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享者 | 杜維明：行動中的儒者

龐溟/文

在上世紀60年代，還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杜維明，接到來自澳洲國立大學的電話。當時同為博士生的秦家懿在電話中說：「聽說你要寫王陽明的論文，我能不能寫？」杜維明笑說：「開玩笑！西方寫馬丁·路德的博士論文有千篇以上，我們分享王陽明還不行嗎？你隨便寫，我怎麼寫都跟你寫的絕對不同。」

最終，秦家懿在《獲智之道：王陽明》一書中，由淺入深地探討了船山先生的思想精髓、似儒似道似禪的體系，以及亦聖亦凡的人生。杜維明則在向哈佛大學歷史系與東亞語言系提交的博士論文里，討論了青年王陽明的思想歷程。《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儒家思想》，這篇寫就於1968年的論文，其題名倒是很好地切合了杜維明的生命軌跡。

「樂趣太大了」

1940年，杜維明出生在一個西化的知識分子家庭，他在四個孩子中排行第二，也是母親最喜歡和最懂事的孩子。其父在金陵大學讀英國文學與經濟，而身為歐陽修家後人的母親，則是當時典型的新女性，很早就離家前往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就讀藝術專業。

杜維明幼年時並沒有直接接觸過儒家經典，主要靠不識字的江西吉安籍奶媽口傳與身教。奶奶將儒家基本的、傳統的生活價值，以民間言語和生活習慣傳達出來。直到多年後，當杜維明到中國鄉村開展實地考察時，才真正領悟：儒學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經知識分子和官方傳播，以及民間文學藝術創作演繹，甚至已融進了傳統中國社會最底層人們的認知觀念。

杜維明的童年一直跟隨著父母遷移，從昆明到上海，又在9歲時去了台灣。在台北的中學讀書時，杜維明終於遇到了影響其一生、令其「走上詮釋儒家傳統學術道路」的人——周文傑老師。杜維明也發現自己對儒學的思考和學習，不是出於一般意義上的執著，而是因為感覺到知識的愉悅，且表示「我當時一接觸儒學，就知道這是我安身立命的東西」。他們當時講習四書的方式，既類似於孔子與弟子間的討論、辯難，又像傳統的書院那樣讀經、釋意，還受到佛教的語錄、問答等形式影響。

在周文傑引薦下，杜維明認識了他的老師——身為新儒學第二代代表的牟宗三。在空閑時，杜維明常去聽牟宗三在台灣師範大學開設的中國哲學講座，沉醉於課堂師生互動與思想交鋒，又或者和大家一道與唐君毅在淡水的竹林喝茶論學。最後，本可報考台灣大學的杜維明，決定逆台灣重理輕文的社會風氣而行，到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新辦並主持的東海大學中文系哲學專業學習。

當時東海大學中文系每屆只有七個學生，教授倒有十幾位。很多時候，杜維明上課都是在教授家一對一進行。多年後，杜維明仍十分懷念那段歲月：「當時在魯實先家中標點《史記》，向戴君仁學《論語》，從孫克寬讀歷代詩選」，「一談就到深夜，當時的樂趣太大了，太大了」。

從大學時期開始，杜維明就對王陽明很感興趣，經常翻看《傳習錄》，而且在理解知行合一、致良知、存天理、去人慾等理念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關於「體知」（體驗的知識）的想法，促使自己體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

大學畢業後，杜維明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得以有機會去哈佛大學讀研究生。在台灣服完11個月的兵役後，他終於在1962年踏上了美國的土地。

哈佛大學有關中國的學術研究，當時主要分為兩派：一派是偏重當代政治研究的「顯學」，以費正清研究中心為代表；另一派注重對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以燕京學社為代表。雖然費正清希望杜維明拜入門下，但杜維明對傳統文化研究更感興趣，決定「以比較思想史為範圍集中探索儒學傳統的核心價值」。

杜維明嘗試從「體知」「體證」的方向去解讀王陽明，與之精神相契，但又擔心年輕的自己，還不能完整地了解與體會王陽明到生命最後階段形成的學問和觀點。因此，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杜維明以人物思想傳記的方式和發展的角度去考察王陽明思想形成的早期歲月，探究青年王陽明各個時期思想軌跡的外在影響和內在心理動因，以及其生平經歷、歷史社會背景與學說之間的「動態機制」。可以說，他所講述的，正是一個關於自我的生長、變化與周延的故事。這個故事或許並不僅限於字裡行間所談論的青年王陽明，更有可能包含了對杜維明自身的指涉。

到大陸講學

1971年，杜維明從普林斯頓大學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用十年的光景，從助理教授、副教授一直做到正教授。1981年，他重返哈佛，擔任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中國歷史及哲學教授；而在更早的1978年，杜維明的人生軌跡已重新和遙遠的中國交織在一起。

那年9月，美國科學院組織一個海洋學代表團訪華，希望能有了解中國文化的人隨團前往。杜維明自告奮勇，得以在29年後第一次回大陸。還在飛機上時，杜維明的興奮之情便溢於言表，主動要求和美國團友換位置：「靠窗的給我坐吧，讓我好好看看神州大地！」

