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傷作文」背後的大涼山：地方社會轉型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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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年6月8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農作鄉和平村小學，幾個還沒到入學年齡的小孩扒在教室門外。蘭卉澎湃資料

　　一紙「最悲傷作文」將大涼山再次拉回公眾的視野當中。事實上，這一地區已多次被廣泛關注，隨後又被迅速遺忘。如2008年和2014年關於東莞涼山童工事件系列報道、2009年《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吳虹飛的報道《毒品籠罩下的彝族艾滋孤兒》中提到的「八千艾滋孤兒」所引起的公眾震驚和地方憤怒等等。在我看來，大涼山的問題既是邊疆地區自身社會轉型未成功之痛，也是國家-社會、傳統-現代、城市-鄉村等多重結構關係調適不當之後果，更是伴隨著現代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的政治經濟不平衡在民族地區的集中表現。事實上，這一地區的問題複雜程度遠超所謂「貧困」或者「毒品」、「艾滋病」本身，我們應當在社會轉型的視野中進行多維審視。

　　一、大涼山歷史變遷

　　大小涼山位於青藏高原東緣的橫斷山脈北段，地處四川盆地與雲貴高原之間。其東、西、南三面被金沙江環繞，北以大渡河為界，形成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境內河川密布、群峰聳峙，峽谷壁立，平均海拔2000—2500米，面積7萬多平方公里，自古既是涼山彝族割地稱雄的場所，又因扼制安寧河谷而成為內地連接雲南和西藏的交通要道。由於地理位置原因，大涼山歷史上是一片「獨立王國」，處於帝國邊陲。自元代以來，中央王朝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冊封一些當地首領，世代承襲，作為土官管轄地方，形成土司制度。到了清代中葉，涼山地區已經有著大小100多個土司。隨著清王朝政權在全國範圍內的基本穩定，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中央王權開始在西南地區實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雲南彝族聚居區的土司治理格局多被取消，但四川大涼山彝區由於自身政治經濟體系的完整性和特殊性，國家權力一直仍未能實現對其的直接統治，仍以土司任命的方式實現間接治理。20世紀以來，國家權力不斷對涼山彝族地區進行滲透，實現了近代國民政府保甲制度與土司制度的整合，並在當地逐漸構建起「民族-國家」意識。

　　新中國成立以來，大涼山彝族的現代發展歷程並非如主流話語中所描述的那樣「從奴隸制社會跨越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一躍跨千年」。事實上，歷史上的彝族社會雖然存在等級制度，但這種制度與其歷史進程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結構相適應，是地方社會結合的重要機制。傳統彝族居住在高寒山區，以畜牧業為主，兼營一些農業，在山上比較平坦的地方種植一些蕎麥、燕麥等農作物。隨著馬鈴薯和玉米在涼山彝族地區的引入和廣泛種植，此類高產量的農作物使得面積和肥力一定的土地有了養活更多人的可能。彝族社會的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同時，農業新物種的進入使彝族社會逐漸由畜牧經濟轉變為農耕和畜牧混合經濟類型。

　　共產黨政權確立後，通過國家制度的設計和政策的推行，將包括彝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納入「社會主義建設」中來，並在蘇聯式民族理論的指導下通過民族識別為各少數民族貼上線性社會進化論的社會階段標籤，彝族被認定為在解放前是奴隸社會形態。而新政權的到來，使其「一躍跨千年」，跨躍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從而深刻捲入到官方話語中「各民族同步前進」的歷史進程中來，建國以來歷次社會運動和政策變化都深刻波及到地處西南邊陲的大涼山地區。在科層制的現代國家制度治理之下，涼山地區的當代歷史進程出現了「相同的步伐」，直至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後社會主義時期「經濟發展」的現代化話語代替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的革命話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尤其是東南沿海中國利用地理區位、歷史聯繫以及中央政策的傾斜成為打開國門後的首先受益者，而大涼山尤其是腹地地區逐漸在這場以經濟發展指標為衡量尺度的賽跑式的「發展」大潮中落後下來，「扶貧」成了這裡的主要政治和經濟工作。「老少邊窮區」的帽子成為「發展」時期涼山地區的一個重要時代印象。這時的涼山，在GDP為導向的發展邏輯下，出現再次邊緣化和他者化的傾向。

　　2013年6月8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農作鄉中心校，因為當天學校停電，孩子們到三點才吃上「免費午餐」。蘭卉澎湃資料

