾何」發唱，以「天下歸心」收結，詩中流動著一片悲涼慷慨、深沉而雄壯的情調，這正代表著建安詩歌最為感人的一面。 此外，《 步出夏門行 》也是一篇格調相近的傑作。詩的第一章（《 觀滄海 》）描繪大海的壯闊景象：「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正是詩人胸懷的象徵。第四章（《 龜雖壽 》）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句，抒發了英雄之志，給人以奮發之感。這首和《短歌行 》都是四言詩。《 詩經 》之後，四言詩已經衰微，曹操的詩是難得的優秀作品。 遊仙詩在曹操的作品中也佔有一定比例，內容大抵是感嘆人生無常，幻想長生。這些詩藝術成就不高。其中《秋胡行》「晨上散關山」一篇，虛構了一個遇仙而追隨不得的情節，表現人生惆悵之感，意境頗為美好。只是現存詩篇錯訛較多，有些地方已無法讀懂。 曹操是一個叱吒風雲的亂世英雄，審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詩絕少華美辭藻，結構也不很精細，喜從大處落筆，語言古樸，氣勢宏偉，內涵厚重，抒發感情往往悲涼慷慨，跌宕起伏，顯示出鮮明的個性色彩。樂府歌辭從他開始，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親打下的基礎，代漢做了皇帝，國號魏。曹丕博學多識，勤於著述，對文學創作也很重視。他的詩作中樂府歌辭與古詩約各一半。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題材，善於寫遊子思鄉、思婦懷遠之情。語言也明顯帶有民歌的特點，通俗流暢，不過比一般民歌略顯得精緻。抒發感情，以委婉細緻見長。五言體中，《雜詩 》二首風格與《 古詩十九首 》略近，文辭清綺，語淺情長。七言《 燕歌行》二首尤為著名，今錄其二：「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首詩利用了七言詩的長處，音節和諧舒緩，描摹細緻生動，感情纏綿動人，語言清新流麗，取得了多種效果的統一，成功地表現了一位婦女在不眠的秋夜懷念丈夫的情態，既不脫離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創造。漢代張衡的《四愁詩 》，尚留有騷體的痕迹，語言也比較質樸。與之相比，《 燕歌行 》顯得更加成熟和優美，因而在七言詩史上是一個新的標誌。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詩歌風格與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一些風格不同的詩。如《 飲馬長城窟行 》、《黎陽作 》、《 至廣陵於馬上作 》諸篇，記敘軍旅生活，雖不如曹操的詩那樣蒼涼悲壯，但也頗有氣勢。《 至廣陵於馬上作》的前半部分：「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雲江水廣，一葦可以航。」可以說氣度不凡，可惜後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稱。另一類記宴遊的詩，如《芙蓉池作 》、《 於玄武陡作 》等，則與曹植的詩一樣傾向於華麗。這些都顯示了建安文人詩脫離民歌風格的一面。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曾封為陳王，死後謚「思」，故世稱陳思王；有《 曹子建集》。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對當世及後代文學影響最大、後人評價最高的一個。曹植自幼聰明，才華出眾，一度受到曹操的偏愛，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圍繞繼承權的一場明爭暗奪。最終，由於曹植放縱不羈，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與老練，而歸於失敗。曹操死後，曹植受到曹丕的嚴厲迫害，他名為王侯，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獲咎，如同囚徒。明帝曹叡繼位後，曹植的處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懷壯志，無從施展，終於鬱郁而死。 曹植的生活和創作，可以公元二二0年曹丕稱帝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其前後期的作品，內容與風格均有明顯不同。曹植早年處於連年動亂之中，目睹了社會所遭到的巨大破壞，這必然給他的前期作品帶來深刻影響。雖然他的直接描繪社會亂離的詩歌只保存了《送應氏 》和《 泰山樑甫行 》二篇，仍然值得重視。其中《 送應氏》尤為出色：「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曾為東漢都城的洛陽，一度繁華無比，經董卓之亂，成為廢墟。此詩由皇宮而民居，從城市到鄉村，逐步開展，描繪出一派蕭瑟凄涼的景象。洛陽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點。作者對洛陽的憑弔，實際包含了對整個社會、整個漢末歷史的哀傷，內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寫了個人的志趣與抱負。如《 白馬篇》，雖是遊俠題材，詩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實際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表達了作者對壯麗人生的追求。《篇》則直抒胸臆：「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視上路人，勢利唯是謀。」「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呈現出一片豪邁氣概。