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前三十年（金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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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文史大講堂

時間：2011年5月20日（晚）　　地點：北大第二教學樓107室　　主講人：金沖及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3期，轉載請註明出處。再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躍進」及「文革」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主講人｜金沖及整理｜劉火雄

新中國成立到三中全會之前近30年的歷史很光榮，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這個時候成立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一段時間裡建立，熱氣騰騰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也在這一時期開始。這些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又是一段很複雜的歷史，一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同時也遭受過不少挫折。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在經濟建設中因急於求成造成的「大躍進」，一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錯誤，留下了很多沉重的教訓。

「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新中國成立時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1953年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6年，黨的八大會議上宣布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是「一體兩翼」，或者是「一化三改」，「一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主體；「三改」是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兩翼。這是一個很明確的方針，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根本談不上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在1954年講過，我們現在能造什麼？桌子、板凳、茶杯、茶碗，會種糧食磨成麵粉，還會造紙，但是，一輛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都不會造。在全國有名的156項重點工程建設中，鞍鋼三大工程外，武漢鋼鐵公司、包頭鋼鐵公司、北滿鋼廠（合金鋼廠）也是那時候建的；其他如太原和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上海電機廠、鍋爐廠、汽輪機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洛陽拖拉機廠等都建立起來了；瀋陽飛機廠製造出了噴氣式飛機；就連手錶，以前都不會造，第一隻手錶做出來後，大家興奮得不得了。為了支援內地建設，大量工廠和人員內遷，上海遷出了20萬人，包括22000名技術人員、8000名熟練工人和一些管理人員。當時有一句話說「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都獻給國家了。大家感到新中國的事業蒸蒸日上，首先看到的是這種變化。建設社會主義，主要是靠人們滿腔熱情地投身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起來的，這是主體。當時私營工商業規模小，十分分散，而且主要的商業，規模最大的榮家，也只有24家紡織廠和麵粉廠等。忽視主體，只講「兩翼」，以為社會主義就是靠贖買這點私營工商業建成的，如果不說是本末倒置，至少也是主次不分。整個社會主義改造進程，生產明顯地逐年發展，人民群眾絕大多數擁護。不可諱言，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特別是最後一年，存在著過快、過粗、過於求純的缺點。1956年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好幾位領導人談過一些重要的看法。毛澤東講：「地下工廠，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場，有原料，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夫妻店，可以僱工、可以開私營的大廠。私人投資開廠，定息也有出路。華僑投資，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劉少奇說，「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種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周恩來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兒私營的，活一點兒好。」可惜到1957年下半年「左」的錯誤發展起來，那些思想沒有得到實施。

「大躍進」時大家都頭腦發熱

對於「大躍進」，有人認為這只是毛澤東個人在那裡胡來，幹部都沒有頭腦，跟著起鬨。事情並不那樣簡單。「大躍進」發生在1958年左右，我當時在復旦大學擔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周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我很清楚當「大躍進」開始的時候，絕大多數人是擁護的。鄧小平同志也講過，「『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為什麼那個時候不僅僅是一兩個人，而是很多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頭腦都發熱？其中原因，首先可從當時中國的民族心理去了解。中華民族曾經創造燦爛的古代文明。但到19世紀以後，不光是落後了，而且被人家踩在腳底下，看成劣等民族。儘管新中國政治上獨立了，但經濟還很落後。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獨立，政治上的獨立就不能得到保障。另外，朝鮮戰爭結束，中國估計15年內不會再遇到戰爭，要搶這15年，把我們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發展起來。其次，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形成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和心態。許多原來認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結果都很快做到了。如解放戰爭三年便取得了勝利。抗美援朝開始後，很多人捏把汗，我們能打贏美國嗎？美國的軍事現代化，特別是我們完全沒有制空權，結果1953年美國被迫簽訂停戰協定，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從1950年到1953年又是三年。社會主義改造，現在看起來是快了一點，但1953年宣布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6年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又是三年。一次次，自己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結果都做到了，覺得只要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許多原來認為不可能的奇蹟都有可能創造出來。所以到「大躍進」時，河南省委第一個提出「苦戰三年，改變面貌」。毛澤東還加了兩個字，「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許多人都能接受。這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跟一般情況不是一種狀態。