　　二、依附與流動：現代化進程中的結構失衡

　　這種「落後」應當如何解讀？

　　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體系理論中論述了世界經濟體的中心區與邊緣區的辯證關係，而這種關係同樣可以解釋一國框架以內的經濟體的中心區與邊緣區。他認為，「中心區和邊緣區的統治階層為維持他們的生產和就業水平而犧牲邊緣區。然而，邊遠地區仍然處於經濟體之中，其諸多原因中包括中心區的資本家需要邊遠地區的土地和人口所代表的自然區域和潛能以及中心區對邊緣區產品-特別是由於生態原因而由邊緣區提供的獨特產品以及勞動力成本的考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都市化正是在農業積累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隨著初步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能力，國家應當運用制度設計來實現社會公平，構建以完善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體系為特徵的現代社會。但事實上，當前的農村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的農村仍然維持在政治經濟體系的邊緣地帶。

　　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今全球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和現代化則是我國發展的重要道路。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城市發展傳統得到了延續，被國家政治體系緊密的掌控並建立起了更為完備的城市等級制度。重要特徵之一就是行政機構的分級設置和集中體制下的非均衡注入式投資相結合。所在城市的行政級別越高，該城市得到的投資就越多，其經濟與社會規模發展也就越快。當前城市流動人口問題突出的城市，大多是直轄市、省會城市或國務院計劃單列城市。在這種城市的差序格局中，鄉村的排序最低。許多縣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經濟實力都高於坐落於本地的市，但在行政上卻要隸屬於這個市，縣自然成為市的輸血庫。另一方面，城鄉分割政策體系進一步擴大了城鄉差別，並帶來了將農村勞動力推拉向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持續至今的城市新移民大潮。第三，現行治理架構往往使城鄉結構差異之外衍生出Alfred Stepan 所說的「民族地區-非民族地區」的非均衡聯邦式政治結構，從而在國家發展主義的戰略中處於不平衡的位置。因此，民族地區的鄉村社會日益處於雙重邊緣化的境地，人們出於對貧窮的恐懼而試圖向外逃逸。

　　從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化發展的經驗教訓來看，迅速的都市化給國家帶來大量的社會問題。失業、貧困、犯罪、環境污染等都已經並正在發生。因此，片面發展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和過分集中是值得吸取的教訓。正是在以城市化和現代化為方向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了「流動」這一時代性問題。人口流動是城市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都市地區聚居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或是這種比例的增加常被用作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標。人口之所以向城市集中，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使城市就業機會增加，生活的現代性獲得可能性也吸引了鄉村居民的移入，另一方面是鄉村人口自然速度過快與鄉村地區本身的就業機會增加速度不足之間的矛盾生產出過剩人口，這也是涼山童工等事件出現的社會根源。

　　2014年5月12日，午休時間，金新小學的教務主任楊老師帶領同學們練習歌曲。張新燕澎湃資料

　　三、城市中的他者：社會空間的生產與結構性邊緣

　　按照現代性理論，人口的流動意味著現代社會與現代人際關係的建立。但弗蘭克提出事實上，在人口流動的過程中，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產生聯繫並通過「中心-邊緣」的結構強化了二者的區分和不發達地區對發達地區的依附。梅利索克斯則在對法國的非洲勞工型移民研究中指出，邊緣和中心的真正分工是，邊緣地帶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中心地帶利用勞動力生命周期使用勞動力，並在勞動力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將其驅逐回邊緣地帶。勞動力的生產和使用的分開，就是中心地帶不斷獲得經濟剩餘的秘密所在。

　　包產到戶的農業勞動生產關係變革使涼山當地種植和畜牧業上產生了相對剩餘勞動力，而在全國意義上的經濟改革傳統則造成了地域性經濟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的差異，包括東西部發展差異、城鄉差異以及族群差異。在這個大的改革格局中，彝族地區剩餘勞動力實現了自發性的農業外領域轉移。這種轉移具有一種空間意義，即從西部少數民族農業地區轉移向中西部和東部漢族社會的城市地帶。80年代中後期以來，大批涼山彝族青年人湧入城市。在國家治理者的視野中，這些人大多是帶來治理難題的「盲流」並予以打擊遣返。對於彝族的族群身份認同和對於農民的階級身份認同的疊加之後，城市中的彝族青年產生一種雙重的邊緣身份建構並急於尋求傳統社會網路在陌生社會中的支持。