這些詩大多情調開朗，富於進取精神，同時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 此外，因為曹植前期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與曹丕一起，以貴公子的身份與曹操屬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寫下不少記敘宴遊及唱和贈答之作，如《公宴 》、《 侍太子坐 》、《 鬥雞》等，大抵情調平和，辭采華麗，很有些貴族氣。這一類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為突出。這種詩當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內涵，但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它反映了建安時代詩歌題材不斷擴大，更多地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反映了隨著文人文學集團的出現，詩歌的娛樂性與社交功能更加明顯了。曹植後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作品的內容與風格發生顯著變化。那種雍容華貴的詩作極少再出現，一些表達不甘閑置、要求施展才能的願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樣豪邁自信，而是顯得深沉悲涼。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寫了對個人命運的失望，和對曹丕政治集團的怨恨。這些詩文中，充滿受壓迫的痛苦，對自由生活的嚮往，以及預感生命將在屈辱與碌碌無為中消耗、失去其應有價值而產生的悲哀。 這裡有的作品是用比興、象徵的手法寫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內心的不平與哀怨。如《 美女篇》，形式模仿漢樂府民歌《 陌上桑》，但主旨改變了。詩中逐一鋪寫女主人公的美麗、高貴之後，這樣結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透露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痛苦。又如《吁嗟篇》，以蓬草為風所吹，四處飄蕩的形象，象徵自己屢被遷徙，不能與親人相聚的命運，表達「願與根荄連」的願望。另有一些作品，則用激切的語言表現內心的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贈白馬王彪 》。這首詩作於黃初四年（ 223年），當時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與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強令分道而行。全詩分七章，感情豐富複雜。旅途的艱辛，骨肉分離的悲傷，對人生的失望，對曹丕不敢明言的憤恨，對監視者的詛咒，兄弟之間強作豁達的慰勉，層出迭現，真切感人。 在曹植後期的詩中，還出現一種從根本上對人生表示懷疑、否定的傾向。這是因為他既不能放棄對於人生價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現實矛盾有任何解決的可能。《贈白馬王彪 》末章說：「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天命可疑，神仙虛妄，人壽不永，現實世界只是一片黑暗。本來，建安文學具有一種開朗亢奮的基調。但這種基調是建立在對追求人生價值的自信的基礎上的，當嚴酷的權力鬥爭破壞了這種自信以後，詩歌的格調就隨之改變。由此開啟了正始文學的風氣。但從根本上說，曹植早期詩歌的激昂之氣與後期詩歌的悲哀情調，有其相通之處。正是因為建安文人對於自由意志和生命的價值有著熱烈的追求，當這一追求受到抑制時，他們的悲哀才如此強烈。從這一點來理解正始文學，也是同樣道理。 曹植前後期的詩篇，在內容上雖有上述明顯的不同，但都感情充沛，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而尤其重要的是，通過他一生的創作實踐，他把文人的藝術修養、文人文學的傳統與樂府民歌的特點結合了起來，既吸取了民歌的長處，又改變了民歌單純樸素的面貌。《詩品 》評他的詩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黃侃《 詩品講疏》又加上「不離閭里歌謠之質」，曹植的詩歌確實兼具這兩個方面。具體地說，以下五點很值得注意： 第一，曹植現存詩作中，樂府詩佔有近半數。但這些詩基本上都不是配樂演唱的。劉勰《 文心雕龍》謂之「無召伶人，事謝弦管」。這是樂府歌辭文人化的明顯標誌。 第二，和建安時代其他詩人一樣，曹植也寫了不少沿用民歌題材，模仿民歌風格的詩。但他並不是單純地模仿，而是加以適當改造，有時結合騷體的象徵手法，在那些遊子思婦的形象中注入純屬於個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 》、《 吁嗟篇 》，以及《 七哀 》和《 雜詩 》中的幾篇，都是如此。如《 雜詩》之四：「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這裡把《 九歌》中所謂「美人遲暮」的哀怨與漢樂府民歌的風格相結合，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和對有限生命的惋惜，淺顯而雅麗。較之曹丕比較單純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 》一類，更富於個性，內涵也更為曲折豐富，耐人尋味。 第三，曹植詩的結構大多頗為精緻，很少平鋪直敘。特別是開頭，常常以幾句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寫，渲染出特定的氣氛，籠罩全篇。如《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二句，以激烈動蕩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處境的險惡；《 七哀》「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濛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詩哀怨的基調。