毛澤東缺少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

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也是造成「大躍進」的緣由之一。毛澤東一輩子的主要經驗是在戰爭年代政治挂帥，大搞群眾運動，而且被證明是成功的。對於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應該怎麼搞，他沒有經歷過。我讀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筆記，真感到是個悲劇。他常常很有信心地講，在過去戰爭年代這樣做都成功了，現在為什麼不能呢？不僅僅是毛澤東，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極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樣，在那種經歷中成長起來的，對這些最容易接受。今天看起來大鍊鋼鐵這麼多人上山，那不是荒唐嘛？但當時我到上海郊區去，見到半邊天都被火光映紅了，心裡抑制不住的興奮，覺得從來沒有看到過群眾有那麼一種熱情、那麼一種勁頭。這個勁頭起來了，說不定就會慢慢摸出一條路，做出以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從這些角度看，「大躍進」的發生恐怕不是偶然的。 1957年，蘇聯提出來要用15年在經濟上超美國，毛澤東就提了要15年超過英國。當時認為鋼鐵產量超過英國，就等於在經濟上超過了英國。1972年中國生產了2338萬噸鋼，而英國那一年只生產2232萬噸鋼。用15年的時間在鋼鐵產量上趕上英國，中國還真做到了。但鋼產量超過英國，並不等於中國總體經濟力量，特別是科技力量超過英國，還有管理的問題和其他因素，更何況還有人均的問題。毛澤東很早就認為15年以後，我們糧食多一點、鋼多一點，我們就主動了。所以他提出以糧為綱、以鋼為綱。而且還提出一個口號：「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結果只抓鋼鐵，各種行業都得讓路，造成了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後果非常嚴重。當時更大的問題出在農村，包括建立了人民公社，當時颳起了浮誇風、共產風，到處瞎指揮，到處「放衛星」。開會的時候一個人說，我要放顆衛星，畝產比如說能達到3000噸，另外一個人可以站起來說，我要放一個太陽，畝產達到5000噸，或者10000噸。這股浮誇風的結果就是高估產，虛報產量非常嚴重，以為有那麼多糧食，結果帶來了高徵購。再加上「大躍進」中城市裡面的人口增加了2000萬人，結果農村減少了2000萬勞動力，城市卻增加了2000萬吃商品糧的人。這一下子問題就嚴重了。高徵購的結果，把農民的一些口糧和種子糧也徵購了，勞動力沒有糧食吃，開始還用「瓜菜代」，一旦撐不住，問題就大了。毛澤東說過：「餓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中國是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一旦發現糧食嚴重短缺，誰也救不了你，這個問題也不是短時間內就能扭轉和解決的。這對於共產黨、我們國家來說是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文革」中，周總理對谷牧說，農村一定要看好，沒有飯吃，還革什麼命？所以「文化大革命」雖然那樣混亂，但沒有再發生「大躍進」時那樣大饑荒的狀況。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至於「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鄧小平曾對採訪他的義大利記者法拉奇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為什麼毛澤東那時候提出要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在他看來，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央領導層中，對有的問題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產到戶，被批判為「單幹風」。當時有的同志提出的不僅是包產到戶，還提了分田到戶。包產到戶所有制不改變，是管理制度的變化，分田到戶，那就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雖然是作為權宜之計來提的），這對毛澤東來講，可不得了。另一個原因是看到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別是不少幹部嚴重脫離群眾，當權後為所欲為。他認為這會使黨和國家變質。據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毛澤東曾跟她說了這樣一段話，「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文革」開始那一年，他73歲，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所以他想，在有生之年要防止國家改變顏色。他跟阿爾巴尼亞一個代表團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要找紅衛兵，他說（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寄託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們發動紅衛兵，讓他們年輕時候經過那麼一場鬥爭，他們長大了就能夠知道中國如何避免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他是這樣的一套想法，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但毛澤東犯了兩個極其嚴重的錯誤，一是他對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問題的性質的判斷極端誇大了，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他把這些問題認為都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表現，擔心他不在了，今後國家會不會改變顏色。「四清」時就講，看來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當時少奇同志還補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打不住。當時就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嚴重。第二個是採取的方法完全錯誤。毛澤東當時發動群眾，一開始說可以讓群眾「來一個放任自流」。認為只有群眾才能知道幹部哪個好哪個不好。但沒有正確的引導，放任自流，中國7億人口的國家，情況複雜，那可了不得。「文革」號召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造反派中許多人以前是自以為不得志的，幾乎都起來了，斗得最凶。17年平時積累起來的所謂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一下來個惡性大爆發。在中國，如果不加引導地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這個裡面渾水摸魚，製造很多事件。另外，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運動初期也有許多年輕人是出於對他的崇拜而起來「造反」的，但缺乏社會經驗，也闖了不少禍，這不能多責備他們。由於集體領導的破壞，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發展到個人專斷，也使得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糾正錯誤，所以導致悲劇，發展到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非常嚴重。

