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當權派的反革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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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當權派的反革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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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當權派的反革命角色

（1939年7月1日）

……有些愚不可及的人以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干預了西班牙內戰，所以蘇聯對西班牙內戰的干預就是革命的。西班牙革命的爆發，既與蘇聯當權派無關，也完全出乎它的意料之外；西班牙革命爆發後，很快就具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而私有制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崩潰，會促使英國和法國拉攏德國一起對付蘇聯，這就是蘇聯當權派的心頭大患。蘇聯當權派在猶豫再三之後，終於決定干預西班牙革命，不讓革命突破資產階級的界限。

蘇聯代理人在西班牙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癱瘓獨立的工農革命運動，同資產階級妥協，維持一種既不革命也不反動的民主共和體制。西班牙共產黨在人民陣線中處於右翼。1936年12月21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1]給西班牙總理拉爾戈·卡巴耶洛寫了一封秘信，極力勸說他不要觸動私有財產，要向外國資本保證維持自由貿易，保證會繼續維持議會民主制度，不要讓工人委員會繼續壯大。拉爾戈·卡巴耶洛後來讓駐法大使阿拉吉斯泰因[2]公開了這封信（《紐約時報》，1939年6月4日[3]）；蘇聯當權派在面臨社會主義革命時所採取的保守立場，在這封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必須對蘇聯當權派做出公正的裁決——它可不是光動口不動手。格伯烏殘酷鎮壓了西班牙革命派（「托派」、統工黨、社會黨左派、左派無政府主義者）。如今共和國已經覆滅，資產階級政客利用格伯烏粉碎了革命之後，又開始主動曝出格伯烏在西班牙犯下的累累罪行了。……

本文摘自《世界政治中的蘇聯當權派》（The Kremlin in World Politics），發表於《新國際》，1942年10月。

[1] 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於烏克蘭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898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參加布爾什維克派，積极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後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後逃脫。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獲大赦。二月革命後，於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18年3月在盧甘斯克組織紅軍游擊隊。後任第10軍軍長。1919年改任烏克蘭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3年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5年11月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26年至1960年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34年任國防人民委員，1935年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1940年改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二戰後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53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60年退休。——中譯者注

[2]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凱維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當過領航員，1915年至1923年擔任《西班牙》（Espa?a）雜誌編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社會黨，1929年第二次參加社會黨。共和國成立後，曾參與起草新憲法。他是社會黨左翼的理論家，支持無產階級專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駐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駐法大使，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流亡期間逐步拋棄革命立場，轉向改良立場。——中譯者注

[3] 《紐約時報》根據這封信的法文版譯出了英文版，並刊登了全文，還附上了四頁原稿中第一頁和最後一頁的影印件。阿拉吉斯泰因還接受了採訪，證實了這封信的真實性。——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