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再發現 三星堆眾神歸位
散落在成都平原的古老遺址，如同一幅捲軸畫，隨著歷史的演進慢慢拉開：它從新石器時代到商代，到周代，走過了兩千餘年的生命歷程；它是青銅、黃金、象牙、美玉描繪的丹青；它自成體系的祭祀與詭譎、古拙的珍寶，讓史前的古蜀國逐漸清晰起來，中國文明的另一扇大門，正在緩緩開啟。
青關山是繼祭祀坑之後的最大發現
就在寶墩不斷帶給世人驚喜之時，古老的三星堆也蠢蠢欲動了。1986年盛夏，廣漢鴨子河畔，磚廠的挖掘機意外挖出了兩個驚人的寶藏，這是兩個埋藏著大量珍寶的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縱目面具、青銅神樹、金杖、玉璋，讓世人得以管窺古蜀文明的神秘榮光。20多年後，鴨子河畔再次沸騰了，在三星堆古城一個叫青關山的地方，一座大型建築基址浮出水面。
2012年一個冬日清晨，我穿過成都平原的薄霧、走過田壟來到青關山，巨大的考古探方中，隱約可見一個長55米、寬15米的長方形建築基址，根據殘存的柱洞分析，這處建築由6—8間房屋組成，沿中間廊道對稱分布，每間長6—8米，進深約3米。牆基內外各有一排密集的土坑，總數近200個，可能是支撐屋面出檐的「檐柱」，底部由紅燒土壘砌，夾雜大量卵石。
青關山北瀕鴨子河，南臨馬牧河，是三星堆位置最高的風水寶地，站在這裡，整個古城盡收眼底。考古勘探顯示，青關山台地上分布著大片紅燒土與夯土，現存面積約16000平方米，年代被確定在商代，這也是中國繼安陽洹北商城一號宮殿基址之後，發現的第二大建築基址。
地處河南省安陽市的洹北商城是商代中期都邑，位於南北中軸線上的一號宮殿基址，東西長173米，南北寬約90米，面積16000餘平方米，呈「回字形」結構，由主殿、耳廡、廩台、南廡等部分構成，將中國四合院的歷史追溯到遙遠的商代。已發掘的四個封閉式的台階上有保存完好的木質踏步，每個台階正對一間正室，其中兩個正室還有用「豬、狗、羊」作祭品的奠基坑。同樣，青關山下方也埋藏著多處破碎的玉璧、石壁以及腐爛的象牙，可能是奠基時埋下的，玉璧、象牙曾在祭祀坑中屢有發現，它們是古蜀國的祭祀重器，由此可以管窺青關山的尊貴地位。
由於發掘面積有限，青關山迄今只露出了冰山一角，它的性質與用途卻引起了眾多學者的猜測：四川大學歷史系林向教授認為，從玉璧、象牙的奠基來看，青關山基址是一座禮儀性建築，可能是古蜀國的宗廟或神殿；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緒教授則認為是府庫，即王室專用的倉庫，府庫遺址過去在商周的古城中時有發現，一般建在古城邊緣，這也與青關山位置頗為吻合。宗廟也好，府庫也罷，青關山始終透著一股王者之氣，它也被譽為繼兩個祭祀坑之後，三星堆古國的最大發現。
寶墩文化是孕育三星堆的土壤
自1986年以後，三星堆遺址已歷經十餘次發掘，發掘顯示，三星堆文明延續了2000餘年，可分為四期，其中一期出土文物以陶器為主，比如鏤空圈足豆、敞口圈足罐、喇叭口高領等，與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鳥頭陶柄風格迥異，似乎分屬兩種不同的文化。
這個現象曾令考古學家困惑不已，寶墩、芒城、魚鳧城相繼發現後，學者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三星堆一期就是寶墩文化，也就是說，早在新石器時代，三星堆就已出現，寶墩文化是孕育它的土壤。根據三星堆工作站雷雨站長的統計，三星堆一期分布範圍為3.7—5平方公里，超過了寶墩、芒城、魚鳧城等其他幾座古城的面積總和，不過城牆始終沒有發現。「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鴨子河畔古蜀人活動頻繁，城牆不容易留存下來，而寶墩、魚鳧城廢棄後，直到大約2000年後漢代才有人活動的痕迹。」雷雨說，雖然三星堆現存城牆修築於商代，但他認為早在新石器時代城牆就出現了。
