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經》到《春秋》一部歷史誰寫成】

【從《詩經》到《春秋》一部歷史誰寫成】

文/朱東（傳統文化研究學者，《原易》作者）

摘自《東鶴書院三字經精講深解100講》37講

關於《詩經》與《春秋》這兩部經典之間的關係，孟子曾經說過一句非常高級的話——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裡面說了幾層含義：

解釋了《詩經》所具有的史學本質。王者就是行王道的君王，按照儒家的觀念，這種人的言行是與天道相通的，而天道在人間的顯現就是所謂的人情。反過來，上天對人事的了解，也是通過民情，也就是所謂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作為這種方式的具體表現，當然就是通過采詩來聽取民眾的心聲。因此透過《詩》所看到的，就非但是一方諸侯之政績德行，還有一方生民的風俗情懷。所以，如果以《詩》為信息之來源，則有見所聞乃一全景之社會，這當然是一種對歷史的記錄。

但是這一切是以有王者，有行王道的君王當朝為前提的。所以，隨著「王者之跡熄」，那麼《詩》也就隨之而亡了。

《詩》雖然亡了，用《詩》來記錄歷史的方法雖然行不通了，但是時間還在延續，歷史還在發生，因此也必須得到恰當的記錄，於是就出現了《春秋》，也就專職的史書。

只不過，《孟子》原文中的這個《春秋》既可以指孔子所做的《春秋》，同時也可以指作為史書的通稱的《春秋》，所以後面才有了一句「晉之《乘》，楚之《檮杌》（táowù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猛獸），魯之《春秋》，一也。」意思是說，雖然當時不同的國家，對史書有著不同的稱謂，但是其本質都是一樣的，這個本質就是「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內容記錄的都是像齊桓，晉文這樣的貴族的政治生活，而其文字文章也充滿了虛飾。

這顯然是和詩歌那種用質樸的語言，全景式的反應真實的社會的氣質，有著巨大而顯著的差異的。但是，史書中對是非的判斷，對善惡的褒貶，是與詩歌相通的，因為這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前提和基礎。

所以，孔子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所竊取的那個義，也就是這個對是非的判斷，對善惡的褒貶的義。這是孔子作《春秋》的動機與目的。

雖然，孟子以「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來評價當時的史書，但是客觀的說，孟子是針對其所處的戰國中期的現實有感而發的。事實上，在先秦時代，絕大多數的史家，還是基本上保持了秉筆直書的原則的。

原因是，各國的史書都是由專職的史官來書寫的，而史官其實就是由上古掌管巫術祭祀的神職人員演變而來的，因此他們是世襲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神權，天意，乃至民情的代表，在現實中起著監督與制約君權的作用。因為，史書如果不由他們來寫，就沒有了合法性。

比如：

齊莊公被崔杼所殺，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寫成得暴病而死來寫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崔杼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原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

殘暴如崔杼這樣的人，為什麼不能換個人來寫，或者乾脆自己來寫呢？原因很簡單，至少到當時為止，非世襲的史官所寫的史，沒有合法性。

毫無疑問，春秋以及更早的時代里的這些堅持原則，秉筆直書的史官的精神，以及他們對待的歷史的態度，就是孔子所「竊取」和傳承的內容。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君王的權利與地位得到不斷的強化，相對的史官的地位則在不斷的降低。在這種此消彼長的過程中，那些彰顯著神一樣的光芒的史官，越來越少了，孟子所看到的「其文則史」——曲筆諂媚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了。於是孔子要做《春秋》，來重新樹立這種治史的精神與態度。

然而，這裡面存在一個悖論，那就是史書的神聖性，恰恰就是來自於書寫者身份的神聖性。無論是《詩經》的老百姓，還是後來的世襲史官，他們都可以通過某種理論，與天建立起聯繫，並因而具有超越世俗君王的神聖性。反之，對於君王老說，最希望打破的就是史官們的這種神聖性的束縛，將寫史的權利，轉移到世俗人士手中。

所以，從好的方面來看，孔子作《春秋》將上古傳承而來的史官的精神，轉化為了一種可見的「春秋筆法」，作為一種中國史學的核心財富，傳於後代。確實對後世的亂臣賊子們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則是在根本上，在制度上削弱了對君王的約束，破壞了史權與君權之間的制衡關係。所以，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