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征：喚醒更多的北京文化記憶--扈永順

劉征在雲南會館大門前

　　2015年底，劉征把自己十餘年來對北京會館的研究成果整理總結，出版了《北京會館紀事》一書。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先生為其題寫書名，並囑託他要把會館研究繼續做下去。　　　　目前，記述北京會館的著作已有不少，《北京會館紀事》的突出之處，正如劉征本人的研究定位：「本書介紹的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會館祠堂，希望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使各方有所參考借鑒。」　　　　會館是明清時期同籍或同行業的人在京城設立的機構，建有館所，供同鄉同行業聚會、寄寓之用。會館是北京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主要分布於北京宣南地區。劉征建構了會館的人類學研究框架，向人們展示了宣南文化的魅力。　　　　「這些年我只是堅持做了一些基礎性工作，對會館進行調查研究、寫提案、申請文物認定、做宣傳，取得實際效果很難，只能一點點推動。」劉征自我評價。十多年來，他憑著高度近視的眼睛、不太靈活的雙腿，丈量了老北京的每一處會館建築。　　　　在持續的舊城改造中，結束歷史使命的老北京會館建築已經消失了很多，劉征所做的會館保護與研究，試圖喚醒人們這座城市的文化記憶。　　「儘快把老衚衕記錄下來」　　　　劉征是地道的北京人，從小「串」在衚衕街巷裡的他對老北京有著深厚的感情。　　　　「小時候聽了很多老北京的歌謠民諺、傳說故事，都是老輩兒人傳下來的，非常有意思。」劉征說，學會騎自行車後，他便到各處衚衕里轉，並對衚衕里的歷史文化產生了興趣，「很多名人在裡面住，發生過很多重大歷史事件。」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正讀高中的劉徵發現他所居住的衚衕面貌不斷發生變化，很多道路被拓寬，衚衕被拆除。實際上，在上世紀50年代初，北京放棄了建築與規劃學家梁思成、陳占祥提出的在西郊另闢新城的方案，選取了蘇聯專家指導制訂的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的單中心方案。此後，對北京舊城的改造就開始了。　　　　1990年、2000年，北京市啟動了兩次大規模危舊房改造，舊城遭到大面積拆除。有關數據顯示，1949年，北京舊城共有衚衕3250條，1990年有2257條，2003年剩下1571條，2005年北京舊城內衚衕還剩1353條。　　　　為了能給殘存的衚衕留下一些影像資料，在愛好攝影的父親支持下，劉征開始用膠片相機拍攝老街道、老房子。「我用膠片相機拍了一千多條衚衕，那時候是隨機照的，藝術效果差，主要是為了儘快把老衚衕記錄下來。」在劉征將膠片相機換成數碼相機之前，他拍攝的膠片已經多達數萬張。　　　　「我父母都是教師，他們希望我做點有意義的事情。對衚衕的研究需要很大投入，不過這能夠為將來留下很多記錄，我感覺很值。」在父母的支持下，劉征卯足了勁，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由於長時間過度勞累，劉征的雙眼發生病變，已經做了三次手術。因高度近視，他的工作學習比正常人慢了半拍。　　　　「除了眼睛不好，自己理論基礎的缺乏也是最大的障礙。」在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專業畢業後，劉征2005年進入北京市委黨校文物與博物館管理專業學習，以夯實理論基礎。　　　　2005年1月，國務院批複了由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方面，總體規劃要求對北京舊城施行整體保護，保護北京特有的「衚衕－四合院」傳統建築形態，停止大拆大建。　　　　「但當年7月，『大吉片』衚衕群『危改』拆遷啟動，幾十家會館被拆除，那時就促使我開始著重研究會館了。」劉征說。　　　　中國古代科舉制使同鄉會館應運而生。會館由同鄉會和朝中文武官員集資興建，安排本省人士住宿、學習、聚會，所以，北京的會館又叫文人試館，會館數量眾多，分布集中，形成了全國最具特色的「會館集群」。　　　　因文化內涵鮮為人知，缺乏保護，會館也是消失最快的遺產類型。北京的會館從1415年開始出現，到1956年北京市房管局全面收取會館建築的管理權改做他用，會館在北京存在了541年。清朝末年，北京外城曾分布460餘座會館。據原宣武區檔案館2006年調查，當時北京會館建築仍有147座。經過十年時間，現在已經不足百座了。　　成為專業研究者　　　　「之前對於衚衕的研究主要出於愛好，2005年開始做會館調查之後，我就努力使自己變成一個專業的研究者。」劉征說。　　　　清代，北京宣武門以南地區被稱作「宣南」，進京趕考的學子到這裡的會館住宿，形成了特有的士人文化，它與民俗文化一起，逐漸演變為具有獨特意蘊的地域文化概念——「宣南文化」。　　　　「清史學家戴逸先生評價說，宣南文化是北京歷史文化的精華。」劉征說，要了解宣南文化，就要了解宣南文化中的精髓——在會館基礎上生髮出的士人文化。　　　　如今尚存的會館建築，大多已經成為擁擠的大雜院，它們正是劉征多年來的調研對象。他出入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查閱檔案資料、碑刻拓片，加上多年在會館的實地考察，一段段塵封的歷史逐漸被他發掘出來，諸多會館建築見證著當時影響頗大、顯赫一時的人物、事件。　　　　