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中國各界以不同方式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其高潮是12月26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講活中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與會同志也從不同的側面對毛澤東光輝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聯繫到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江澤民的重要講話，可以看出，上述評價是與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毛澤東的基本評價，一脈相承，貫穿至今的。在中共中央紀念座談會之前，全國許多地方和單位也分別舉行了同一性質的紀念會或學術研討會。在這些會議上，我聽到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各行業、特別是社會科學理論界同志的發言，看到了成百篇論文。這些發言和文章使作者得出一種判斷，《歷史決議》中對毛澤東的基本評價，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共識，至少是主流觀點。因此，從歷史的大視角和全局來說，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問題，應該說是屬於已經基本解決了的問題。但是，最近筆者通過接觸到的一些事情感到，如同歷史發展的曲折性一樣，人們的認識也是有反覆的。看似已解決的問題，在一定條件下又會出現波折，這也是正常的。去年年底，我接受新華社、ｌｉàｏ＠①望東方雜誌、鳳凰周刊等媒體記者採訪。在同記者交談時，我列舉了自己接觸到的有關對毛澤東的四種不同評價（繼續神化、功大於過、過大於功、醜化否定）。同時，也重申了自己堅持對毛澤東一生功大於過的評價，是經得起歷史和時間檢驗的科學評價的理由。新華社記者整理出的稿子較長，我認真看過，並作了些修改。《ｌｉàｏ＠①望東方》和《鳳凰》周刊的稿子，摘錄了談話的片斷，而且為了趕時間並未給我看清樣。結果，新華社的稿子沒聽到什麼反映，雜誌上的文章因為被幾種文摘報轉載，卻引起了一點風波。出乎意料的是，會後不久，我就收到多次電話和七八封信。對我表達的對毛澤東的看法，評價差異懸殊。其中有山東一位自稱為「離休幹部」的人說，他從某文摘報上看到了我的觀點，認為不正確。他把自己的觀點概括為一個公式：「毛澤東的革命建國之功—建設『文革』之過＝0」。他說，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毛澤東的嚴重錯誤及其造成的惡果，很多還沒有披露。現在應該根據新公布的這些材料對毛澤東重新評價。並說，他已經給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寫信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還有一位落款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人，竟說：「得知先生至今仍在歌頌毛澤東，深為先生不取。」他認為「把毛澤東與希特勒、斯大林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惡魔並不為過，這是由這三個人的罪行來蓋棺論定的，任何偽造歷史，為這幾個人類中的敗類，塗脂抹粉的企圖，註定是枉費心機」。這就使我更加感到，有關毛澤東歷史地位的科學評價問題，即使是在中國人民內部，甚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了的問題。人們常說「蓋棺論定」，這對一般人似可以這樣說。可是，往往不適用於偉人。甚至可以說，愈是偉大的人物，愈是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人物，愈難以蓋棺論定。棺是早已蓋好了，但如何論定卻眾說紛紜。毛澤東去世已經28年了，所以還會出現不同的評價，而且針鋒相對，差異極大，正說明毛澤東的事業、思想和影響，仍同今日之中國息息相關，仍為廣大的中國各族人民所不能忘懷。正是由於上述種種情況，使我感到重新提起「毛澤東歷史地位」這個老問題，還是有其客觀需要的。　　（一）「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課題，多年來，已經有上千部專著和幾萬篇文章去研究探討。特別是趕在毛澤東誕生110周年前夕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 ，以一百三十萬字的篇幅，比較詳細地刻畫和表述了這位偉人的後半生。對人們爭議和歧見頗多的一些重大問題，用比較豐富的檔案資料，作了比較客觀公正的描述和評論。對人們真實地了解這一段跌宕曲折的歷史很有幫助。也可以說是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問題的一次鄭重的回答。但它的篇幅太大了，能夠仔細通讀的人可能不會很多。恰逢此時，一位同志邀我寫一篇關於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文章，我答應了。本文試圖抓住關鍵和要點，概括性地表述一些自己的分析和論斷。那麼，什麼是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的關鍵和要點呢？我認為就是要科學而準確地評定毛澤東一生的功和過。對於毛澤東的「功」，他一生對中華民族、中國革命和中國各族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而多方面的貢獻，全國絕大多數人是有共識的。當然對其功績估量的程度和份量上是有很大差別的。對毛澤東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甚至污衊為「惡魔」的人，除國內外的敵人和反共份子外，在中國人民內部恐怕是為數不多的。本文的立意是在人民內部作研究性的學術探討，因此，對極少數敵對性的錯誤觀點，另當別論。造成人民內部對毛澤東評價巨大差異的關鍵在哪裡？我感到主要是對毛澤東建國後的巨大過失如何認識和評價問題上存在巨大差異。即關鍵在於對「過」的判斷，而非對「功」的估量　有人說，毛澤東不只晚年犯過錯誤，早年也有。這當然是事實。但就錯誤的性質和嚴重程度而言，重點在晚年，而非早年。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類錯誤，毛澤東早年是沒有犯過的。而被極少數人抓住極力攻擊醜化，甚至與法西斯惡魔希特勒並列的，也正是這兩次嚴重錯誤。所以如何認識「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就成為如何評價毛澤東一生的關鍵所在。發動「大躍進」是1958年，毛澤東65歲。發動「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毛澤東73歲。而晚年，按通常的標準是在六十歲以後。