在其他幾座古城陸續走向衰亡後，文明的曙光最終降臨到鴨子河畔，這種演進是以一些器物的出現為標誌的，青銅器便是其一。此前，磚廠工人在一個叫倉包包的土堆取土時，曾挖出過一個夏末商初的器物坑，裡面埋藏著兩塊銅牌飾品，由幾何圖案代表口、面頰、眼、眉、獸角，組成饕餮紋，內鑲嵌綠松石，這也是四川迄今最古老的青銅器。在中國，只有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過類似銅牌，是古人懸掛在胸前或腰間的飾品。
大約從二期開始，陶盉在三星堆出現，這種炊具有三隻袋狀大足作為底座，管狀流嘴，一側有柄。中國文明史上，盉的發明，要歸到二里頭人名下，他們仿造雞、鳥的形態，創造出這種特殊的陶器。二里頭是夏代晚期的一處都邑，二里頭文化就代表夏文化。
就器物出現時代而言，二里頭在前，三星堆在後，它們的聯繫不可能通過交往而相互影響，唯一的途徑是傳承，而在古代，這種傳承又多以部落遷徙為主。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向桃初研究員認為與夏朝遺民的遷徙有關：商代夏後，迅速展開了對夏人的清剿，在商人戰車的驅趕下，一支夏朝遺民穿過鄂西、三峽來到成都平原。在此過程中，一些三峽流域的部落也隨之逃亡，三星堆出土的鳥頭陶柄細頸圓頭，勾喙尖長，過去僅在三峽地區的中壩子、中堡島、路家河等遺址出現過，大概可以視為遷徙的佐證。
伴隨著夏朝遺民的到來，成都平原波瀾再起，幾座寶墩文化的古城相繼衰落乃至廢棄，與此同時，三星堆古城的人數卻急劇增長，原本孤零零的遺址連成一片，規模迅速膨脹。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支夏朝遺民來到三星堆，與土著部落聯合，陸續消滅、吞併了其他古城，並最終取得了成都平原的統治權。
三星堆的「故宮」與「天壇」「地壇」
2013年7月，廣漢的雨下個不停，鴨子河湍急、昏黃的河水衝過淺灘，水鳥棲身在茂密的水草中，漁人也早早地收起魚竿躲避風雨。從一條泥濘的小路走進真武村二組，一個高約1米的土埂子橫亘在農田中，上面玉米成林，豇豆爬滿了竹架。這幅田園風光之下卻大有文章，幾個月前，雷雨和同事們發現倉包包原來是截城牆，並進行了解剖，確認其殘長約400米，寬20—30米，修築於商代。
毗鄰鴨子河的北城牆隨後也被發現，殘長210米，寬15米，地面已了無痕迹。如果將北城牆向東西兩端延伸，便與此前發現的東城牆、西城牆相接。東城牆長1100米，現存獅子鬧、陳家梁子、燕家梁子、真武梁子和馬屁股五截。
兩段城牆的確認，使得三星堆的城牆數目已從之前的5段增加到7段，輪廓與布局也更加清晰：古城東西距離從1800米（北部）到2100米（南部），南北長2000米，總面積3.6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商代古城在中國並不多見，鄭州商城被認定為商湯的都城亳，面積約3.6平方公里；洹北商城略大一些，大約4.7平方公里。
古城中心有塊三角形台地，形如一彎新月，當地人稱月亮灣，1929年春天，農人燕道誠在月亮灣自家院子旁車水挖坑時，在溝底挖出了400多件玉石器，一時間廣漢玉器聲名鵲起，三星堆由此「沉睡數千年，一醒天下知」。站在月亮灣台地上，兩側城垣呈八字形排開，從月亮灣往南跨過馬牧河，便是三星堆，過去有三個相連的土包，後來由於磚廠連著取土燒磚，只剩下半個小土堆，著名的祭祀坑便是在這裡發現，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的高台；向北，是西坎泉台地。
