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犯罪訊問中的證據利用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 朱曉玉

　　證據是溝通程序和實體的橋樑。普遍認為，行賄罪和受賄罪證據問題有其特殊性，即一對一證據多、直接證據少。往往能直接證明行賄和受賄事實發生的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這使得受賄犯罪中對犯罪嫌疑人訊問的成功與否，往往成為證明犯罪是否構成的關鍵性因素。訊問中不可避免地要利用證據，我們必須正確理解證據在訊問中的作用。　　　　訊問中證據利用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不能因為它存在弊端而因噎廢食，更不能因為它有利而亂拋濫用，訊問中利用證據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是客觀原則。客觀原則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偵查訊問中利用的證據必須是客觀的、真實的。在接觸犯罪嫌疑人之前，偵查人員往往已經調查了大量的證據。其中可能存在瑕疵的是證人證言。證人證言的優點是直觀反映案件事實，往往能直接證明犯罪事實的發生，缺點是主觀性強。如果在訊問中聞罪則喜，未查實證人證言便在訊問中使用（實踐中如此操作的情況不少），很有可能會使訊問失敗。　　　　實踐中大量存在真偽不明的證據，使用時須講究方法和謀略。對於真偽不明的證據，訊問中宜採用模糊、暗示的語言，犯罪嫌疑人可能感知或不能感知，即使證據證偽，也不至於使訊問陷於被動境地；但如果證實，則能對犯罪嫌疑人形成心理壓力，迫使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　　　　客觀原則的第二層含義是訊問人應當以法律為依據，以事實（反映在偵查實踐中就是證據）為準繩，做出合法合理的邏輯判斷，不能過多地加入主觀認識。比如從銀行查到一筆經濟往來，是A在同一天向國家工作人員B（A和B沒有任何親屬關係）兩個賬戶上各匯去一筆10萬元人民幣。在沒有其他證據補強證明的情況下，除了行賄，還可能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如債權債務關係、技術或者勞務報酬，偵查人員不能主觀臆斷A肯定是向B行賄。　　　　二是適時原則。適時原則即在訊問中利用證據須講究合適的時機。被訊問人通常會有從否認到意圖從訊問人口中獲取證據信息，向訊問人探底進而再決定自己態度的過程。被訊問人可能一開始堅決否認，一旦態度轉變，以自己「忘記」、「想不起來」為由，要求訊問人對其進行提示時，正是利用證據的時機。　　　　被訊問人在經過長時間的法律、政策教育和利害分析後，態度會有所軟化，在認罪與不認罪之間猶豫不決；或者仍存在僥倖心理、動搖不定。此時被訊問人還在供與不供之間進行心理博弈，害怕供認後面臨的後果，如果訊問人在此時利用證據能讓其認識到坦白才能爭取寬大處理，走向光明。　　　　被訊問人承認存在犯罪事實後又翻供，拒不供認時，可能是因為覺得偵查人員沒有確鑿的證據，此時使用證據，能夠打消被訊問人逃避罪責的念頭。　　　　被訊問人供述自相矛盾，訊問人將其謊言戳穿時，被訊問人會編造一套說辭為自己開脫，因此可能會出現言語上自相矛盾的情況，偵查人員手中握有證據將其戳穿的話，被詢問人也只能供認。　　　　三是部分使用原則。部分使用，即要少用證據。比如A為感謝國家工作人員B在招投標過程中給予照應使其中標，在和B吃完飯後，給予B感謝費人民幣20萬元。這一證據中包含了多個因素，包括給錢的原因、時間、地點、人物，錢的特徵，等等。訊問時應當僅針對其中一個因素髮問，如「你和某某是否認識」、「你和某某有什麼往來」，不能在問話中將所有的因素都拋出，否則被訊問人容易僅承認訊問人所說，對其餘問題不主動交代，同時這也有指名指事問供的嫌疑。　　　　在就同一事實存在多個證據時，亦應遵循同樣的原則，僅使用其中的一個或少部分證據，爭取以儘可能少的證據使被訊問人供述所有的犯罪事實。　　　　四是技巧使用原則。技巧使用，即使用證據過程要講究方法、技巧，運用謀略，不能一概而論。主要是運用證據時的語言盡量模糊、含蓄，關鍵證據與一般證據要結合使用，注意使用再生證據，等等。　　　　再生證據是相對於原生證據而言的，它是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活動後，為逃避法律的制裁，繼而實施否定犯罪事實的活動，屬於間接證據的一種。在賄賂犯罪中，再生證據大量存在，如串供、翻供、銷毀證據、偽造證據、掩飾和隱藏犯罪所得，等等。實踐中往往忽略再生證據而不進行調取。再生證據雖然無法直接證明犯罪事實，但它是犯罪行為的否定之否定，只要經查證屬實，被訊問人予以認可，就是打擊犯罪的有力武器。如國家工作人員A和朋友B共同開辦一公司，二人共同受賄並將賄賂款用於該公司日常生產經營，並記載於公司賬目上。在行賄人被檢察機關調查後，A害怕事情敗露，便讓B篡改了公司賬目，使該筆款體現為與其他公司的債權債務關係。偵查人員調取了相關的賬目和證人證言，A和B在訊問中對此都供認不諱。再生證據在本案中真實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畏罪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