所以沈德潛說他「極工於起調」（《 說詩晬語 》）。這雖然是從民歌的比興句學來，但它在全詩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興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為強烈。 第四，「詩賦欲麗」是建安文學的普遍現象，而以曹植最為突出，對後人的影響最大。與民間樂府不同，他的詩往往有鮮明的色澤，並已較多使用書面語，講求華美、工整和刻畫的細緻。只是並不顯得深奧。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仗的運用。建安以前，辭賦乃至散文都已明顯趨向駢偶化，但在詩歌中，還沒有人有意識地運用這一修辭手段。建安時代，曹植、王粲作為辭賦的高手，開始將它引進詩歌寫作中來，曹丕等人偶爾也有嘗試。和對仗同時出現的，是鍊字的現象。像曹植的詩句「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贈丁儀 》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 侍太子坐 》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 公宴 》），其中的動詞都經過精心錘鍊，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這樣的詩句在他的作品中雖然佔比例不大，但在以後的文人詩中，卻是越來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詩中，開始有較多的自然景物描寫，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這同樣是在漢代民間樂府中很難見到，並對後代文人詩影響很大的現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節：「清夜遊西園，飛差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詩歌創作中把文人文學與民間樂府結合起來的五個主要之點。他在這方面的突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過程中佔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 曹植現存的辭賦，包括殘佚的在內，有三十多篇，可見他於此用力甚勤。這些作品可以說代表了建安辭賦的轉變。其特點，一是篇幅短小，沒有漢代流行的長篇巨制；二是題材廣泛，各種內容都有。其中《鷂雀賦》用對話形式寫一個動物寓言，是賦作中很少見的；三是抒情性強，與作者的生活、思想關係密切；四是語言華麗而流暢，沒有堆砌辭藻的弊病。 《 洛神賦》是曹植的代表作。內容虛構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對此篇的寓意，猜測很多，但都無法確實證明。在曹植以前，陳琳、王粲、楊修都寫過《神女賦 》，都是模仿舊傳宋玉所作《 神女賦 》、《 高唐賦 》，可見這一題材在當時很流行。曹植的《 洛神賦》也是這一風氣下的產物。恐怕他只是假託一個神話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華到詩意的完美形態。比較前人所作，《 洛神賦》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意繾綣卻又因人神殊途而無法交接的惆悵哀怨，避免了這一類作品中常見的掩蓋在神話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調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對神女容貌、情態的刻畫，非常細緻生動，前所未有。如開頭一節：「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 這裡用了一連串最為美好、靈動的形象來比喻神女，華麗的語言中充滿生氣，給讀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滿足。 建安諸子中的主要詩人 曹丕在《 典論·論文》中評述當世文人，特別標舉了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稱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時代重要的文學家。其中除孔融的情況較為特別，其餘六人都依附於曹操。他們與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學交往，形成一個文學集團，在其他一些傑出作者的參與下，共同開創了建安文學的興盛局面。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 今山東鄒縣西南）人。年輕時避亂荊州多年，後歸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銳意進取，然生當亂世，羈留他鄉，故作品多感時傷事，自悲不遇。其詩、文、辭賦均有成就，前人常將其與曹植並稱，劉勰《文心雕龍 》則譽之為「七子之冠冕」。詩歌的代表作有《 七哀》二首，第一首作於從關中到荊州時，記下了戰禍的慘況：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詩中將個人的不幸與社會的不幸、民眾的苦難結合起來。「路有飢婦人」一節，採用樂府民歌的手法，以具體而典型的情節，刻畫出亂離的慘狀，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結，使詩意深入一層。《七哀》之二作於荊州，寫漂泊之中思鄉懷歸的心情，主要通過寫景來襯托內心的孤獨與苦悶，汲取了辭賦的長處。王粲詩的某些特點與曹植相似，如喜用對仗，辭采華麗。《七哀 》之二的寫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對仗的。 