建築學家楊鴻勛參觀了三星堆遺址後，感嘆地說：月亮灣如同「故宮」，南面的三星堆是「天壇」，北邊的西坎泉像「地壇」，東邊的獅子鬧與西面的橫樑子就是「日壇」「月壇」了，三星堆布局像極了北京，真有帝王之氣。這固然是玩笑話，三星堆有了明確的布局、分區卻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古國宗廟、墓葬、殿堂區尚不清晰，想全面了解古城的布局，還有待更多發掘。
2013年4月，為配合蘭州—成都區間鐵路工程建設，德陽市文管所在什邡市南泉鎮星星村發現一處古遺址，發現灰坑62個、墓葬12座，出土了諸如小平底罐、高柄豆、斂口瓮等簡陋文物，推測可能是三星堆周圍的聚落。類似星星村的遺址近年來屢有發現，比如廣漢興隆鄉毗廬寺、煙墩子，金魚村石佛鄉，什邡市馬井鄉大碑、農科採集點，彭州竹瓦街、三星鄉，新都水觀音等，眾星捧月般拱衛著三星堆。三星堆古國的疆域，看來遠比我們了解的更為廣闊。
祖先傳說與多重崇拜
恢弘的城垣與龐大的疆域是古國實力的見證，商代的三星堆走向了鼎盛，成為四川盆地乃至中國西南最強盛的國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器被源源不斷鑄造出來，玉石從岷山開採回來，黃金被鍛打成金箔，用於追憶和崇拜他們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無所不能的神靈，展示他們對太陽、樹、眼睛的幻想。
那個夏天，三星堆開啟了中國青銅文明的另一扇大門：高396厘米的青銅神樹，枝繁葉茂，九個枝頭棲息著九隻正欲展翅高飛的鳥兒，或許是《山海經》記載的神樹扶桑，巫師通過扶桑往來於天上與人間，傳遞神靈的旨意；縱目面具的眼球誇張地凸出眼眶，耳朵則像飛鳥的翅膀一樣張開，而古史記載的首位蜀王蠶叢，就是「其目縱，始稱王」的；菱形、鈍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被組裝成一隻只圓瞪的眼睛，在世界已知的古代文明中，還沒看到哪個民族如此崇拜眼睛。
自大禹鑄九鼎以來，鼎、尊、罍、彝、盤、豆、簋等青銅容器便成為中國青銅文明的主流，三星堆卻自成體系，一棵棵神樹，一個個銅人，一隻只飛翔的鳥兒，一雙雙神秘莫測的眼睛。也許，當風拂過古國的時候，整個王國的人們都可以聆聽到那些由金屬的搖曳和碰撞演奏出的音樂，那一聲聲清脆的聲響證明了一個偉大的青銅時代在成都平原達到頂峰。
迄今為止，三星堆主要文物都是祭祀坑出土的，它們似乎耗盡了古國的全部財富。可奇怪的是，考古工作者打開祭祀坑時，青銅人頭像與縱目面具被火燒成了半融化狀；青銅神樹被無情地砸爛，原本在樹上懸掛的鳥、走獸、飾件四處零落；連青銅大立人都被攔腰斬斷，上半身在坑東部，下半身壓在神樹底下。如果僅僅是祭祀，為何這些奉獻給神靈的重器會遭遇如此對待？
一種觀點認為，商朝末年，敵軍攻入三星堆，將宗廟洗劫一空，爾後將殘損的器物傾入坑中。不過，中國古代雖然有焚燒宗廟的傳統，宗廟中的寶物卻不在毀壞之列，而是作為戰利品炫耀勝利，齊國伐燕時，齊宣王「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將燕國的寶物送回了齊國。有專家據此認為，在都城快被敵國攻陷前期，古蜀人將神廟中的寶物付之一炬，以免落入敵人之手，在凄涼的祭祀之後，埋入地下，當變形的青銅器、玉器、金器被塵土湮沒的剎那，三星堆人積累了幾個世紀的財富化為烏有。
無論哪種猜測，都顯示此時三星堆遭遇了重大變故，也是在祭祀坑出現前後，三星堆古城被廢棄乃至年久失修，人口銳減，進入了第四期文化，一種以尖底杯、尖底盞、尖底罐為代表的陶器悄然興起。由於沒有文字記載，我們無法知曉古國出現了什麼變故，落魄的古蜀人又去往了何方？他們的行蹤最終在成都金沙遺址被發現。
神從何來
寶墩遺址
古蜀文明之源
謝偉
追尋古蜀的榮光
