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真實的申不害變法和《大秦帝國》中的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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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韓哀侯經過長期謀劃之後突襲滅鄭，這時鄭國京邑（今鄭州滎陽東南京襄城）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官吏，此時這個小人物還根本入不了韓哀侯的法眼。韓國滅掉鄭國後這個人成了韓國最底層的一名普通公務員，他的名字叫申不害。在《大秦帝國》中申不害和商鞅一樣是四處遊學的世子，其實他在被韓國起用變法之前就已混跡於韓國的公務員隊伍，只不過屬於最基層的公務員。

公元前354年（韓昭侯四年）魏國出兵伐韓，包圍宅陽（今鄭州市北）。面對重兵壓境的嚴重局面，韓昭侯及眾大臣束手無策。危急關頭申不害審時度勢，建議韓昭侯執圭（古時臣下朝見天子時所執的一種玉器）去見魏惠王。申不害說：要解國家危難，最好的辦法是示弱。今魏國強大，魯國、宋國、衛國皆去朝見，您執圭去朝見魏王，魏王一定會心滿意足，自大驕狂。這樣必引起其他諸侯不滿而同情韓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位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韓昭侯採納申不害建議，親自執圭去朝見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興，立即下令撤兵，並與韓國約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韓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為韓昭侯的重要謀臣，得以在處理國家事務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幹。

公元前353年魏國又起兵伐趙，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趙成侯派人向齊國和韓國求援。韓昭侯一時拿不定主意，就詢問申不害，應如何應對。「申不害擔心自己的意見萬一不合國君心意，不僅於事無補還可能惹火燒身，便回答說：這是國家大事，讓我考慮成熟再答覆您吧！隨後，申不害不露聲色地遊說韓國能言善辯的名臣趙卓和韓晁，鼓動他們分別向韓昭侯進言，陳述是否出兵救趙的意見，自己則暗中觀察韓昭侯的態度，摸透了韓昭侯的心思。於是便進諫說應當聯合齊國，伐魏救趙。韓昭侯果然十分高興，即聽從申不害意見，與齊國一起發兵討魏，迫使魏軍回師自救，從而解了趙國之圍。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圍魏救趙」的故事。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申不害其實是一個頗有心機深通權謀的人。韓昭侯也從申不害處理外交事務的卓越表現及其獨到的見解中發現這位「鄭之賤臣」原來是難得的治國人才，於是便力排眾議，於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為相，以求變革圖強。

申不害變法的第一步就是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統治。在韓昭侯的支持下他首先向挾封地自重的俠氏、公釐和段氏三大世家貴族開刀：果斷收回其特權，推毀其城堡，清理其府庫財富充盈國庫，這不但穩固了韓國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韓國實力大增。與此同時大行「術」治——整頓官吏隊伍，對官吏加強考核和監督，「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隨後，他又向韓昭侯建議整肅軍兵，並主動請命，自任韓國上將軍，將貴族私家親兵收編為國家軍隊，與原有國兵混編，進行嚴酷的軍事訓練，使韓國的戰鬥力大為提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為富國強兵，還十分重視土地問題。他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土，食之本也。又說：「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因而他極力主張百姓多開荒地，多種糧食。同時他還重視和鼓勵發展手工業，特別是兵器製造。所以戰國時代韓國冶鑄業是比較發達的。當時就有「天下之寶劍韓為眾」、「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說法。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製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韓國雖然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

申不害屬於早期的法家變革人物，當時的法家主要有三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申不害所說的「術」是在執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來鞏固君主統治權的。因此他並不是不講「法」與「勢」的。關於君主的權勢申不害認識得很清楚。在戰國諸侯爭霸的情形下君主專制是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的政權形式，也是爭霸和自衛的最佳組織形式。他說：「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權力的表現，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勢」能。「權勢」是君主的本錢。然而申不害重「術」的法制思想卻為歷代封建帝王加強君主集權提供了理論和經驗，也為一些人搞陰謀詭計開了先河。

事實上申不害的主公韓昭侯深得申不害的權謀術數之精華：有一次韓昭侯因飲酒過量，不知不覺便醉卧在床上，酣睡半晌都不曾清醒。他手下的官吏典冠擔心君王著涼，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來一件衣服，蓋在韓昭侯身上。幾個時辰過去了，韓昭侯終於睡醒了，他感到睡得很舒服，不知是誰還給他蓋了一件衣服，他覺得很暖和，他打算表揚一下給他蓋衣服的人。於是他問身邊的侍從說：「是誰替我蓋的衣服？」侍從回答說：「是典冠。」韓昭侯一聽，臉立即沉了下來。他把典冠找來問道：「是你給我蓋的衣服嗎？」典冠說：「是的。」韓昭侯又問：「衣服是從哪兒拿來的？」典冠回答說：「從典衣那裡取來的。」韓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來，問道：「衣服是你給他的嗎？」典衣回答說：「是的。」韓昭侯嚴厲地批評典衣和典冠道：「你們兩人今天都犯了大錯，知道嗎？」典冠、典衣兩個人面面相覷，還沒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韓昭侯指著他們說：「典冠你不是寡人身邊的侍從，你為何擅自離開崗位來干自己職權範圍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為掌管衣物的官員，怎麼能隨便利用職權將衣服給別人呢？你這種行為是明顯的失職。今天你們一個越權，一個失職，如果大家都像你們這樣隨心所欲，各行其是，整個朝廷不是亂了套嗎？因此必須重罰你們，讓你們接受教訓，也好讓大家都引以為戒。」於是韓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職。

這件事一向被作為韓昭侯嚴明朝廷體制的行為正面宣講，但其實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看：一國之君不思改良國家政體，只專註於誰給自己戴帽子、穿衣服之類的細枝末節，又以權謀術數監視臣子，成天和臣子們鬥智斗勇，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不是加重內耗嗎？遺憾的是中國古代歷朝君主幾乎都深具權謀之術——在專制政體下皇宮幾乎是天下最為骯髒齷齪之地，是陰謀權術匯聚之地，是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之地，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進而成就大業就不得不修習權謀術數。自古以來的君主論治國理政或許有昏君，但論玩弄陰謀權術一個比一個精明，所謂亡國之君不過是被比他更精明的人給玩死了。自宋以後隨著華夏尚武精神的日益衰落，內爭之勢反而愈演愈烈——皇帝們對外不能禦侮殺敵，不過搞朝廷內鬥接連玩死過岳飛、熊廷弼、袁崇煥......客觀而言：在專制年代一國之君若是不通權謀之術就做不長久江山；然而一國之君不專註於國家體制的創新變革，而一味醉心於權謀之術正是國家衰亡之始。

申不害和韓昭侯死後韓國又迅速衰敗，日漸淪為被人征伐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申不害變法過於醉心於權謀術數，而忽視對國家體制的深徹變革就已潛伏下這場變法曇花一現的禍根。不過在申不害和韓昭侯在世這些缺陷並未表露出來，《大秦帝國》將韓魏大戰設定在韓昭侯在世時，將申不害設定為自殺其實是為了襯托商鞅變法更為徹底而進行的藝術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