從寫作時間來說，他運用這一修辭手段還早於曹植。《 雜詩》中「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之類的詩句，可以明顯看出追求華美的傾向。 王粲當時即以擅長辭賦著稱，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斷。完整的只有《 登樓賦》，是在荊州登麥城城樓所作，寫羈旅之愁與懷才不遇的悲哀，與《 七哀》之二內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語言精美，多用駢句，寫景與抒情結合緊密，是魏晉時期辭賦轉變階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較好的作品，有代劉表所作的《與袁譚書 》以及《 難鍾荀太平論 》等。 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 今山東守陽縣 ）人。在當時以五言詩著名，所作語言簡潔，注重氣勢。鍾嶸《詩品 》稱讚他的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這是因為這些詩多抒發個人情懷，而表現出高遠的志趣。如《 贈從弟》三首之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陳琳，字孔璋，廣陵射陽（ 今江蘇寶應 ）人。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 今河南開封）人。他們都曾為曹操掌管書記，當時軍國書檄，多出於二人手筆。他們也擅樂府詩。陳琳有《 飲馬長城窟行》，以對話形式，寫秦代築長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 駕出北郭門行》，寫一個孤兒為後母虐待，在親母墳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漢樂府民歌，語言也很樸素。這種故事性很強的樂府詩，在建安時代已經不多見了。阮瑀另外有幾篇風格不同而頗值得注意的詩，如一首佚題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落恆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這些都是從普遍的意義來寫人生的可悲，認為不幸是生命的最終結局，思想和曹植後期的詩有些相似。這顯然也是正始文學的先導。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詩，多有「憂生之嗟」（《 文選 》 李善注語 ），與其父不無關係。 七子中的徐幹在當時以賦見稱，但作品流傳者少，倒是保存在《 玉台新詠 》中的《 室思》詩較為有名。應瑒的詩以現存的幾篇而論，較少特色。七子之外，楊修、吳質、丁儀、繆襲、繁欽等，在當時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欽的《定情 》詩，以一連串排比句寫女子對情人的摯愛和期待，顯然受到民歌的影響。 建安諸子以外的詩人 通常所言建安文學，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們周圍文人的創作。但此外還有一些作者，是應當注意的。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蔡琰，字文姬，是一位傑出的女詩人。她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熏陶，在文學、音樂等各方面均有較高修養。漢末軍閥混戰中，被董卓的軍隊擄走，後流落到南匈奴，滯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與蔡邕為舊交，遂出資將她贖回，重嫁董祀。今傳署名為她所作的詩有三篇：五言和騷體《悲憤詩 》各一篇，騷體《 胡笳十八拍 》一篇。三篇的真偽問題都有爭議。一般認為五言《 悲憤詩 》確為蔡琰之作，《 胡笳十八拍》系後人偽托。 五言《 悲憤詩》記述了她從遭擄入胡直到被贖回國的經歷，將紀事、抒情、議論密切結合，寫出時代的動亂，胡兵的殘暴，民眾的悲慘遭遇和個人不幸的命運。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歷史畫卷，以強烈的感情，真實的筆觸，反映出那一可驚可怖可痛可泣的社會情狀，令讀者不能不為之感動。如記述董卓軍隊擄掠平民的一節：「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這裡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細緻的描寫，深刻有力，觸目驚心。又如記述自己與親兒永別，準備回國的一節：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一面是久別的故國，一面是親生骨肉，不能兩全。這種選擇，確實令人肝腸寸斷。孩子一連串的責問，使詩中的感情氣氛顯得無比沉重。從寫作特點來說，這首詩結構嚴謹，剪裁精當，語言具有高度的表現力，足以代表當時五言詩的發展水平。 正始詩文 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但習慣上所說的「正始文學」，還包括正始以後直到西晉立國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作。正始時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們的主要成就在哲學方面。後者又稱「竹林七賢」，指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詩歌成就最高。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 今河南尉氏 ）人，阮瑀之子，有《 阮嗣宗集》。他博覽群籍，尤好老、庄。為人狂放不羈，任情自適，鄙棄禮法。正始年間曾任尚書郎、大將軍曹爽參軍，二次均以病免歸。司馬懿執政，召其為太傅府從事中郎，以後相繼為司馬師、司馬昭的僚屬。晚年做過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稱之為「阮步兵」。