說到古蜀文明，成都平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提及。向西迎青藏高原勢力東進，向東臨長江上游，直逼長江三峽以東，向南面對雲貴高原，逼臨橫斷山區，又北穿秦嶺，交通中原，無可匹敵的地理戰略優勢，決定了這片土地上古蜀文明的誕生、發展和繁榮。
成都平原地理區位造成的向心結構，吸引了周圍邊緣山地經營高地農業的群體向低地發展定居，同樣也吸引了各種古文化沿河谷和山間谷地走向成都平原。《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汶山郡有「六夷七羌九氐」，其中「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數十丈，為邛籠」的部族就是冉駹，即蠶叢氏後裔未南遷進入低地平原的一支。
我們或許能對生活和文化之間的關係給出一個大致定義，但是在太遙遠的年代，古蜀人對文化的感覺更多地將其歸結於神明與信仰。從震驚世界的三星堆、金沙遺址中的各類文物，都能看到鮮明的特點，縱目、長耳、青銅面具、魚紋與鳥飾，複雜、新穎、神秘，造型奇特，精美絕倫，完全打破了我們對青銅器的認知，古蜀人對神祇的信仰可見一斑。
根據現有遺址和史料考察，追溯成都平原的文化，從商代至西周的十二橋文化開始，我們看到了龐大恢弘的金沙遺址文化。作為古蜀國都邑，那金光閃耀的王權權杖依舊讓人敬畏；向前走，神秘輝煌的三星堆文化象徵了古蜀國那段最燦爛的繁榮。
再往前，是位於新津的寶墩古蜀文化，寶墩是迄今被學界認定的「古蜀文明發祥地，長江文明之源」，如今卻仍舊鮮為人知，是因為太神秘了讓人們實在是無從下手？還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呢？
古城現身驚世人
資料顯示，寶墩遺址以成都平原上相繼發現的新津寶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雙河村和紫竹村、郫縣古城村、溫江魚鳧村六座史前遺址群為代表，最具代表性的要數新津寶墩村的寶墩古城遺址。
現在，新津寶墩文化遺址已成為這方土地上人們心中引以為傲的歷史寶藏。當初，在新津市寶墩村張老漢家的農田裡，兩段不會引人注目的土埂子，因為一次偶然的農耕，疑似城牆痕迹的出現，才激起了村民的好奇。
雖然上世紀50年代這座遺址就已經受到人們關注，土埂子周邊也曾有一些戰國時期和漢代的磚瓦、陶片被發現，但1986年廣漢三星堆的驚世發現，逐漸沖淡了人們對寶墩村這兩段土埂子的好奇與猜想。
1996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對遺址進行發掘時，又在一個叫真武觀的土埂子上發現了大量石斧、石鑿、陶片。隨著挖掘工作的繼續深入，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螞蝗墩、李埂子、余埂子與之前那兩段土埂子，同樣均為城牆遺址。這樣，一座長約1000米、寬約600米、達60萬平方米的古城就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如今在城牆橫截面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根根不規則的曲線，這些曲線就是古人夯築城牆時痕迹。
王權下的奇蹟
在古代，對於一座城市來說，城牆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城市與郊野的分界線，也是重要的防禦工事。古城牆主要由牆體、女牆、垛口、城樓、角樓、城門和瓮城等部分構成，絕大多數城牆外圍還有護城河，最著名的莫過於北京紫禁城的紅牆和金水河了。
