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與「古史辨運動」

07-14

使中國史學完全脫離經學而獨立的是「疑古」派，而對「疑古」派提出修正意見的是「考古」派。

在「考古」派中，至少有兩個代表性人物，一是「古史新證」的王國維，一是「古史重建」的傅斯年。

走向「古史重建」的傅斯年雖然提出了若干與「疑古」派針鋒相對的觀點，並率領史語所同仁開展了一些「重建」的工作，但這些「重建」的觀點、工作及成果卻往往為「疑古」派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可以說間接地推動了「古史辨運動」。

1923年5月6日，顧頡剛在《讀書雜誌》第9期上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並在該文的「按語」部分提出了「古史層累說」，一場你來我往的「古史之辨論」就此展開。

1926年6月11日，顧頡剛將此之前的論學書札以及論爭中的文字，彙編為《古史辨》第一冊出版，使得一個以「古史層累說」為中心理論的「古史辨運動」迅速席捲了整個人文學界。

一般認為，自顧頡剛南走廈門、廣州之後，由於《古史辨》第二冊遲遲未能出版，「古史辨運動」進入了一個「低谷期」，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在「響應」顧頡剛的學者之中，昔日的同窗好友傅斯年即是頗具代表性的一位。

1919年冬，傅斯年前往歐洲遊學。大約在1924年，傅斯年在讀到《讀書雜誌》上關於「古史之辨論」的文字之後，「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參加這場論戰，「然而以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

直到1926年10月回國途中，傅斯年才將當時「如泉涌的意思」中的「尚能記得者」寄給了顧頡剛，此即《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不過，這封信並沒有寫完。據顧頡剛說，由於傅斯年「不忙便懶，不懶便忙」，此稿之後就沒有了下文。

關於顧氏的這一說法，有論者認為，此中原由，並非如此簡單，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變了，不再走「疑古」的路子。進言之，傅斯年回國之後，便已樹起了鮮明的史學革命的旗幟，和顧頡剛分庭抗禮了。這一論點不能成立。

不過，這裡應當指出的是，當《古史辨》第二冊於1930年9月出版之際，傅斯年已經走上了「古史重建」的道路。是故，與其將《古史辨》第二冊出版之際的傅斯年視為顧頡剛的「鍾期之聽」，不如將之稱之為被動的「唱和」者。

傅斯年的「直接史料」論與顧頡剛的「移置法」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上發表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一場以「建設真的古史為職志」的學術活動就此展開。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指出：「研究所的宗旨，一到處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整理材料。」

關於這一過於強調「直接史料」「新材料」的「旨趣」，有論者指出，「實有所針對，有特別的立意，多少帶些故意說的成分」。我們認為，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是其針對的對象之一。

1927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學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時對「史料」進行了「略論」。傅斯年說：「史料可以大致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

是故，「後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

比如，「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細密的綜合和分析者，有王國維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為從事研究者之模範；至於專利用已有的間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陳出新找到許多很有關係的事實者，則為顧頡剛先生之《古史辨》諸文」。「考古」與「疑古」的分庭抗禮，由此略見一斑。

對於傅斯年的這一突出「直接史料」的「工作之旨趣」，顧頡剛是十分清楚的。

在《古史辨》第三冊出版之際，顧頡剛在《自序》中對這一「直接史料」論進行了回應。「學術界的專制，現在是該打破了。」我們研究史學的人，應當看一切東西都成史料，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只要間接的史料經過精密的審查，舍偽而存真，何嘗不與直接的史料同其價值。」

不僅如此，針對「間接的史料」中的「偽史料」，顧頡剛還提出了一個極有突破性的觀點，即「移置」。

「許多偽材料，置之於所偽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於偽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了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這一「移置」的觀點提出之後，得到了學界的一致推崇。顧頡剛之所以在《古史辨》第三冊《自序》中鄭重地提出這一論點，主要是為了回應傅斯年的「直接史料」論。

傅斯年主持下的殷墟發掘與顧頡剛的古史研究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提出：「我們宗旨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宗旨第二條是擴張研究的材料。」「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總之，「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從歷史之後的走向來看，這一「宗旨」並沒有停留在「空談」的層面，而是付諸到了實踐之中。

在這些實踐之中，「安陽的調查」無疑是重頭戲。不僅如此。誠如有論者所指出：胡適的古史觀之改變與這次發掘有一定的關係。

這一修正作用應該從1928年年底或1929年殷墟實物出土就已開始了，所以在1929年3月11日，當胡適還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時，顧頡剛因辭了中山大學而順道過訪，胡適告訴他：「現在我的思想變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

顧頡剛說：「我聽了這話，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為什麼會突然改變的原因。」其實「胡適這一重大轉變應與殷墟發掘有關。」

當然，當時的顧頡剛並沒有想出胡適的思想「為什麼會突然改變的原因」。此外，關於胡適這一思想的改變，確實「出了一身冷汗」，但其「疑古」的態度並未因之而改變。

恰恰相反，顧頡剛在「從廣州中山大學脫離出來」之後，於5月應聘於燕京大學，並「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詳細闡發三皇、五帝的考證及結論」。《古史辨》第五冊下編即由此而來。因此，關於此文，可謂是一篇「捉得了偽古史的中心」之作。

總之，自《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與《三皇考》刊發之後，「疑古」之風進一步在學術界蔓延開來，「古史辨運動」又進了一程。此兩文「詳細闡發三皇、五帝的考證」之作，胡適的思想之改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誘因。而胡適的思想之改變，又與傅斯年主持的殷墟發掘密切相關。

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與楊寬的「神話演變分化說」

自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後，傅斯年不僅主持了一系列極有遠見的田野考古工作，更有本於這些「直接材料」而撰寫了一系列旨在重建上古史的論著，《夷夏東西說》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有論者指出：此文之作，「是對顧頡剛《古史辨》的回應」；而此文之建立「不只批判性地運用文獻，而且深受當時考古新發現的影響」。

這一論述大體成立。這裡可以略為補充的是，所謂「當時考古新發現」，主要指的是城子崖的發掘。

要之，正是城子崖之發掘，證實了傅斯年「十餘年前的見解」——「歷史憑藉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此即《夷夏東西說》一文之「中心思想」。

由於《夷夏東西說》一文不僅據之以「間接史料」，還證之以「直接史料」，故此文之「中心意思」頗具說服力，一經問世，便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古代民族有東西二系的說法幾乎成為定論了」。

「疑古」派的楊寬不僅接受了這一「夷夏東西說」，還進而提出了「神話演變分化說」。楊寬的「神話演變分化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之於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但二者的立意並不一致。

在楊寬看來，傅氏此說「近於臆說」。實際上楊寬的「疑古」之說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的成果。

1943年10月，傅斯年在與顧頡剛的一次談話中說：「君在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所謂「自有千秋」，是指顧頡剛的「疑古」，而「屈服」則指的是不「疑古」了，或可說「屈服」於傅斯年的「古史重建」。

於今來看，顧頡剛和傅斯年在學業上確實是「各有千秋」，一為「疑古」，一為「重建」。

顧頡剛即說：「我何嘗屈服，只是一時不說話耳。」走向「古史重建」的傅斯年曾提出了若干與「疑古」派針鋒相對的觀點，並率領史語所同仁開展了一些「重建」的工作，但這些「重建」的觀點、工作及成果卻往往為「疑古」派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可以說間接推動了「古史辨運動」。

是故，若用一個短語來形容二者之間的這一微妙關係，「重建」成就「疑古」或是一個極佳之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