阮籍年輕時「有濟世之志」（《 晉書 》 本傳），自視很高，世人對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馬懿請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種借招納名流以擴大自己聲望的手段。但隨著司馬氏篡權圖謀的顯露，政治風雲日趨險惡，阮籍只能放棄了往日的雄心。他的處境十分艱難。他對司馬氏集團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不僅不能公開反對，而且身為司馬家的幕僚，被捲入政治旋渦而無法擺脫。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來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違心之事，多少維護了個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導致殺身之禍。但這對英銳高傲、思想警敏、個性強烈的阮籍來說，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學成就，主要是《 詠懷詩》，其中五言詩八十二首，四言詩十三首。前者尤為著名，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這些詩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態度，尤其是對於人生問題的反覆思考。只是，由於處境的危險，他只能用隱蔽的象徵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筆曲折，含蘊隱約。所以鍾嶸《詩品 》說他「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辭，厥旨淵放，歸趣難求」。 不過，儘管《 詠懷詩》所牽涉的具體的人物事件已無法探求，但並不是說這些詩是無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許多篇，雖是從現實感受出發，卻又往往超脫具體事實，推廣為人生的根本問題，詩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發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體味。首先，《詠懷詩》中顯然有一部分憂憤傷時之作。如第三首：「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前人多以為此詩暗喻魏晉之際的政治狀況，表現正直之士難以自保的憂患，大約是不錯的。此外，憑弔戰國魏都遺址的第三十一首，詩中「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云云，表面是懷古，真意卻在於諷今。 還有一些詩，表現了作者不甘碌碌無聞，渴望建功立業的願望。如第三十九首「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學一樣的慷慨激昂之氣。只是這一類作品在《詠懷詩 》中為數甚少。 《 詠懷詩》的核心內容，是帶有哲理性的對人生問題的思考，並且集中於個人的內在意志與外部力量相衝突，生命從根本上無法獲得自由這樣一個命題。 在這方面，同《 古詩十九首 》及建安詩歌一樣，《 詠懷詩》中也反覆發出諸如「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之類對人生短促的感嘆。不過，在《 古詩十九首》中，追求現世的享樂，追求友誼和愛情，被當作解脫途徑來歌詠；在建安詩歌中，追求不朽的功業，被視為有限生命的延續。換言之，阮籍以前的詩歌，是把自然規律視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認為在社會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脫的道路。而阮籍則不同。他雖然也看到自然規律的作用，但他更強調社會力量對人生的壓迫。 在《 詠懷詩》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脫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追逐富貴使人傾軋相爭，以致覆滅；「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樣，使人喪失自我，喪失本性，虛幻無價值。建功立業，確實是阮籍所嚮往的，但這並不是個人可以隨意選擇的道路。「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遇與不遇，為命運的偶然所決定，生活在不幸的時代，個人能有什麼作為？家庭、朋友之情誠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現實隨時可以奪走它們，愈加喚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凄愴懷苦辛。」而且，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虛偽、怨妒、猜疑、背棄：「人知交友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仇。」《詠懷詩》中雖多處寫到對神仙世界的嚮往，但這只是一個虛幻的影子，作者並沒有把它當作真實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長生，在這樣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願延年，延年將焉之？」在阮籍看來，現實猶如一張大網，使人無處可逃：「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還對人生作了一個總的描繪：「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這裡指出，人生由於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因而是極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會。