2011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的考古研究隊進駐新津寶墩村，經過歷時一年多的考古發掘，終於讓這座沉寂了太久的古城重見天日，一座由內外兩重城牆包圍，戒備森嚴，內外城牆四個方向布有壕溝的恢弘古城，讓考古工作者激動不已。古城的出現不僅將成都平原文化起點向前推進至距今4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更向世界證明：成都平原是長江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之一。
經過精確測算，寶墩遺址外城為不規則圓角長方形，長約2000米，寬約1500米，周長近6200米，實際面積達到了驚人的276萬平方米，一躍成為成都平原乃至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史前古城遺址，它與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約425萬平方米）、浙江餘杭良渚古城（290萬平方米）、山西襄汾陶寺古城（280萬平方米）遺址被稱為「中國四大史前古城」。
如此龐大的工程，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令人難以想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並非民間力量所為，也不是幾個有錢人就能辦到的，這是為了體現王權意志，舉部族之力興建的浩大工程，王室的經濟與組織保障使之得以成為現實。
這座遺址中發掘出的水稻、粟等農作物表明，寶墩人在距今4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告別游牧生活，定居下來；這一時期，寶墩人已經製造出石鏃與石刀這樣的工具，工具可以讓他們獵捕野獸，獲得肉食。即使隔著玻璃展櫃，這些從遠古遺留下來的文物也能讓我們體會到，生活在成都平原的遠古先民，比人類其他許多部族都更早地過上了相對安寧、舒適的生活。這也許就是成都人悠閑舒適生活的歷史源頭。
凝聚文明之城
「民得安居則民心所向」，長久的岷江水患一直都是統治階級最頭痛的問題，而古蜀國文明的繁榮與發展，與大規模的治水工程是不可分割的。古蜀人深知，要想發展壯大自身民族，就必須要有一片安寧平和的土地繁衍生息，遠離水患與戰爭，部落氏族才能持續走下去。
統一政權對人力、物力統一支配和徵發，加之人類對大自然的長久鬥爭，極大地改變了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從寶墩古城遺址及周邊同時期各個遺址的挖掘，我們看到，幾千年前的寶墩人相當重視水患治理工作，多條人工與自然交匯的河道蜿蜒流淌，這些遠早於李冰治水的水利工程，為寶墩古城帶來200餘年的寧靜生活，同時也為寶墩人的繁衍生息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建築師說，中國古城的最高成就在於城門。假如說城門猶如城市的表情，勾勒城市滄桑，那護城河就是城市的血脈。被寶墩人馴服的河水沿著護城河緩緩流過，滋養著這方土地上的人民，也為寶墩文化帶來了更多其他氏族文化的精髓。
從目前眾多周邊遺址考察結果看，岷江上游營盤山遺址與成都平原寶墩文化有一定關係，但年代較寶墩文化早；而四川盆地以北嘉陵江上游地區的張家坡和鄧家坪遺址，在石器、陶器等方面與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同樣有一定聯繫，年代比寶墩文化早一二個階段，很可能是寶墩文化的來源之一；寶墩古城與三星堆遺址的第一期屬於同期文化，可以與三星堆古城為代表的夏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相銜接。