因此，把這些稱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大概是不應該有歧義的。所以，我想首先從如何正確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談起，可能是有益的。　　（三）毛澤東是人，是偉人，但偉人也是人，不是神。是人總會犯錯誤的。毛澤東一生犯過的錯誤，從不同視角總結，可以有不同的說法，有不同的條數。但不管從那個視角說，錯誤最大、危害最嚴重的，莫過於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和1966年到1976年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儘管至今仍有極少數人竭力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評功擺好，甚至有人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錯，今日中國仍需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但絕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會贊同的。「大躍進」有複雜的國際國內背景，有一波三折的曲折歷程和黨內外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盡述的。好在已經有不少專著和論文出版。其中資料豐富，敘述詳盡的恐怕要數國防大學叢進教授的《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近五十萬字的篇幅中，超過一半是講「大躍進」的。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陳雪薇的《「大躍進」運動始末》（載邱石編：《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經濟日報社1997年版，第349-386頁）比較清晰概要介紹了「大躍進」的過程，是比較好的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起因之錯綜複雜，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一道難題。作者曾在1995年寫過一篇《文革起因，眾說紛紜》（發表于山西《黨史文匯》1995年第3期），根據搜集到的國內外資料綜合為十種觀點（即：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東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膨脹說）。後來又因為看到王若水先生遺作《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又增加了一說：赫魯曉夫陰影說。也許以後又會有新的什麼觀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正是客觀歷史複雜性的一種思維反映。至於「文革」十年鬥爭之激烈，問題之複雜，事件之眾多，範圍之廣泛，損失之慘重，影響之巨大等等，更不僅是中國五千年史之「史無前例」，也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應該說，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好在已經有了五、六本專史和幾本論文集出版。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室張化主編的《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彙集了近二十年中有關「文革」史研究的比較有價值的論文，可供參考。因此，在這篇文章里，並不試圖全面地研究毛澤東的這兩次錯誤的全過程。只想集中研究三個問題：毛澤東犯錯誤的歷史背景、錯誤的性質和錯誤的責任。第一個問題，毛澤東的錯誤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發生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也是徹底總結歷史經驗，避免犯同類錯誤首先要研究清楚的。「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註：《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8頁。），這是黨對待歷史問題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在研究毛澤東犯錯誤問題上應當遵守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是有很大差異的，決定著兩次大運動的方向和特點各不相同。「大躍進」重點是搞經濟。要在鋼鐵等重要工業指標上超英趕美。也不是中國孤立搞，而是同1957年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萌動的社會主義陣營趕超西方陣營的激情緊密相聯。當然也是同當時全球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大環境分不開的。其主觀目標是儘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態，儘快縮短同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差距，使社會主義中國以強大的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不過，願望是好的，但犯了急性病，違反了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結果欲速反不達。不僅沒有儘快發展經濟，反而造成巨大破壞，受到了嚴重懲罰，付出了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代價。「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則是搞政治。要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挖修根」，打倒「走資派」，進行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保證「紅色紅山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這當然是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蘇分裂和兩黨公開論戰，中共認為蘇共已變質變修，蘇聯已紅旗落地緊密相聯。同美國擴大越南戰爭，把戰火燒到中國南大門；中印發生邊界戰爭；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國內形勢緊張等有關聯。