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辯護回眸 辯護工作的意義(1-2)——中紅網

（一）成為我國律師事業發展的里程碑

　　辯護律師出庭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律師制度而言，可以說它成為我國律師事業發展的里程碑。這可從以下幾點說明：

　　1. 宣告了我國律師制度的恢復。我國的律師制度始建於1954年，至1956年有了初步發展。可是到了1957年，由於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大批忠實執業的律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少數幸免於難的律師，在「左傾」思想泛濫的氛圍里，也改做其他工作，已經建立起來的律師制度「無疾而終」。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法律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的貨色，律師更沒有存在的餘地，這種情況直到粉碎「四人幫」兩年以後都沒有改變。1978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社會主義法制建設，1979年開始恢復律師制度。1980年11月20日開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根據中央決定，律師要在審判中發揮作用。於是剛剛恢復工作不久的律師，作為被告人委託或者法庭代為指定的辯護人，參與了特別法庭審判活動。林、江反革命集團案舉世矚目，律師能作為辯護人參與審判，表明了律師工作開始受到重視。同時每日的開庭情況，都由中央電視台向全國、全世界播放，律師參與特別重大案件辯護的事實，向國人宣告我國律師制度的恢復，這是中國律師向全世界的第一次公開亮相。

　　2. 宣傳了社會主義律師制度。上世紀50年代後期，由於「左」的思想的影響，自上而下地把律師為刑事被告人辯護，說成是「喪失立場」、「為罪犯開脫」、「為反革命分子說話」，這種觀念長期影響著人們對我國律師的看法。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的律師，「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事實求是地為被告人作了辯護，群眾聽後，對律師辯護給予了肯定。例如，原來群眾認為江騰蛟參與謀殺毛澤東主席，罪行太嚴重，應當判處死刑。律師在辯護中說明江騰蛟的主要罪行是在林彪父子指使下乾的，犯罪後又能主動交待，揭發同夥，據此要求法庭從輕處理，群眾聽了，覺得很有道理。這就促進了群眾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律師制度的了解。

　　同時，被告人原來對律師辯護也存在不正確認識，怕請律師辯護會被認為「不認罪，不服法」，以致不利於對自己的量刑。隨後受到了事實的教育，有些被告人，經過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護，知道了律師確實維護了他們的合法權益，對辯護律師大加讚揚並表示感謝，從而使他們原來對律師的錯誤觀點也得以改變。

　　3. 樹立了刑事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範例。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可以委託律師辯護。林、江反革命集團案是全國性的特別重大的案件，被告人還有律師為之辯護，這就樹立了一個範例：所有刑事案件都應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讓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包括律師辯護。1983年「嚴打」初期，這一範例就發揮了重要作用。眾所周知，1983年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幾種嚴重犯罪開始的一段時間，對於一些「嚴打」案件的被告人就沒有律師為之辯護,並且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而是全國性的，造成很不好的影響。中央政法委書記陳丕顯知道了這一情況，立即指示司法部門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還有律師為之辯護，為什麼嚴重刑事案件被告人沒有律師為之辯護呢？這是不正常的現象，應當立即加以糾正。根據陳丕顯書記的指示，各級司法行政部門迅速採取措施，糾正了錯誤，從而充分體現了律師為林、江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所起的範例作用。

　　（二）有助於案件審判質量的提高

　　《刑事訴訟法》理論認為，辯護人幫助被告人行使辯護權，「可以協助司法機關全面查明案情，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公正處理案件，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①。因為辯護人能夠比被告人自行辯護更好地維護其權益，尤其是辯護律師，既懂法律，又有訴訟經驗，可與控方進行有力地爭辯，使法庭正確認定案件，適用法律，公正地處理案件。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律師辯護，確實對審判案件質量的提高起了積極的作用:（1）促使檢察人員更 加認真地考慮他們所指控的問題。例如在事後一次座談會上，有一位檢察人員說：「律師出庭，對提高辦案質 量有好處。開始聽說有律師辯護，思想有顧慮，擔心律師對我們指控的問題從法律上提出不同意見，因而促使 我們對之反覆考慮，力求無誤。」（2）協助審判人員全面查明犯罪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例如在上述座談會上 ，審判人員說：「律師辯護對保證案件公正審理，正確執行法律，促進工作更為慎重，確有好處。律師最後講 幾句，很重要，使審判人員感到對情況的了解更完備。」事實的確如此，正由於律師從不同方面辯護，原來起 訴書指控被告人的罪行去掉了7條，使特別法庭的判決書對被告人罪行的認定，較之起訴書更為準確。（3）說 明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認罪態度，有助於特別法庭正確量刑。辯護律師在為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 、江騰蛟等被告人辯護時，對他們的認罪悔罪、交待罪行的態度均作了有利辯護；對吳法憲、江騰蛟揭發同案 犯罪行的有利情節更特別加以說明。上述辯護的事實，特別法庭在判決書中都一一行文確認。可以看出：律師 辯護的這些情節在法庭對被告人的量刑上都有所體現。

　　（三）表明我國司法正在前進中

　　美國《紐約時報》1980年11月23日文章（記者，巴特菲爾德發自北京），題為：《審訊「四人幫」可能說 明中國司法上的進步……》一文中寫道：「……在中國同日本一樣，人們認為，凡最後受審的人大概都是有罪 的。孔傑榮教授（哈佛大學法學院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在這些表面現象下面，有了重要的進步。現在培 訓的律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進步。」①儘管文章中對律師辯護作了不符合實際的估 價，但還是承認對「四人幫」的審訊說明了中國司法的進步，其中當然包括律師作為被告人的辯護人參與訴訟 在內。律師參與訴訟，是現代司法文明的表現，也是現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權的要求。就刑事案件而言，「律師 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較之其他人員充當辯護人有其優勢。它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和辯護經驗，有 較多的訴訟權利和有利條件，熟悉刑事訴訟程序，因而由律師擔任辯護人，可以更加有效地維護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協助司法機關全面查明案情，正確適用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②可是，如前所述，我國1954年建立律師制度不久，1957年它就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在二十年的時間裡， 律師一直銷聲匿跡，刑事案件長期沒有律師出庭為之辯護。這種情況與現代司法理念完全背道而馳。1980年國 家不僅將林、江反革命集團案交付法庭審判，而且讓被告人委託或經法庭指定律師出庭為之辯護。這是二十年 來所沒有的舉措。從律師制度來說，它成為律師事業發展的里程碑，就整個司法而言，它使我國刑事訴訟符合 現代司法理念，並開始同國際接軌，無疑顯示出我國司法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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