社會充滿矛盾，充滿危險，一切都不可預測，再多的智慧也不足應付。因而人的一生焦慮重重，如懷湯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過了人世的一切危險，另一種力量也必將使你毀滅，那就是死亡。 我們應當注意到，阮籍雖然厭惡司馬氏集團的所作所為，但他並不是從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權的一邊來反對他們。如果說司馬氏奪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虛偽而卑劣的，那麼過去曹丕登上皇帝寶座，還不是用了同樣的手段？作為哲學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種具有廣闊歷史意義的悲哀。所以，他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詠懷詩》中形成一種強烈的生命孤獨感。第一首就表現了這種感情：「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月色如水，寒風拂衣，孤鴻悲鳴，宿鳥驚飛，在這一片冷漠枯索的氣氛中，主人公獨處空堂，徘徊憂思。這裡所描摹的並非實有的場景，也未必隱喻著什麼具體的事件，而只是借詩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徵的手法，寄託一種絕對的孤獨感，一種幽深而難以名狀的愁緒。除了這一首外，還有好幾首類似的詩篇。如第十七首，寫遙望整個世界空無一人，唯見失群的鳥獸驚惶奔飛，效果十分強烈。這種從生命本質意義上提出的孤獨感是過去詩歌中從未有過的。阮籍是特定時代中的悲劇人物。歷史喚起了個性的覺醒，促使人們以極大的熱情去追求人格的尊嚴、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誠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卻並不給這種追求以實現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並不是沒有意義的。確實，從未有人像他那樣把人生描繪得如此沉悶、孤獨、陰冷，但這並不純然是消極的東西。它比前人的文學更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壓迫人性的本質。而且，人們從《詠懷詩 》中，同時也感受到了對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執著的愛戀。它對生命的哀嘆，也是對生命的歌頌。 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過程中，《 詠懷詩》也帶來了重大的改變。在此以前，詩歌的主體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人詩，其內涵通常是比較單純的，所表現的大多是具體的問題。阮籍則完全擺脫了對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學觀照方式引入詩歌中來，同時巧妙地將它與一系列藝術形象相結合，使詩歌呈現出十分廣闊的視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內涵。在表現手段上，它多用象徵寓意，形成若即若離、閃爍曲折的特點，誘導人們去反覆體味，反覆思索。這就是《文心雕龍 》所說的「阮旨遙深」。可以說，到了《 詠懷詩 》，中國古代抒情詩明顯變得厚重了。《 詠懷詩》的感情也極為真誠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 詩品》說它「可以陶性靈、發幽思」。這種以組詩方式來抒發心理深層的情緒的形式，也為後人所重視。陶潛的《 飲酒 》、陳子昂的《 感遇》、李白的《 古風 》，都是從這一路發展而來的。 嵇康，字叔夜，譙郡銍（ 今安徽宿縣西 ）人。嵇康的詩歌成就雖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憤詩 》作於因友人呂安的冤案被構陷入獄時，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 贈秀才從軍》更是激昂有氣之作，第九、第十四兩篇尤其受人喜愛：良馬既閉，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這組詩原是嵇康為了送哥哥嵇喜從軍而寫的，但詩中借想像嵇喜從軍後的生活，實際表現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寫得何等有生氣。「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又是那樣瀟洒脫俗，充分體現了作者高遠的情懷。所謂「魏晉風度」，於此生動可見。 「竹林七賢」的其他幾人，都很少有作品流傳，只有劉伶的《 酒德頌 》和向秀的《 思舊賦》比較有名。《 酒德頌 》讚美縱酒任誕、蔑視禮法的生活，可以看出當時風氣。《 思舊賦》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呂安的抒情短賦。全篇總共不足二百字，幾乎剛開頭就結束了。但從這種欲言而難語的文章體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氣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當日政治的黑暗與恐怖。 西晉詩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晉王朝，史稱西晉。無論是剛健明朗的建安文學，還是隱晦曲折的正始文學，都充溢著內在的熱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氣和力度。