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芳華,祭一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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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 湘濱)
十六歲少年李天一坑爹李雙江,歌手湯燦陷入迷案神秘失蹤,總後勤部谷俊山的奢靡史曝光,民間段子的演繹生生不息,讓曾經無比光鮮美艷的文工團,形象一落千丈,「軍中樂園」乃至更誨淫誨盜的稱謂,成為文工團的代名詞。
而《芳華》追溯了屬於文工團的榮耀與火紅。
賈平凹在《秦腔》里說,我要用文字給故鄉立碑。馮小剛也用影像立了一座碑,為一段讓人目眩的青春芳華,也為一個純真而蒙昧、冷酷又火熱的年代。
而這不是年代秀,是年代祭。人是有情感的動物,尤其在惶惑的新時期,對懷舊的免疫力普遍很低,所以《芳華》成為和十年前《集結號》遙相呼應的,馮氏影片最有誠意的一部。
相對於居廟堂之高的國師張藝謀,以及《霸王別姬》後再無鋒芒的陳凱歌,馮小剛是一直長有反骨的。長著反骨的馮小剛,一直以小鋼炮的個性示人,但他終究是不能越體制的雷池,相反他要在其中見招拆招,如魚得水。也因此,他拍得出飢餓的《一九四二》,拍不了更飢餓的《一九六二》,可以拍蘇醒的一九七八,不能拍癲狂的一九六八。
《芳華》延期兩個多月上映,是吊胃口的飢餓營銷還是真遇到了公映絆腳石,無從得知,或許兼而有之。影片中,對1976年之前的場景,只是蜻蜓點水一帶而過。就像《白鹿原》只能拍白鹿村,不能拍延安,只能有旗手鹿兆鵬,不能有被活埋的白靈。而多年前張藝謀的《活著》不信邪,註定被打入冷宮不見天日。
馮小剛很善於運用戰爭場面。設一道明顯的分水嶺,把戰爭與和平分在兩邊。在這邊是戰爭的血肉橫飛,殘肢斷手,到了那邊就是和平的晴日艷陽,細雨柔風。然後隨一聲炮響,或者幾聲軍號,劇情就翻越了分水嶺,突然變緩,或者變急。
《集結號》里前一半的慘烈,為後一半的穀子地做了一百分的鋪墊。而《芳華》里,和平年代裡青春洋溢,笑語歡聲,讓戰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為恐怖。它終有一天要落下來,而徒手接刃的,是最善良的劉峰和何小萍們,這不能不讓人心疼。而被人遺忘的有視聽障礙的穀子地,和被聯防辦欺凌、侮辱的獨臂英雄劉峰,何其相似。
那是一個禁錮殘酷的年代,它就像一個冷麵帝王。在它春秋鼎盛,它主宰一切;它延著殘喘時,遲遲不咽氣;它咽氣了,還餘威尚存陰魂不散。它一生都死死攥著一批人,要他們用最璀璨的芳華來殉葬,由不得反抗與申辯。那種被派到雲滇邊境或者北大荒的感覺,不亞於現在的人被扔到了地球南北極或者撒哈拉沙漠。
黃軒演的「活雷鋒」劉峰是一個徹底的暖男,暖得有些婆婆媽媽,瑣瑣屑屑,這樣一個只有他人、沒有私心的完美形象,竟然會荷爾蒙發作,不要臉地將文工團的女戰友林丁丁抱住、示愛。劉峰的完美形象轟然崩塌,林丁丁猝不及防,覺得反胃噁心,何小萍說她是「過河拆橋」,而實際她只是驚嚇過度的本能反應。
這是一個時代對人性的壓抑扭曲,不是以粗暴猙獰的面目示人,而是以摘葉成劍的方式出現,更有著毀人於無形的力量。
出身不好的何小萍,為了和父親劃清界限,被迫改姓他人,她一直懷著內疚,也被根正苗紅的舍友歧視、欺凌、侮辱。她習以為常了這種待遇,當有一天,她突然成為英雄,被高高地捧起,那種巨大落差帶來的眩暈感,把她敲成了精神失常,也就不是天方夜譚了。
一個始終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識別善良,也最珍惜善良。也許戳中大多數人淚點的,就是劉峰和何小萍十年後的相擁,兩顆被辜負、被傷害的心,終於緊貼在一起,相互取暖。
然後你會希望影片的年代再延伸一些,他們在九十年代的日子再長一點,長一點,一直銜接到你所處的2017年。兩個多小時的電影,也不顯得拖沓了。
一代人,用一代芳華,就這樣埋葬、祭奠了一個年代。年代結束,曲終人散。
再補敘一段我那個小家族的真實遭遇。
1958年,我二十五歲的外公死在湘贛邊界的山路邊。他家在當地有幾畝薄田,理所當然被打為地主。一夜之間,命運急轉直下。他接受勞動改造,以類似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懲罰方式,在湘贛兩省之間背運木炭,來來回回,病餓交加。某天晚上,駐地食堂多出一份飯,沒人認領,大家就沿路去找,在路邊發現了他的遺體。
我的外婆,一年之後改嫁,這次她嫁到了百里外的一戶偏遠的農戶家,生了四個子女,吃了很多苦。接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她都不能我母親相見,只偷偷地捎過幾次舊衣物。
我的母親成了孤兒,只有三歲。陪伴她童年與少年的,除了飢餓與勞累,還有低人一等的歧視,大人和她家劃清界限,小孩很少願意和她玩。幾十年後,她常對我說想念一個發小,只有這個發小從沒有追著她喊過「地主崽」,她和這個發小後來見了很多次面,然後手拉手長談,淚流滿面。
當我母親長大成人,她才和親生母親真正相認,她們再續了二十幾年的母女情緣。但二十年的分離,稀釋了她們的血緣關係,她們的交往,已更像一種普通姻親之間的禮尚往來,彼此也沒有了最貼心的交流感。
我外婆對我非常好,每逢寒暑,留我在她家住一個月,給我零錢花。我想,她一定是對我母親懷有愧意的,希望在我這裡做一些彌補,直到2004年她因病猝逝。我母親哭了好幾天,而更多的不是哭失去了母親,是哭一家人的命運遭際。
撫養我母親長大的是她的叔叔,一個有些天分的農村知識分子,喜歡讀書,思想開通,家境好的時候讀過幾年書,後來就被剝奪了所有機會。而家境最艱難時,他堅持要送我母親入學,為此我母親獲得了寶貴的幾年就讀機會,到現在能使用微信,讀簡單的書報。
一直到1979年,農村文革真正結束,我那三十好幾的叔公才娶妻生子。現在,他還是方圓十里的百事通,寫得一手好字,會風水占卦,逢紅白喜事,會寫訃告祭文對聯。他喜歡曾國藩,餘生願望之一就是去曾國藩故居看看。
我的家族裡,就有何小萍,有何小萍的父親。而這樣的家庭,在那個年代何止千家萬家?他們失去的不僅是一段芳華,而是一切的一切。
我的母親,她會泣訴那個年代,而崇拜著偉大的毛主席。1976年,她也在某棵大樹的收音機下,和村民們痛哭失聲。前幾年,她說一定要去韶山看看,她難忘那次韶山之行,她把在毛主席故居前照的相片,放大裝裱,掛在了我老家的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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