　　歷史上彝族的家支對成員的保護功能非常突出。因為彝族社會在歷史上作為邊陲地區，處於有國家無控制的狀態，雖然名義上隸屬於中央王朝管制，但是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家支的社會結合與控制形式進行的。對於社會個體最嚴厲的懲罰就是將其開除出家支。一旦被家支開除，這個人就失去了作為一個家支成員在地方社會中的角色和位置，也喪失家支對其的保護功能。解放後，家支活動被禁止。改革開放初期，因為該地區人口流動少，家支的影響與控制仍然十分強大，但是隨著人口流動的數量增長和頻繁，家支作為社會控制的組織功能逐漸被削弱，甚至某些家支走向反面功能，蛻變為家支成員販毒的網路和保護傘。整體而言，家支作為傳統社會結構中重要的組織要素，其區分人的關係的功能仍然得到延續。

　　在流向外地的彝人中，傳統社會中的社會資源仍然是其在城市社會生活的支持網路。同鄉，同家支以及姻親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彝族人的主要交對象，體現了傳統社會結構的支持與控制力。隨著現代社會人口流動的日益頻繁與深入，彝族與漢族以及其他族群的互動越來越多。出於不了解而產生的陌生感往往伴隨著一些印象而將彝族與落後等想像聯繫起來，從而在陌生的基礎上出現社會排斥。城市中的社會排斥不但是城鄉差異、漢彝差異、傳統與現代差異的集中體現，也是國家治理過程中制度性差異的表現。「落後」往往是制度性歧視的後果，彝族地區的經濟、教育、醫療衛生等制度缺陷導致彝族對於現代意義上的文明或衛生等概念並非完全適應，這些現代概念並沒有完全嵌合在當今彝族社會意識之中，因而在日常實踐中，深受現代理念及實踐影響的城裡人對彝人表現出排斥。從而將城市中邊緣化的彝族群體推向更為邊緣的社會空間。

　　進一步地，城市本質仍然是國家和市場的空間。作為整體，涼山彝族的年輕人們只能在涼山這一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族群結構性邊緣化和漢人地區城市社會的階層結構性邊緣化中進行選擇或擺動，除此之外，並無第三條道路。教育或許能夠帶給這個民族未來的希望，但似乎卻要以「現代化」的民族性斷裂作為代價。基於科學主義的技術權力、基於國家治理合法性的政治權力和基於資本市場運作邏輯的資本權力同時作用於涼山彝族群體，他們處於多重不平衡中結構性邊緣的位置，似乎無法逃避無處不在的權力規訓。事實上，他們也在以本土文化作為資源和策略進行著抗爭，以試圖逃避權力制約與束縛。這種抗爭的文本更多地是一種「弱者的武器」。從某種意義上說，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全球資本的進入和市場機制的建立，對涼山彝族地區來講，現代國家和市場成為全球化時代「輸入式權力」的重要來源，地方傳統文化則成為外來力量衝擊的對象，同時也似乎成為彝族人唯一可以憑藉以進行現代性反抗的資源。

　　四、結語

　　綜上，大涼山的貧窮問題、毒品問題和城市犯罪問題的本質是民族地區農村前途的走向問題，是全球化、國家化和市場化進程中地方社會如何應對的問題，而其根源在於機會和權利的結構性不平等。一個有著自身歷史發展軌跡和社會文化結構的「獨立王國」，在近現代以來，伴隨著國家權力的不斷滲透和對地方社會結構的瓦解，彝族人日益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的兩難選擇。一方面，現代性的侵入已經使得完整的傳統文化保持與傳承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地方社會對現代國家意識和規範的接受和適應仍然需要時間過程。傳統主義文化機制、現代國家化進程中的革命主義傳統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主義傳統共同構成了當今彝族社會價值的多重面向。我認為，思考如何在快速全球化和市場化的語境中恢復一個擁有自身歷史、文明和榮耀的古老民族的自尊，喚醒其文化自覺和主體意識，才是順利實現大涼山現代轉型的關鍵。

　　更多詳情可參閱作者新著：

　　周如南：《折翅的山鷹：西南涼山彝區艾滋病研究》

　　本書試圖探討改革開放以來涼山彝族自治州日益泛濫的海洛因和艾滋病問題發生、發展、後果、地方和國家應對以及這些議題背後的文化邏輯和社會動力。其核心問題是，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民族地區的彝族如何在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變動中發生人口流動和文化變遷，這一流動和變遷過程中伴隨著怎樣的社會調適和文化重構，毒品和艾滋病問題與社會文化結構及其變遷之間有著怎樣的潛在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