因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衝突與對抗中生活的，無論是追求建功立業，還是在被壓迫中痛苦掙扎，都可以說是自我意志與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晉時期社會表面上是穩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與統治集團的利益一致，因而他們的生活就缺乏衝突與對抗，文學因而普遍顯得鬆弛而平緩，少有激動人心的力量。換言之，文學的「風骨」在這時明顯地減弱了。當然也有例外，左思、劉琨的詩歌是表現了衝突與對抗的，並且向來被譽為有風骨。不過，他們不是西晉文學的主流派。 但是，西晉文壇並不冷落。無論作家還是作品的數量，都遠遠超出前代。尤其是詩歌，在士人生活中的價值進一步得到肯定，上層文士幾乎沒有不寫詩的，而在正始時期，詩歌創作在社會上層還沒有如此普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寫景的成分在西晉詩中也有明顯的增加，並且寫得更為細緻工巧。《文心雕龍·才略 》稱陸機「思能入巧」，《 詩品》稱張協「巧構形似之言」，又稱張華「巧用文字，務為研冶」，主要都是表現在寫景方面，可見這是一種普遍的風氣。他們的作品缺乏壯闊的情懷，於細微處感覺卻很敏銳，能準確地捕捉景物的特點並加以精細的表現，這是前人未曾達到的，對於提高古詩的語言表現能力和審美價值是重要貢獻。並且，從建安到西晉，詩歌中寫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現力的提高，也為山水詩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準備。西晉的年代不長，主要作家幾乎都一起相處過。不過，從他們重要作品的寫作時間來講，也可以勉強地加以區分。大致傅玄、張華文學活動開始最早。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時期文學興盛，除張華仍在世外，又有所謂「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 ）二陸（ 陸機、陸雲兄弟 ）兩潘（ 潘岳、潘尼叔侄 ）一左（ 左思）」之稱。劉琨、郭璞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西晉末年寫出的。其中，陸機、潘岳並稱「潘陸」，在當時評價最高，代表了西晉文學的主流；左思、劉琨則表現了與潘陸不同的風貌。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 今陝西銅川市東南）人。仕魏、晉兩代。他精通音樂，今存詩篇大多是樂府。內容多模仿漢樂府民歌，主要寫男女愛情及婦女的不幸，語言也比較樸素，與西晉盛行的風格有所不同。其詩少有新意，感情也很平弱。不過《昔思君 》、《 車遙遙 》等篇仍有取喻巧妙、辭意宛轉之長；《 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輕女的習俗給女子帶來的痛苦，有一定社會意義。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 今河北固安縣南 ）人。晉時歷任要職。他學問廣博而好為奇談怪說，著有《博物志 》，屬於志怪小說一類。其詩亦多寫男女之情，以《 情詩 》五首、《 雜詩 》三首為代表，語言華艷，稍入排偶，格調柔弱。所以《詩品 》謂之「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房櫳自來風，戶庭無行跡」（ 《 雜詩 》 ），「密雲蔭朝日，零雨灑微塵」（ 《 上巳篇 》）之類詩句，可以看出他寫景的細巧。由於張華身居高位，成名又早，他的詩歌風格對時人必然有所影響。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 今上海市松江縣）人。祖父陸遜、父陸抗，均為東吳名將，地位顯赫。東吳被滅後，陸機與弟陸雲以文才被召入洛陽，很受北方士大夫的器重。惠帝時宗室相爭，他為成都王司馬穎率大軍討伐長沙王司馬乂，兵敗，為司馬穎所殺。有《陸士衡集 》。 陸機才冠當世，詩、文、辭賦都有成就。賦體的文藝批評著作《 文賦》，是論文的名作，其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還寫過歷史著作《 晉紀 》、地理著作《 洛陽記 》等，均已不存。《 詩品》謂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可以說，陸機是曹植之後又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他以「緣情綺靡」（ 《 文賦》 ）的準則，將詩歌進一步推向文人化、貴族化，引導了華麗雅緻的詩風，流播久遠。 總體說來，陸機詩有如下四個特點：一是內容多模擬。陸機寫了不少樂府詩，大多是嚴格按照樂府古題的題義、仿照早期歌辭寫作的，除少數幾篇，難以看出其個人生活的內容。另外又有《擬古詩 》十二首，按照各篇原來的內容用不同的語言重寫了一遍。這一類作品，用力全在於修辭。二是文辭繁縟。前人於此早有所論。《 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張華對陸機的批評說：「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由於陸機的創作本有表現文學才能、標榜學問的意識，所以不避辭贅。三是語言華美典雅。即選擇辭彙注重色彩和聲調，又多用書面語及古書中的成句，而加以精心雕琢，使詩歌帶上更明顯的貴族文化的特徵，同時也更依賴於閱讀而脫離歌唱（陸機的樂府詩同曹植的一樣，也是不配樂的 ）。四是多用排偶。建安詩中偶句通常只佔很小的比例，而陸機詩中往往佔一半以上，像《 苦寒行》、《 招隱詩 》等已接近通篇對仗。這四點在西晉其他詩人的作品中也多少有所表現，並且對南朝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 今河南中牟縣東）人。他少有才名，熱切於仕進，媚事權貴，人品頗遭到非議。但仕途並不得意，所以常常感到苦惱；可是雖有高蹈避世的想法，又不能真正實行。最終被趙王司馬倫殺害。潘岳與陸機齊名。其詩文均以善敘悲哀之情著稱，不但為自己寫，還常常代別人寫。詩歌的代表作有《悼亡詩》三首，是追悼亡妻之作。