寶墩文化作為我們所能接觸到的關於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節，既是成都平原時代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川蜀即將承接中原文明的歷史見證。而寶墩古城是寶墩人的都城，即使時光流逝，依舊是寶墩文化乃至古蜀文明這一歷史樂章中的最美華章。
神向何去
金沙 三星堆人國破後去到哪兒
迄今為止，金沙已出土文物6000餘件，包含金器、青銅器、玉器、陶器、石器、象牙等諸多類別，這些文物無論形制還是圖案，都能輕易找到三星堆的影子。
與大立人比起來，金沙的小立人就是個小不點了，還不到一個成年人巴掌長，他戴的帽冠上有十三根旋轉的弧形芒，象徵光芒四射的太陽，腦後拖著一條長辮，腰上別一根短杖，雙手跟大立人一樣握在胸前，似乎同樣在主持一個神聖的儀式。三星堆還出土了為數眾多的青銅人頭像，頂部有一塊可以拆卸的銅板。金沙迄今雖沒有發現銅人頭，卻出土了同樣的銅板，把它們往三星堆人頭像上一扣，嘿，不差分毫，似乎是同一個作坊生產的。
金沙出土的金冠帶上刻有四組相同的圖案：一條魚、一隻鳥被利箭穿過，箭桿橫穿鳥頸，箭頭深深插在魚頭之中。類似圖案，在三星堆金杖上也能看到，只不過變成了兩條魚、兩隻鳥與兩支利箭。金是古蜀國重器，先秦時期蜀地尚無文字，古人將圖案刻在金器上，一定意味著戰爭、盟誓等大事，顯然，那是三星堆與金沙人共同的秘密。
眾多相似性暗示著三星堆與金沙之間頗有淵源，它們如同父與子一樣，傳承著別無二致的手藝。孫華先生的推測，最終為我們復原出古蜀國的風雲變幻。三星堆古國衰落後，他們中的一支來到成都，在金沙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國度。
2007年4月，成都金沙博物館開館，金沙人的千年珍藏首次與世人見面。太陽神鳥發現後，考古學家猜測它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是組合圖案的一部分。當時一起出土的，還有幾個動物形金箔，尖尖的嘴巴，背上有乳丁紋，模樣看起來像蟾蜍。在中國，太陽被認為是陽性，月亮則代表陰性，《淮南子》說「月中有蟾蜍」，又說嫦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而為月精」，蟾蜍又成了月亮的象徵。廣西出土的一件銅鼓上，鼓面中心是十二芒太陽紋，外圍分布著四隻蟾蜍與兩個騎士，這也揭開了金沙神秘拼圖的謎底—太陽神鳥位於中心，周圍等距離分布4隻或更多蛙形金箔，寓意日月。
這真是個有趣的現象，此前中國商周時期的遺址，比如安陽殷墟，青銅器如此盛行，卻極少有金器出土，那時的「金」，其實就指青銅，黃金則稱為「湯玉」。與之相反，黃金在古蜀國卻是另一番景象，單金沙就出土了200餘件，數目與種類堪稱同時期中國之最，金冠帶、太陽神鳥都是王權的象徵，那些寓意著「群巫」或祖先的青銅人，還要戴上黃金面罩顯示其高貴地位，它們昭示著金沙人的卓爾不群，也將一個古老的黃色王國展示於世。
寶墩文化是我們通往失落的古蜀文明的大門，寫下了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拓荒的史詩；在三星堆，那些詭譎莫名的青銅器，奏響了中國青銅文明的神曲；而在金沙，貴重的黃金被捶打成器，鐫刻下古蜀人的權力誓言以及他們的自然觀與宇宙觀。一個個重見天日的遺址，一件件精美絕倫的文物，拼接它們，我們最終復原了一部古蜀史—這是一部從新石器時代到西周的史書，也是一部用青銅、美玉與黃金寫下的漫漫長卷。
本文來源：四川新聞網-成都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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