但結果由於其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只能適得其反，使中國社會發生嚴重危機，處於崩潰的邊緣，使全國各族人民遭到巨大的災難。那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方面就沒有什麼共同點了嗎？從具體背景看有許多不同點，但從大環境看，卻有著根本性的共同點，那就是這兩次嚴重錯誤都是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發生的，都是探索性的錯誤。「大躍進」是在1956年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揭露了斯大林時期的嚴重錯誤後，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要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之後發動的。說它是一種付出巨大代價的不成功的探索，大概是不會有太多異議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探索嗎？答案可能就會各種各樣了。前邊說的有關「文革」起因的十一種觀點，也可以說是十一種不同答案吧。但我認為還應該說也是探索。理由何在呢？第一，從政治上說，仍是「以蘇為鑒」探索新路的繼續。不過「大躍進」時只是認為蘇聯的建設之路不理想，企圖以群眾路線的傳統動員億萬人民快速趕超。而「文革」之前已認定，蘇聯黨和國家已被修正主義篡奪。在所謂「黨變質、國變色」的巨大夢魘下奮起抗爭，力求探索一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之路。按照毛澤東給江青信中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全國性演習」。不過是一次代價巨大，損失嚴重的「演習」。第二，從理論上說，是保證執政黨正確領導的探索。即在當時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偉大里程碑」的所謂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實踐。目的是解決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執掌政權以後如何不變修，不變質的問題。當時在中央權威報刊社論中曾滿懷信心地宣布，這個關係無產階級政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已經由於毛澤東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和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圓滿地解決了。但歷史實踐告訴我們，這只是一場惡夢中的自我安慰而已。這個大問題至今不僅依然存留著，而且還在發展。第三，從經濟上說，是對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又一次探索。是在既拒絕了西方的現代化之路，又在以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跳出蘇聯現代化模式的探索失敗之後，企圖以政治挂帥，「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為指導，再次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建設之路。十年「文革」使全國陷入經濟崩潰的邊緣，就是實踐對於這次新探索的否定性的回答。從政治、理論和經濟三個方面看，「文革」都是失敗了，但探索的目的和性質卻是不應該否定的。列寧曾把建設共產主義事業比喻為攀登一座人跡未到的高山，迂迴曲折，迂難折返，甚至滾下來碰得頭破血流，都是難以避免的。當然，如果事先慎審行事，可能損失少一點。但無論如何想一帆風順，一次登項成功是不可能的。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實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不僅中國共產黨人，包括其領袖毛澤東都沒有任何經驗，而可供借鑒的國際經驗也不多。在這種情況下，不犯任何錯誤，不經歷曲折和失敗，就順利找出中國的新路是不可能的。當然這裡沒有原諒或解脫毛澤東驕傲武斷等主觀錯誤的意思。但承認客觀的難免性，是公正而科學地評價歷史問題不可缺少的。第二個問題，毛澤東犯的錯誤是什麼性質的錯誤？這對正確認識毛澤東，以及評定毛澤東晚年嚴重錯誤及其在毛澤東一生中的地位也是不可缺少的。人類的錯誤是各種各樣的。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理論的、道德的等等。同樣一個殺人，可能是自殺，也可能是他殺。他殺中又要分有意殺人還是誤殺，是故意殺人，有計劃謀殺，仇殺還是正當防衛等等。法官不分清殺人的性質就無法判案，研究領導人的錯誤也是需要首先搞清楚錯誤性質的。那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從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角度看，毛澤東的錯誤主要是決策的嚴重失誤。就是說，這兩次嚴重錯誤，都是由於對國內矛盾、黨內矛盾和國際矛盾的調查和認識脫離了客觀實際，作出了背離實際的錯誤決策，制定了錯誤的政治路線和一系列錯誤政策，採取了錯誤的方法和手段，造成了廣泛的災難性的嚴重後果。毛澤東一生強調實事求是，卻犯了完全相反的錯誤，這當然同他晚年逐漸驕傲，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日益嚴重，日益脫離中央領導集體甚至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等個人思想意識問題有直接關係，特別是同他自以為是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重大發展的兩大理論錯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帶有嚴重小農平均主義色彩的空想社會主義模式密不可分。這種錯誤對於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來說，是可能犯的各種錯誤當中危害最嚴重的一種錯誤。因為它戴著神聖的革命的光環，最容易激發廣大工農群眾的熱情，最不容易發現，更難以抗拒和糾正，因而影響的範圍廣，統治的時間長，造成的各種危害也就更為嚴重。如何給這樣一種錯誤定性呢？鄧小平早在二十五年前回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就已經給予了明確的界定。他說：「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6頁。）有人不贊成這個結論，說毛澤東是政治品質不好，有意整自己同生死共患難的老戰友。