下錄第一首：「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只。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溜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庄擊猶可擊。」 張協，字景陽，安平（ 今屬河北 ）人。做過幾任官，見天下紛亂，便歸隱了。他的現存作品主要是收錄於《文選 》的《 雜詩 》十首。《 雜詩》其四如下：「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疇昔嘆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從本篇可以看出張協詩的一般特點。大致詞采華美，景語多並精於錘鍊，狀物工巧，與陸機相近。但從整篇來看，張詩比較簡凈，不像潘、陸那樣繁冗。 左思，字太沖，臨淄（ 今山東淄博）人。出身於寒素家庭。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內宮，左思隨之移家洛陽。曾為權臣賈謐門下「二十四友」之一。入京之初，他自然也有求取仕進的企圖，卻為門閥制度所阻遏，官止於秘書郎。他最後終於退出了官場，而將滿腔不平，寫在八篇一組的《詠史詩》中。詠史的題材創自班固，建安以後作者更多。寫法大抵是實詠史事，略抒感慨。左思之作，則是借古諷今，抒發個人的懷抱，是詠史詩的創變。詩中也表達了渴望建功立業的心情，如第一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云云。但中心在於揭露、批判世族壟斷政治，而使寒門士人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社會現象。如第二首：「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詠史詩》的語言簡勁，不重辭采，更無累贅的鋪寫，雖亦多用對偶，但出語自然而不求工巧，這都是和詩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為繁縟和過於雕琢的語言，必然造成表達上的阻隔，難以呈露強烈的情緒。前人評左思的詩，喜歡說他「祖述漢、魏」，恐怕這並不是左思的本意。西晉覆滅、東晉初建之際的重要作家，有劉琨和郭璞。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 今河北無極）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莊，喜清談，也是賈謐「二十四友」之一。後來天下大變，他經歷國破家亡，意識到個人對於社會、政權的責任感，於是指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 答盧諶書 》），這是時代造成的思想改變。懷帝、愍帝時，他任刺史、大將軍等職，在北方輾轉抗敵，屢敗而無悔。最終被同他結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殺害。劉琨僅憑一腔熱血出生入死，面對中原瓦解之勢，自知只手擎天，絕無此理。家國之痛，英雄末路之悲，發之於詩，既慷慨激昂，又沉痛無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扶風歌》寫道：「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系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云為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薇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唯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匆重陳，重陳令心傷。」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 今山西聞喜縣）人。博學多識，為時人所重。又喜陰陽卜筮之術，因此關於他有很多怪誕的傳說。西晉末北方亂起，郭璞南下避禍。東晉元帝時任著作郎。後因勸阻王敦謀反，被殺。其代表作為《遊仙詩》，現存完整者十篇，其餘都是些殘片。遊仙詩不一定是追求神仙境界，有時只是為了在文學中增添神奇色彩，或藉以表現對現實不滿的思想情緒。阮籍《詠懷詩 》就多次寫到遊仙，郭璞也正是承繼了阮籍，其詩中將老莊思想與道教神仙之說相混合，歌詠高蹈遺世的精神，寄寓著懼禍避亂的情緒。所以《詩品》稱它：「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只是其思想遠沒有阮籍那樣深刻，感情也遠沒有阮籍那樣強烈。下面是第一首：「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崗掇丹荑。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蕃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這首詩以遊仙的高超來否定世俗的榮華富貴，但又把隱逸生活和遊仙混同一體，可見其主旨確在於詠懷。 郭璞的辭賦也著稱當時。他的《 江賦》描繪長江，以博物見長，包容了大量地理和物產方面的知識，顯示了作者的博學，行文亦有氣勢。但由於過分炫耀學問而導致生澀的地方也不少。這裡應當順帶提及木華的《海賦 》。木華字玄虛，生平不詳，只知他做過太傅楊駿的主簿。作品僅存此篇。《 海賦》氣魄宏大，想像奇特，為一般狀物賦所不及。如寫大海狂濤洶湧之景象，「似地軸挺拔而爭回，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可謂驚人之筆。 該文選自鵬鳴中國文學研究專著《中國詩歌史略》一書。

香港版中國文學研究專著《中國詩歌史略》（豎繁）

這是我出生的地方，她默默地做了我十二年的襁褓

鵬鳴的故鄉一一美麗旖旎的焦河湖(他就出生在對面的情人島上）鵬鳴微信號，關注有福利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