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強文┃東京審判背後的較量（下）

07-14

先說幾句題外話：做「坐井觀天」這個公眾號以來，坐觀君始終強調的一點是，除了自己原創之外，我精選文章的唯一標準，就是自己覺得有意思，有參考價值。有人喜歡，自然就會有人不喜歡。我不會刻意去討好誰。因為，討好所有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回到今天的正題。

坐觀君昨天分享了東京審判文章的上半部分，點擊標題即可閱讀。

東京審判背後的較量（上）

還沒看過的朋友，強烈建議先看上篇，再來看下面的內容。

主講人 | 劉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

據三聯書店大學公開課現場實錄整理

來源：「三聯書店三聯書情」（ID:sanlianshutong）

南京大屠殺當時重點的典型案例，一個是谷壽夫，一個就是百人斬。在南京大屠殺的審判帶動之下，中國的審判就逐漸走向了高潮，走向了正軌。重要的是對高級戰犯進行審判。我們當時審判的重點就是將級軍官。在這方面，廣州法庭做的相當好，他們從一開始就抓住了最主要的戰犯，就是華南派遣軍的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田中久一中將是侵略華南的首要戰犯。當年日軍佔領台灣時，他是台灣的總督，然後侵佔了深圳。日軍是從大亞灣（今天深圳核電廠）登陸的，然後佔領廣州、廣西，再佔領湖南，跟北面的軍隊會合，進行湘桂會戰。田中久一的取證也非常的困難，日本人在投降之後把所有的證據都毀掉了。因為他們在向國民政府投降的過程中有兩個月的時間，可以把檔案都徹底地毀掉，什麼作戰命令、作戰日誌都沒有。怎麼審田中？我們就從他底下的罪行開始挖。比如說田中當時要進攻湖南，命令部隊籌糧，這些日軍就跑到了開平。開平那有很多的碉樓（《讓子彈飛》就是在開平拍的），老百姓就把著碉樓不讓日軍進去。日軍炸開碉樓，把老百姓拖出來，在碉樓外面屠殺了一群。這本來是他們一個掘本大佐指揮的部隊，但是廣州法庭認為田中久一是首席指揮官，就應該承擔這起屠殺的責任。審到半截，美軍法庭又把田中抓到上海去了，說田中對迫害美軍飛行員也有責任，要在美軍法庭審判。廣州法庭堅決不同意，說那是小罪——這就體現了我們的法律自主權，不能樣樣都聽美國的，張發奎擔任行營主任的時候，這個民族氣節是有的。結果又把田中抓回來了，審了十幾次，在大量罪行面前，田中不得不承認日本的國家政策出了問題，自己犯下了這些罪行，感覺到非常遺憾。但是考慮到戰後投降非常平穩，也一直在維持廣東的社會治安，希望法庭對他寬大處理。最後進行了14次庭審，判處田中久一死刑，而且就在廣州執行。谷壽夫中將和田中久一中將，都是在中國本土被槍斃的官階最高的日軍將領。

槍決田中久一

國民政府在1947年6月給10個法庭下了一個大名單，是一個包括261名日軍將領的名單，姓名、將階、什麼部隊的長官，犯的罪行應該是哪些，對中國哪些城市製造了轟擊，製造了哪些慘案……但是261人名單下的太遲了，1947年6月才下，當時各地的庭審已經進行了一年半，而且國民政府說要1947年底基本收尾，因為當時國共戰爭打起來了。國共戰爭打起來之後，像瀋陽、濟南、徐州法庭基本上都審不下去了，城市都朝不保夕了。說抓緊時間，這一抓緊時間，倒是最後半年把重點集中在日本將級官員的戰犯身上，但是時間來不及。你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收集證據了，所以當時在南京和上海法庭就開始突擊審訊，把監獄裡關的這些現有的將官，趕緊抓出罪行來審。這樣，經過最後突擊審訊，判了二十多個將領，但基本上就沒判死刑。

到了1947年底1948年初，國共戰爭打的越來越厲害。國民政府只好陸續宣布這些法庭關閉。已經判的和沒有判的日本戰犯統統送到上海提籃橋服刑。到了1949年3月，解放軍馬上要過長江了，蔣介石也下了野了，李宗仁在和談，實在顧不上這些日本人，於是用一條船把大陸上在押的所有日本戰犯，不管是判刑的還是沒判刑的全部交給美軍送到日本去。所以國民政府的審判從1946年初到1948年初一共是審了兩千四百多人，一共是判了兩千三百多人，死刑是判了149人，執行了145人，因為有幾個將官病死在監獄裡。