這方面的問題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並非是問題的本質。其實鄧小平在二十五年前也早已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0頁。）有人說，「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了那麼多的人，絕大多數人都是無辜受害者，比斯大林肅反，希特勒殺猶太人死的還多，毛澤東還不算「殺人惡魔」？我可以明確回答說：不算。這三件事性質各不相同，是不能混淆的。希特勒是搞法西斯主義的種族清洗，殘酷地在整個歐洲佔領區迫害猶太人，設立大量集中營，有計劃地殺害了幾百萬猶太人。說他是「殺人惡魔」，貨真價實。斯大林肅反擴大化也殺害了很多好同志，但主要是由於對國內矛盾和黨內矛盾分析判斷的失誤，又中了希特勒德國的反間計。應該承認這也是一種領導人犯的政治錯誤。不過斯大林確實批准冤殺了一些好同志，這是不能原諒的。毛澤東的情況與他們二人都不同。他是出於好的主觀動機，特別「大躍進」是為了加快中國的建設，但犯急於求成的錯誤，造成了事與願違的大災難。當毛澤東知道「大躍進」造成災難的一些實際情況（恐怕終其一生，毛澤東也沒有知道三年困難死了那麼多的人，這真是悲劇）時，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不僅派人到農村調查，想各種辦法糾正已經認識到的錯誤，而且帶頭減工資，不吃肉蛋，與民共度時艱。這同希特勒相差十萬八千里，怎麼能相提並論呢！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那麼多人，那麼多老同志受迫害，也還沒有發現哪一個人是毛澤東親自批准處死的。相反，他還多次強調要貫徹延安整風確定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甚至林彪、「四人幫」要求槍斃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也還是毛澤東批示「刀下留人」的。這與斯大林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有人說，毛澤東犯了錯誤，你們就強調功過相比，功大於過。而對別人就不一樣，就強調蓋棺論定，一筆勾銷。比如對張國燾、王明，還有林彪。我說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錯誤的性質不同。張國燾在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也不是沒有干過一點好事，但後來叛黨投敵，當了國民黨的特務，專門反共反革命，我們對他還能怎麼評價呢？王明後來住在莫斯科，專門寫文章歪曲歷史，辱罵中共產黨及其領導人，配合反華大會唱，又能有什麼樣的蓋棺論定呢？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盡壞事，最後陰謀殺害黨的最高領導人，篡黨竊國。陰謀敗露後倉惶外逃，葬身異國，又能怎樣評價呢？所以，肯定毛澤東的嚴重錯誤性質是政治錯誤，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個問題，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嚴重錯誤中，毛澤東應負何等責任？無論從擔任的黨和國家的頂導職務，還是從事實上發揮的領導作用來說，毛澤東討「大躍進」和「文比大革命」都應負最主要的領導責任，這是公認的，沒有疑義的。問題是，難道這兩件大錯事都是毛澤東一個人不顧別的領導人的反對而獨斷決定的嗎？歷史事實告沂我們，並非如此。「大躍進」的指導思想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沒有一名參加大會的代表提出過反對意見。發動「大躍進」的兩大綱領性指標：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化，是1958年夏，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會上也沒有人提出過反對意見。正如鄧小平所說：「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個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6頁。）「文化大革命」情況有所不同。從本質上說，毛澤東確實是違反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大多數人的意志，乾綱獨斷。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但從形式上說，還是保留了集體通過的外殼。「文化大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毛澤東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是劉少奇主持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這兩次會上都沒有人公開提出過反對意見。鄧小平也坦率地承認這一點。他說：「有些問題我們也確實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9頁。）只要在這三個問題——錯誤是在探索新道路的大歷史背景下發生的；錯誤的性質是政治錯誤；錯誤的主要責任應由毛澤東負責，中央領導集體也要負責——的看法上取得共識，那麼這些錯誤在毛澤東一生中占何種地位的問題，也就有可能取得共識了。　 （三）現在來回答如何判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問題。其實，胡錦濤在中共中央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對此問題已經作了明確回答。這裡，根據多年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體會，從國內的角度著重談以下五點簡要的認識：　　（一）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眾多偉人中更傑出的偉人二十世紀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期，是各種複雜矛盾交錯撞擊，鬥爭波瀾壯闊，曲折而激烈的年代。為了中國的獨立、自由、解放，千百萬人前仆後繼流血犧牲，湧現出無數英雄豪傑，是一個偉人眾多，群雄璀璨的時代。發動並領導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建立民國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廖仲凱等是偉人；高舉科學、民主大旗開展思想解放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是偉人；創立共產黨，領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偉人；為新中國的改革開放、繁榮富強作出卓越貢獻的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是偉人；很多為中國的獨立、解放、富強奮鬥一輩子的民主人士如沈鈞儒、張瀾、李濟琛、宋慶齡、馮玉祥等也是偉人。