杜維明去了北大、北京圖書館，還去看了剛出土的馬王堆，一路上非常愉快。當時北京歷史學會剛剛成立，邀請杜維明在北京師範大學禮堂作題為《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的學術報告。杜維明發現台下坐滿了人，但歷史學家何茲全教授告訴他，禮堂外面還有1000多人在用擴音喇叭聽。

自此以後，杜維明就不時回中國大陸訪問和交流。上世紀80年代，以成中英、劉述先和杜維明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已經發展到了第三期，但國內對儒學的研究還相對封閉、落後甚至帶有偏見。杜維明發現，當時自己接觸的學生只是把儒家當作嚴肅的課題來研究，人數不多，而且並不認同儒家的價值觀，不是把儒學當作立身存世、人格修養的學說，不把它當作生命哲學，而且往往還持批判立場。幸運的是，他在參加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到北京師範大學進修的整整一年時間裡，和李澤厚、湯一介、龐朴、朱維錚、余敦康等人都有接觸，得以深入了解大陸新儒家的研究情況。

1985年，杜維明受資助到北京大學短期授課與做研究，發現自1923年梁漱溟講課後，再沒有人在北京大學講過儒家哲學，「講到儒家如果不是批林批孔，最多也就是歷史文獻。大家對儒家的態度是痛恨、申訴，可能有很小很小一部分人有點好奇。但你說想要同情的了解，沒有」。

在講課結束返回哈佛大學前，杜維明在香港拜見了幾位老師。當他告訴牟宗三大陸對儒學依然有興趣、將來或許可以在大陸好好做研究時，牟宗三看了他一眼，嘆了口氣，感慨地說：「你簡直是荒唐。」一些本身很想回國的學者也覺得，在大陸嚴肅認真地做儒家學問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說：「沒想到你根本就是個幼稚的人！居然想跑到大陸講儒學！」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情況終於發生了變化，美學、倫理學、宗教哲學等從不受重視的邊緣學科，一躍而成人人感興趣的熱門話題。「中國文化的深層價值和儒家的傳統太密切了」，隨著經濟的發展、視野的拓寬、傳統文化的復甦，「中國人要求重新認識、理解傳統，甚至繼續創造、發展傳統，這個意願非常強烈」。

不過，在1989年後，杜維明曾經有五年沒有到過大陸。1994年，他收到80年代相識的一位叫做王軒的山東工人的來信，告知孟子的老家山東鄒城要召開一個關於孟子的研討會。杜維明當時什麼都沒考慮就飛回了大陸，「從北京一路坐黑車到鄒城，到的時候是清晨5點，縣裡的人看到我來很高興，直接安排我作8點的第一個講座」。

1994年的中國之行，對杜維明來說還有另一個原因：他被選為哈佛-燕京學社的候任社長，「那就必須要和大陸溝通了」。

自1928年按美國鋁業大王查爾斯·馬丁·霍爾的遺囑創立以來，哈佛-燕京學社已經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中舉足輕重的場所。身為哈佛-燕京學社第六任社長的杜維明，是第一位有亞洲背景的社長。他在任期間，學社所獲捐助從8500萬美元增長到2.3億美元，這是因為他深諳亞洲人，就像教徒重視宗教那樣重視學習和教育，所以他們更願意花錢持續進修以及捐資興辦教育。這一籌款思路如此成功，以至於學社現任社長、哈佛大學著名漢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打趣道：「或許馬克思·韋伯不應該寫新教倫理，應該寫的是儒家倫理。」

在擔任了十幾年學社社長後，杜維明一直考慮是否能在中國也建一個類似的跨文化交流中心。他本想與北京大學創造一份「共業」——積極推動北京大學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而哈佛大學也提出希望杜維明留任，甚至主動提出可以讓他半年待在北大，半年留在哈佛。但2008年底，杜維明突然被查出腫瘤。醫生認為很有可能是惡性癌變，需要開刀做手術。最後的化驗結果顯示只是良性腫瘤，但這一番變故倒讓杜維明深深覺得，自己的命算是撿回來的。「這之後我決定只做一件事，既然決定辦高研院，就回國去一門心思把它辦好。」

2010年9月28日，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選擇在孔子誕辰當天正式掛牌成立。杜維明被選為院長，在古稀之年讓人生重新出發。

杜維明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設想了幾個重要議題。其一是「文化中國」，即在包括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各個海外華人社群的文化圈中，探索「文化認同」的理念。其二是「文明對話」，即促進西方經過啟蒙發展出來的核心價值和中國傳統儒家核心價值之間的平等對話，以及在中國與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拉美文化等其他非西方文化體之間開展對話，「從哲學角度討論知識社會和精神性的感知」。其三是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對西方啟蒙運動進行反思。其四則是儒家、儒學在21世紀的創新。