毛澤東突然休克，周總理腿都軟了

毛澤東的檔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過的文件，畫過一道線的都保存著，而且人家的來信、報告，作為附件也在。那些檔案讀下來，我有一個感覺，「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會兒傳達一個最新指示，那時候給人的印象，好像一切都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按照他的部署做。那麼多的檔案看下來，他確實犯了嚴重錯誤，但也有很多事情的發展，不是他所預期的，甚至有相反的。比如說時間搞多久，一開始毛澤東沒有想到會延長到十年之久。但這個頭一開，只能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在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再多一些時間。 1967年1月全面奪權開始，各地的武鬥愈演愈烈。對於武鬥，毛澤東很吃驚，他跟外賓講，「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後，時間越拉越長，到1969年要開九大了，他覺得這是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轉折了，所以討論文件時說，「文革小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但九大後不久，又發生了林彪事件，一直到1971年。第二年毛澤東開始病得很厲害，1972年2月12號，毛澤東突然休克，脈搏都摸不到，臉色是發紫的。那時候通知周總理去，總理的兩條腿都軟，下車都下不了，20分鐘才慢慢緩過來。這之後，毛澤東接見尼克松，當時護士和醫生都在帘子背後，搶救的葯放在針管里，萬一發病就衝出來搶救。1974年以後，他的身體越來越不行，走路都要扶著，後來說話都說不清楚，當時張玉鳳是他的機要秘書，給他當翻譯，看他的口型和習慣來辨別。另外，就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而言，江青自己講，我不過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這是在審判的時候講的。其實，從1966年9月份開始，自從豐澤園修理以後，他們就分居了，毛澤東住在游泳池，江青住在釣魚台。張玉鳳對情況最清楚，她講，1970年、1971年，江青和毛澤東見面還多一點兒，談得還長一點兒。她說：「1972年春，江青來主席處，主席發過幾次脾氣，還給我們規定了，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隨便到他的住處來，來了要擋。」「到了1973年，江青打電話要求見主席，主席總是推託不見。」1974年3月20日，江青寫了封信給毛，想見面。毛就批了：「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 1975年1月，江青給毛寫信，信封上寫「張玉鳳同志轉呈毛主席」，信里說，「我最近經常低燒，腦子也快崩潰了，我希望能夠見你一次。」，毛澤東在上面批：「不要來看我。」在批鄧的初期，在政治局小範圍的批鄧的時候，毛澤東對毛遠新說，「不要告訴江青，什麼也不講。」這是毛遠新自己的筆記上記的。所以毛澤東聲明說，她並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當然，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很信任和重視江青，後期也並沒有想打倒江青，不然江青也起不到那麼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