這應該說是不小的成績，特別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中國作為戰勝國，第一次行使獨立的司法主權進行國際審判，對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主權都是一個歷史鼓舞與貢獻。對10個法庭的法官所做的努力，在歷史上我們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法庭審判沒有絕對正義的，也沒有絕對不受影響的審判，還是要受到政治的制約。

首先，蔣介石要跟麥克阿瑟同步，要跟美國的政策同步。麥克阿瑟為了讓日本復興，除了赦免啊天皇之外，麥克阿瑟還要求盡量縮小打擊面，盡量少判或者是輕判。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的法庭最後就成了虎頭蛇尾。而且國軍政府的法官最後做了一些總結，說我們的審判進行的非常艱難。第一，取證艱難，因為日軍沒有檔案了，我們只依靠老百姓來收集證據，但是老百姓又不具備法律知識，戰爭年代的事情，你說我逃難的時候我能知道後面追我的日本兵姓什麼叫什麼嗎？根本不可能知道。結果日本人在監獄裡狡猾抵賴。當時有好多日本戰犯、日本軍人，我們是搞不清身份的，於是叫他們自己填表：你到底是誰，姓什麼叫什麼，哪的人，什麼官階。他們就在上面做假，明明是校官的就說是尉官，這樣張冠李戴、偷梁換柱的事情非常多，而且在關押的時候，這些日本人還保持著當年軍人的姿態，下級對上級依然是畢恭畢敬，互相通氣、串通情報。所以法官說因為我們的人道主義給了日本的戰犯很多空子可鑽。而且因為你的證據不足，所以日本戰犯在法庭上都不認罪。

最典型的是谷壽夫。谷壽夫在法庭最後宣判他的時候，態度表現的很從容。谷壽夫說我是最後一個進入南京的師團，前面師團的犯罪我並不清楚。我進了南京之後，我對部下的約束是嚴格的，但是如果部下出現了那些不幸的事件，我可以承擔責任。於是他們犯的罪行就由我來承擔責任好了。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非常壯烈的形象，表示我承擔責任去死，但是我本人並沒有犯罪。

台灣作家王鼎鈞當時在南京現場當憲兵，他寫的回憶錄有這麼一句話，讓我感受非常深刻。他說：國民政府的審判殺了日本人的身體，沒有殺掉他的靈魂，他不認罪。國民政府審判到最後，出現了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太原審判。太原審判當時是閻錫山來進行審判的，閻錫山回到太原之後，就有個小心眼。他說我要守著太原，根本就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就我這些兵能打過共產黨嗎？我要想守住太原就得藉助日本人。當時駐太原的是華北派遣軍第一軍，軍長澄天徠四郎中將。閻錫山一回到太原就跟日本軍官說你們能不能留下來，幫著我打仗？澄田等人說不合適吧，我們得回國。閻錫山威脅道：第一，你回國也沒有好日子過，家都給炸平了，回國就是窮光蛋；第二，你還要受戰爭審判。你在我這兒隱姓埋名，當我的顧問，我給你優厚的工資待遇，保證比你回國好。這樣澄田就答應了，當上了閻錫山的顧問。當時他的第一軍里假遣散，走了一撥人，精銳留了三千。這些人當了閻錫山部隊的機槍手，炮手。閻錫山的部隊戰鬥力一下就增強了，後來1948年徐向前打太原怎麼也打不下來，毛澤東說算了，我們在進行平津戰役，太原先放一放吧。結果閻錫山就坐著飛機逃跑了。平津戰役結束後，四野再回過頭來幫助徐向前打太原，等到清點俘虜時，發現機槍手、炮手都是日本兵——嚴懲不貸！把這些日本兵都抓到河北邢台一帶的河北農場改造去了。

為閻錫山作戰的日軍螞蟻部隊

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為什麼要在太原設法庭？主要是審判閻錫山留下來的那些日本顧問。閻錫山的這些日軍在日本有個綽號叫「螞蟻部隊」。「螞蟻部隊」替閻錫山打仗，你說閻錫山能審他們嗎？所以太原法庭整個走了個過場，就沒正經審判。