南海會館的康有為故居、達智橋的楊椒山祠，是清末「公車上書」活動中，舉人聚集、簽名的地方。甲午戰敗，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在京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等奔走於各個會館，聯合各省舉人上書請願。楊椒山祠內，康有為書寫的奏章在十幾個省的舉人中傳閱討論。在法源寺后街，江西會館管理的謝枋得祠也是舉人熱議的場所，文廷式在謝公祠內與翰林院同仁集議，提出「聯英抗戰、反對割地賠款」的38人奏章，謝公祠也成為了「抗擊外侮、愛國保家」精神的傳承之地。　　　　劉征一邊收集史料，一邊實地走訪。姚江會館在《中國文物地圖集·北京分冊》中的介紹不足50個字，文物價值似乎一般。隨著查訪深入，劉征有了意外的收穫。2009年7月，劉征第二次到姚江會館走訪，恰好會館正在修繕，姚江會館碑露了出來，劉征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買來碑拓工具，給石碑做了拓片。通過讀碑文、查檔案，劉征終於摸清了姚江會館的來龍去脈。而當他8月份再訪姚江會館時，石碑已被砂漿白灰糊住，完全看不出痕迹了。　　　　「劉征身體情況不是很好，但他做學問、調研非常紮實，手裡總有個小本子，隨時隨地做記錄。」老北京網創辦人張巍評價道，「他是一個對得起歷史的人！」　　　　「北京的會館文化歷史悠久，很難對會館現象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與界定，除了傳統方法之外，還要為會館研究搭建專門的學術構架。」長期從事北京老街、衚衕研究與記錄工作的張金起認為，劉征在多年探索後，終於找到了人類學這個平台，並加以運用，取得成果。　　　　2009年，劉征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系學習，開始用人類學的視角研究會館文化。　　　　新修訂的《中國文物古迹保護準則》提出文物古迹的價值除了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還有社會、文化價值。「人類學的視角，就是從會館存在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挖掘其內涵。」劉征說，之前關於會館的著作多是從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難以對會館遺產價值做出全面的判斷，藉助人類學則可對會館研究進行補充。　　　　在《北京會館祭祀分析》一文中，劉征從人類學的角度對會館「祭祀儀式」、「祭祀目的」、「祭祀對象和參祭人」等做了詳細分析。他認為，如果不從人類的社會、文化、藝術等角度看待會館，就很難理解為什麼會館會生於明、盛於清、衰於民國，也很難理解會館為什麼是「中國鄉土社會」在大城市的集中反映，為什麼會館所代表的文化，仍在當今社會廣泛存在，等等。　　　　2015年，劉征多年的調研成果被編入《北京四合院志》，他說:「這讓我感到真沒有白乾！」　　「不能眼看著這些古建築消失」　　　　從2005年開始，劉征多次為會館建築的留存奔走請命。　　　　「我讀研究生時的方李莉導師是北京市人大代表，2015年我協助她做了如何保護梨園會館的議案。」劉征說，過去十年，他協助不少北京市政協委員做了許多文保提案，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文物保護的訴求。　　　　他把沒有薪水的文化遺產保護作為自己的「全職工作」，這也讓他體會到了遺產保護的艱辛，促使他不斷思考群眾參與保護的可行方案。　　　　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壯大文化志願者隊伍，鼓勵專業文化工作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基層文化建設和群眾文化活動，形成專兼結合的基層文化工作隊伍。　　　　保護文物、典籍、古迹遺址等物質文化遺產，需要具備相應條件的文化志願者與專職文化工作者密切合作。　　　　「致力於文化遺產保護的傑出人士，多是有一定經濟、人脈、學識等資源的特殊人群，但他們畢竟是少數，文化遺產保護的被動局面要有根本性的轉變，就必須降低群眾參與遺產保護的難度。」劉征認為，群眾參與古建築保護的便捷途徑，就包括做好文化遺產的信息記錄工作。　　　　「在歷史建築的實體難以保留的時候，將建築及其相關信息保存下來的保護方式就是『虛擬保護』。」劉征說，「文獻信息真實性」是建築遺產真實性的內涵之一，現在藉助手機等工具，人人都可以成為一名記錄者。　　　　「不能眼看著這些古建築消失，我們把會館建築的信息收集、整理出來，將來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提供資料，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資源和基礎。」劉征強調。　　　　為深入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研究工作，已近不惑之年的劉征正準備博士研究生考試。今年，他編撰的《北京衚衕歌謠集》也將出版。「傳唱歌謠是記住北京歷史、文化、地名的便捷方式，裡面的插圖就選用了我之前拍攝的老衚衕照片。」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