總之，各行各業、各民族，夠得上稱為「偉人」的名字，可以開出長長的一大串。當然，這些人建立的歷史功績是有很大差異的，並不是相等的。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說，二十世紀中國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偉大變革（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國和改革開放），出現了三位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是完全客觀的、正確的。這三位確是遠遠地超出於眾多偉人之上的。那麼，對這三大偉人是否還可以再作區分呢？我認為是可以的。概言之，孫中山的學說和影響，側重於二十世紀之初；鄧小平的學說和影響，側重於二十世紀之尾。而就二十世紀整體而言，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活動最積極，歷史功績最大，學說影響最深遠的，當屬毛澤東。稱之為偉人中更傑出的偉人是站得住腳的。　　（二）毛澤東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二十世紀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災難最深重的世紀，又是從沉淪中奮起，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的世紀。在這個世紀的前五十年里，經歷了民族危亡的三次大的危機：八國聯軍攻陷北京造成的瓜分亡國的大危機；袁世凱簽定「廿一條」，造成的亡國滅種之禍；「九一八」之後長達十五年的抗擊日寇滅亡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毛澤東是解救第一次民族危亡的辛亥革命的參加者，解救第二次民族危亡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的湘區運動的領導者，在解救第三次民族危亡的抗日戰爭中是眾望所歸的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指導者和組織者。因此，稱之為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理所當然的。　　（三）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偉大開拓者毛澤東對二十世紀中國巨變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是多方面、巨大的、無與倫比的。他留給人們的是埋藏豐厚的精神富礦，至今仍挖掘不盡。而在毛澤東留下的眾多財富中，我認為最具有根本性的，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是他創造性地開拓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正如毛澤東本人一直到晚年仍明確肯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各國人民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最根本的保證。」（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27頁）「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註：《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1頁。）革命導師列寧的這一名言，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客觀規律。而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最需要的就是革命理論。恰逢此時，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任何一種新的學說、新的理論傳入象中國這樣長期封閉的國度固然不容易；而真正使新理論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就更加不容易。這需要一個相互熟悉，反覆碰撞，不斷磨合的長過程。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國共產黨人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都要特殊而困難。為此，老一輩共產黨人從建黨之初就進行了堅持不懈的艱辛探索。這種探索過程不可能是平靜的、書齋式的，而必然是與中國革命實踐緊密結合的曲折的充滿論爭以至鬥爭的創造性理論思維過程。而探索中最為傑出的代表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從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就努力探索如何把理論運用於中國。其他老一輩共產黨人的探索，對他也有啟發和幫助。他對中國革命經驗作了創造性的總結，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在理論上達到一次重要的升華。創造性地從理論上闡明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主要標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系統闡明和各項方針政策的完善，是這個理論體系完整形成的標誌。毛澤東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功績。但是，道路的開創並不等於結合的歷史使命已經最終完成。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國情改變了，任務不同了，指導思想也必須與時俱進地不斷發展。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深刻地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在對中國客觀真理的認識上出現了巨大的升華，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使中國重振雄風，再現輝煌。以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與時俱進，緊密結合時代特徵和中國不斷變化的客觀實際，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又增添了一個重大理論成果。