最重要的是對岡村寧次的審判，頭號戰犯岡村寧次怎麼辦？南京法庭一直沒有讓岡村出庭，就是想保他。最後國內輿論實在是逃不過去，岡村也得受審。於是蔣介石命令南京法庭的庭長石美瑜少將，說你給我起草一個岡村無罪的判決書。石美瑜等人簡直是有口難言：我本身是審判他們，結果要做無罪判決書。這些法官挖空心思，最後在1949年初給岡村起草了一個無罪判決書：

本案被告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酒井隆、谷壽夫業經本庭判處死刑，先後執行在案）。且當時盟軍已在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八月，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姦搶劫，或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份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罪相繩。至於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花、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行發生，然此應由行為人及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原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有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其負共犯之責。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法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論知無罪，以期平允。

這一下就讓輿論大怒，岡村1924年開始來的中國，在關東軍當參謀，在華北派遣軍當總司令，特別是對共產黨、八路軍，岡村是最大的對手，最大的敵人。他的「五一大掃蕩」，殺了多少中國人，把共產黨整到多慘的地步，難道這都不算事嗎？所以這個判決書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也完全是出於政治考慮的。

岡村寧次受審

中國審判結束之後，東京審判也進行了最後的判決。經過漫長的審訊之後，當時重點在幾個重要的戰犯身上：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這些沒話說。東條，日本的首相、陸相，侵華和侵略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戰犯。木村兵太郎，緬甸殺害英軍的戰犯；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者；板垣征四郎，侵佔中國華北的急先鋒。（下圖中）到武藤章為止，這7個人判處絞刑。這裡覺得好像最冤枉的就是廣田弘毅，廣田弘毅是文官，是外相，怎麼文官也判死刑，也是戰爭罪犯？其實侵略中國的基本國策以及對中國的交涉，都是廣田弘毅進行的，促成汪精衛偽政權成立也是廣田弘毅，所以也判他死刑。

宣判之後，一個一個的執行，結果11個大法官中有一個印度法官波爾，他出來插一杠子。波爾在東京審判自始至終的過程中都是跟大法官們唱反調的。11個法官，這個印度人就是跟你作對。波爾為什麼會作對？第一，日本人沒打到印度，印度對日本沒有直接的仇恨。第二，波爾最恨的是英國、美國等西方殖民者，特別是英國，他記的仇恨非常多。所以波爾來了以後那是替日本人說話的，專跟英國人、美國人過不去。波爾自己在工作之餘——這兩年的時間他可真辛苦——寫了一千多頁的反判決書。就是對東京審判的審判判決提供自己的反對意見，寫了一千多頁。他的主要觀點是兩點：第一，你是事後法，不合法，按國際法應該是事先法；第二，既然天皇無罪，那麼這些日本被告全員無罪。他這話一出是輿論大嘩，梅汝璈恨的咬牙切齒，說印度法官專門是唱反調的。結果日本人對波爾倒是感激不盡。在靖國神社給波爾立了塊紀功碑，安倍去年到印度訪問，專門看望了波爾的孫子，對波爾表示深深的感激。

波爾

你說東京審判出了這麼個人……但是確實說明從法律審判上被人抓住了辮子。所以最後就宣布把這7個人判處絞刑，一個一個判處之後，火化，本來骨灰應該扔在海里。結果當時行刑的時候，有日本的右翼分子認為這7個人是替天皇去死的，是烈士。於是背著美軍偷梁換柱，把7個死刑犯的骨灰偷了一部分出來，最後葬在山上，叫殉國七士墓。所以在戰後，特別是70年代日本崛起之後，日本也富了，腰杆子硬了，對戰爭罪行的否認、翻案就越來越密集。

最大的否認是什麼？就是日本的右翼學者用了很多考證，證明這個沒有、那個沒有。你怎麼去反駁他？你怎麼證明有？他抓住了你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你沒證據。因為日本人在侵略各地的戰爭檔案全都銷毀了，特別是在中國戰場上。你沒檔案，你怎麼跟他較勁？日本人在翻案的過程當中首先針對南京大屠殺，先翻南京大屠殺的案。日本學者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你說南京大屠殺殺了30萬，數字哪來的？你給我拿出證據來。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上說南京大屠殺殺害中國軍民二十餘萬。南京法庭判決谷壽夫的時候說南京大屠殺殺害軍民30萬人，然後在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上就刻了個30萬，日本學者就抓住這一點，30萬哪來的？