如今已70多歲的杜維明對王陽明和儒家的認識自然早已今非昔比。他將儒家分為道（核心價值、基礎理論）、學（學術傳統）、政（經世致用）等三個不可割裂的方面。在他看來，儒家並不是一種教條、一種信仰，而是一套哲學傳統、一套倫理體系、一套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的精神關懷，也是在面對問題時的一個選擇。儒家的最高價值，就是將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體現。

正如哈佛大學時任東亞系主任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在送別杜維明而召開的「華夏世界的展望」研討會上所說，杜維明赴北大就職之時恰逢儒學在中國復興，儒學和儒家思想在中國並不過時，而是一種生活傳統，滲入到人們行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哈佛大學任教的近30年，杜維明一直沒有停止思考如何從儒家傳統思想中汲取精華，培養當代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曾經連續好幾年在哈佛大學能容納近千人的最大的禮堂桑德斯講堂里開設全校通選課，講授儒家思想，學生人數據說比現在紅得發紫的麥克·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公正」課程報讀人數還多。連桑德爾本人也讚揚杜維明一直推動文明間的對話，促進跨文化的理解，在「公共哲學」與「私人場域」、「教」與「學」的公共空間創設和文明間互動對話等方面令其獲益匪淺。

杜維明曾經將自身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從學術起步到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是其思想形成期，他決心以詮釋儒學傳統、長期探索儒家精神價值為專業承諾，並以研究宋明儒學思想成名；1978年至80年代末是發展成熟期，他的關懷重心在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他所關注並拓展的論域有「傳統與現代」「儒學創新」「儒學三期」「工業東亞」「東亞核心價值」「軸心文明」等；90年代以來則是進一步發展期，他進一步拓展論說領域，更加關注「文明對話」「文化中國」「全球倫理」「人文精神」「啟蒙反思」「新軸心文明」等問題，思考焦點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響的氛圍里，如何為儒學第三期的展開拓展理論和實踐空間」。

實際上，無論杜維明的思想如何變化發展，他的論說母題始終只有一個，那就是「儒學創新」，即儒學思想的現代命運與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而他的治學路向，其實就是重建儒學，實現儒學自身的創造性轉化，重新揭示蘊含在儒家傳統中的心性傳統的意義與價值，同時「深沉反思代表現代西方精神的啟蒙心態，並從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論據的來龍去脈」。

至於「儒學第三期發展」，則是杜維明始終關注的核心研究主題。按照他對儒學的分期，第一期是從先秦到漢，也就是儒學從地方文化變成中原文化主流的過程；第二期是從宋到明清，儒學對佛教思想的挑戰予以創造性的回應，並在某種程度上由中原文化發展為東亞社會的文化內核；第三期則是在經歷過鴉片戰爭後儒學式微的現實條件下，儒學是否能創造性地應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從東亞文明上升到世界層面，即「吸收西方文化的菁華，最終成為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乃至核心內容」。

杜維明始終不認同哈佛大學同事薩繆爾·亨廷頓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會成為歷史的主線。他於1991年在美國發表了《文化中國：邊緣中心論》，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相對於「政治中國」和「經濟中國」，他強調要從「文化中國」層面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特別是通過儒家倫理哲學的精粹，建立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對話。而杜維明所提出的「文化中國」，包括三個各不相同又不可分割的象徵世界：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以華人為主體運作的社會；在大中華文化圈以外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或「離散族裔」；與華人沒有血緣或婚姻關係，但是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鐘的外籍人士。這是從世界主義情懷出發，引入國際視野，對儒學加以發展。

杜維明對儒學抱持一個最基本的信念，認為它所講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適用於全人類。儒家的核心價值概念「仁」，在郭店楚簡里都寫作「身心」，足以說明「理」在儒家中總是外在的，個人修養才是儒家的價值內核。儒家文化作為一種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在於對身體、心知、靈覺、神明等四個層面的深入反省，在於促進個人、自然、社會和天道等領域的和諧，從個人修身一直到成聖成賢，讓人格無窮盡地發展。這種超越性的最高理想——聖賢人格的追求，既具有深刻的宗教內涵和終極信仰，又可以成為現實世界中人，體現其生命價值的內在動源，還能夠具體地落實到日用倫常、外王事功與自我修養上來。

或許正因如此，杜維明認為，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的知識分子，必須要有人文關懷，能夠在公共領域內對政策和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負責任地參與社會文化、代表社會良知。這與杜維明所推崇的儒家文化蘊涵的道德理性、人文關懷、入世精神以及「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胸襟可謂一脈相承，也未嘗不是杜維明的「夫子自道」。

不過，隨著杜維明在中國大陸、港台地區乃至美國、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印度、法國、加拿大等國的各種學術與社會頭銜越來越多，人們更多看到的似乎是一個行色更加匆匆，卻又面目愈發模糊的杜維明。

我們不該苛責杜維明。複雜多面體折射出的每一道斑斕色彩，背後都只是光源的光譜構成。他這般辛苦輾轉、不得停歇，和在時代浪潮沖刷下、在紛亂激流涌動中的當代中國儒家乃至當代中國本身，其實並沒有些許不同。

來源：《財經》雜誌2015年第3期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