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就像長跑接力賽一樣，一棒又一棒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新的高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是不斷前進的，但偉大開拓者的功績是永存的。　　（四）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1949年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僅是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中一件具有重大意義和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我曾在一篇文章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意義概括為五點，即：(1)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2)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3)為中國向現代化過渡奠定了基礎；(4)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5)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的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和人民，增強了他們前進的信心。這五個方面概括為一句話，就是毛澤東說的：「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8頁。）而在這一個劃時代的偉大歷史功勛中留下永不磨滅的光輝業績的，首推毛澤東。如果要設一本建國功勞簿的話，第一名非毛澤東莫屬。　　（五）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大國。雖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世紀競賽，由於蘇聯瓦解和東歐劇變使社會主義遭受一次嚴重挫折，但並沒有結束；在全球範圍內仍在持續進行。誰優誰劣仍有待於歷史實踐的檢驗。對中國而言，今日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緊密相聯。「社會主義制變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這個結論，我堅信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談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與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和歷史活動是分不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充滿了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的特色。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完成對私人工商業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而如果沒有那時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就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也就沒有今日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毛澤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重要奠基人的地位，是應該永遠載入中國現代史冊的。　　結語綜上所述，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眾多偉人中之最更傑出的偉人；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偉大開拓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奠基人，功勛偉大，可昭日月。他晚年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很大災難。但這些錯誤從產生的大背景看，是在探索史無前例的中國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過程中發生的，其錯誤的性質是政治錯誤，即領導者情況判斷和決策的失誤；而就其責任而言，既有個人的主要責任，又有領導集體的責任。因此，這樣的錯誤不能全盤否定以至抹殺他的功績。《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186字，可謂字字珠璣，不可缺一。特抄錄於此，作為全文的總結。收稿日期：2004-03-15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知識詞典上海行政學院學報南寧4～12A2毛澤東思想金春明20042004本文針對當前社會上存在的關於毛澤東同志歷史地位評價問題上存在的一些錯誤觀點，從理論和實踐、從歷史和現實諸方面再次進行論證，說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的評價，是正確的，經受了歷史檢驗。毛澤東/歷史地位/評價本文為作者所獨立承擔的國家「十·五」社科規劃課題《求解思維邏輯研究》(課題 編號：01BZX034)的階段性成果。霍桂桓知識詞典李紅霞　女，1978年生，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研究實習員，1007The Conversion of Metaphysical Ques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hilosophical Logos LIU Xiao-ying 「Theory Discussion」Editorial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Heilongjiang,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金春明　男　(1932-　)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中共中央黨校，北京　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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