日本學者又分成了幾派，一派叫虛構派，說南京大屠殺完全是虛構的，根本沒那麼回事。另一派叫小屠殺派，說南京大屠殺殺了多少人？5萬人到7萬人。為什麼會有5萬人到7萬人，說我有證據。南京大屠殺當時殺人的時候滿地的死屍，需要人去埋，於是日本人雇了兩個中國的慈善團體，讓這兩個團體的中國人每天去挖坑埋人，挖完了坑埋完了人，你去找日本人要工錢。所以每天都有呈報單，這麼一統計不到7萬人，這就是能出來的證據。還有我們為什麼要南京大屠殺呢？主要就是你們中國人不仗義。你們中國士兵沒有戰鬥到底的武士道精神，你們中國士兵都換上了便衣，跑到老百姓里朝我們打冷槍，你們這不是戰爭行為，我們在南京內搜捕「便衣兵」才造成的大屠殺。這還變成了日本人有理了。要說有點良心的是這小屠殺派，但是日本學者沒有一個人承認30萬的證據是確鑿的。

日本人做的更細緻的就是調查「百人斬」。日本有一個名記者叫本多勝一，本多勝一在80年代中日友好的時候來過南京，於是他說在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把當年的電影影像就擺上去了。然後說到了「百人斬」，結果向井的女兒就在日本的法庭起訴本多勝一，說他造謠。於是有一批日本右翼學者就給向井的女兒撐腰，他們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說向井是團部的參謀，野田是炮兵少尉。他們兩個一個在機關，一個在炮兵，他們不可能衝到一線去殺人，身份不相符。如果你要說他們是步兵的排長、班長，這倒有可能，他們兩個都在後方。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日本的戰刀殺不了那麼多人。日本右派做試驗，砍牲口的頭，一刀下去，熱血再加上骨頭，說砍二三十個頭這個刀就卷刃了，就殺不動了。而且向井的女兒還找了野田同村的一個證人，當年是個五六歲的小孩。五六歲的小孩看見野田回來了，崇敬地說野田叔叔你是英雄，你能殺一百個中國人，野田是假的，我只殺了五六個中國人。這是活證人。結果搞的日本法院也非常尷尬。那會兒中日友好，結果你在這兒翻「百人斬」的案，怎麼辦？最後日本法庭只好宣布「百人斬」這件事確實是報紙上的報道不足為證。但是也不能否認野田和向井沒有殺過中國人，只不過就是幾個人和一百個人的問題。現在訴訟時效過了30年了，所以不予受理。來了個不了了之。結果日本右翼更來勁了，他們跑到英國去了，找田伯烈的祖墳去了。你不是寫了《外人目睹日軍之暴行》嗎？找田伯烈的墓碑，看看他到底是幹什麼的。結果墓碑上刻的簡歷說：1939-1944年間，他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顧問。好，你田伯烈不是個純粹的記者，你是為國民政府做事的，所以你們的證據是偽造的。我們看看日本右派在否認戰爭罪行的時候做到了多麼艱苦細緻的考證工作，相比之下我們除了一通臭罵之外，我們又做了多少艱苦細緻的工作？

田伯烈

這樣日本右翼不斷地翻案，中國人也得反擊。首先，我們最近這些年發現了《拉貝日記》，拉貝是德國納粹黨駐南京的頭目。他在南京大屠殺過程中親自記載了許多的日軍暴行。還有美國記者馬吉，當時是在大樓的頂上，冒著生命危險拍錄像，說打死人了，拉走了婦女。最後是他的後代在美國發現了這個膠片，捐給了中國，收藏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才去跟日本的右翼作鬥爭，但我們顯得過於勢單力薄。

比如說這位美籍華人姑娘張純如，祖上是中國人，她在美國長大。她在檔案館裡突然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材料，她說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罪惡嗎？於是張純如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寫了一本《南京暴行》。這本英文書當年在美國成為第一暢銷書，名聲大噪。日本學者群起而攻之，幾十個學者圍攻張純如，他們抓住張純如最大一個弱點，就是張純如是學文學出身，不是學歷史出身，所以她在記錄過程中有很多是想像的，有很多是文學描述的。日本學者說這個地方敘述不準確，那個地方敘述不正確，提了一百多處硬傷，全面否定張純如這本書。張純如在這種圍攻下，最後得了抑鬱症，開槍自殺了。

張純如

所以今天談到東京審判，再看看日本國內這種不認罪和右翼的種種行為，特別是靖國神社。靖國神社裡邊把東條英機供奉起來，當做他們國家的烈士來紀念。這就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而且參拜靖國神社的這些老鬼子依然還在懷念他們當年的場景。我到靖國神社去看，東條英機為什麼供在裡面。結果人家就跟我解釋，說我們日本人的觀念，是一個人生前再作惡，他只要是死了，過去的罪惡也就一筆勾銷了。東條他們這幾個人屬於死於非命，而且他們又是替天皇殉國的，所以日本右翼最後決定還是要把他們供在裡面。但是東條的牌位真的不顯赫，我找了半天，結果東條就跟這些日本兵、女護士在一起。靖國神社裡供的照片最大的是誰？柏林奧運會的日本運動員，得了獎牌，又去從軍，戰爭中死了，他們的照片倒是單獨的，好大的個兒，那算是名人。但是你日本首相去參拜，那就說明了你的一個態度。我們中國人不管你那一套價值觀，我們認為你這就是賊心不死，你這就是對戰爭不承認罪行。

靖國神社內供奉的照片

日本右翼參拜靖國神社

為什麼不承認戰爭罪行？因為在日本人頭腦里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你中國人沒有打敗我，是美國人、蘇聯人打敗的我，所以我不服，不服就跟你中國人較勁。所以，日本的這種態度可以說是一直就有，但是我們過去沒有特別的關注。像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來中國準備恢復邦交，那是抱著友好的態度來的。結果田中來了之後，對周恩來說日本在歷史上給中國「添了麻煩」，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周恩來臉色一變，說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造成那麼大的危害、罪行，難道僅僅是「添麻煩」嗎？田中說這是我們的敬語，「添麻煩」就是我們的過錯。周恩來給他留下八個字，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說句老實話，我們中國當時是要跟日本友好，是希望能夠開放，打開國門，需要日本的先進技術，需要日本的經濟援助。所以，我們本著這個大原則，在小問題上，在追究日本的罪行問題以及索賠問題等方面，我們的都讓了一步，沒有索賠，也沒有把日本戰爭罪行道歉寫入聯合公報。鄧小平訪問日本的時候，主張是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這樣使中日不再戰。在和平條約里強調中日永遠不再發生戰爭，這都是在中日友好的時候。

還有一個大前提，就是日本人發中國財的時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錄音機、照相機、電視、冰箱、洗衣機充斥中國市場，那是日本最發財的20年。所以他們可以對中國友好，因為他們有利可圖。等到風水輪流轉，中國到90年代經濟強大起來，不但日本經濟停滯了，而且中國反而順差了，向日本出口，把日本的市場擠掉了。所以日本就開始不平衡了。

在這個大趨勢下，嫉妒中國的崛起，嫉妒中國的發展，所以日本人的島民心態和右翼就開始越來越上升了。我們今天才開始認識到東京審判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過東京審判的研究，我們才能跟日本具有對話的能力。所以，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第一步就是把日本的原始史料全部影印過來。東京審判的庭審記錄80卷，檢察官的記錄50卷，到底是怎麼說的，到底是怎麼搞的？你只有在這種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你才真正能在國際上具有一席之地，能夠堅持歷史的正義。所以我們不斷出版東京審判的原始文獻，再不斷研究發表新的成果。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

我們在上海開第一屆國內的東京審判研究國際會議的時候，日本來了兩個學者。一個是老日本共產黨黨員粟屋憲太郎，他這麼多年是從事東京審判的權威，但他絕對是一個左派。還有一個是戶谷由麻，她是粟屋的學生，在國內受到排擠，所以到夏威夷大學任教。他們到中國參加會議，一看中國這麼多人蔘會，發出了由衷的感慨。他說：我以前在日本搞東京審判研究的時候是一個孤兒，現在我們看到了中國，你們這才是戰艦，才真的形成了團隊。但是我們非常清醒，我們的研究僅僅開始，而日本右翼的學者著作已經是鋪天蓋地了。

所以在反擊日本右派這個問題上，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我們與其當憤青天天罵安倍，天天罵小日本鬼子，說老實話，日本人不會尊敬你，而且看不起你。你拍那麼多的抗日神劇，正表示了你的淺薄，絲毫不會給國家和民族增加榮譽。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講座，一方面是給大家講一些東京審判的過程，還有就是談一些中日矛盾的焦點所在。鑒於往事，我們展望未來，中日關係大潮流，中日兩國人民肯定是友好的，肯定是不願意發生戰爭的。但是我們要警惕右翼，警惕日本對戰爭罪行的否認。這樣我們作為一個學者，既有一顆愛國之心，而且又要做扎紮實實的學術研究，這才是真正的貢獻，這才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