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批判之「官本位」

300年前，一群理想主義的清教徒們離開了繼承和世襲制度盛行的歐洲大陸，將自己放逐到了北美大陸，在那裡他們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從在建國一開始，美國人就相信機會的平等是他們的國家與歐洲舊大陸的不同之處。在1865年至1900的流金歲月，由於商業，重工業，鐵路以及重商主義經濟政治學的發展，在美國，一些身無分文的外來移民和美國人在一夜之間因為金礦油田的開採而躋身於富翁一族，而一大批成功的經濟人士後來又相繼改頭換面，轉行成了政界要員。這就是經典版本的、從一無所有到金錢和地位俱全的「美國夢」。

「美國夢」是激勵每個普通美國人努力向上的動力，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美國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機會均等是「美國夢」的靈魂，也就是說每個美國人都有機會通過自己聰明、勤奮與堅忍不拔的努力而升到社會頂層。美國巨富洛克菲勒與卡耐基就是這樣白手起家的經濟人物的典型，而林肯和柯林頓就是政界白手起家的典型。

「美國夢」的中國版本

其實，早在美洲大陸被發現前，中國人就已經很好地詮釋了「美國夢」的概念。「十年寒窗苦」為的是「金榜提名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的目的是什麼？有雲「學而優則仕」。這就清晰地畫出了在傳統中國社會晉身的路徑：做什麼活計都比不上讀書，書讀得好就能當官，既而光大門楣、衣錦還鄉，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這就是「美國夢「的中國版本。

和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社會的出人頭地更多的是從經濟一途，也可以選擇從政，或者先富而後從政，而在中國，基本上就只能是先做官再發財。即使在一些朝代也出現過富人捐官的情況，但難比通過科舉而做官的人那樣風光，如果只是個土財主，而沒有一頂官帽，是很難被人看得起的。

從讀書科舉到高管厚祿是平常老百姓可以指望的上升通道。但也有特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從一個乞丐搖身一變成為了萬乘之尊的皇帝，2000多年前，農民陳勝和吳廣就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指出造反也可以皇帝輪流做的，但那是極端例子，做皇帝可以通過革命，但沒見哪個人能在原體制內因此而做大官。

可以說，無論中美，社會都提供了由下層階級至上層階級的社會流動機制，並非只有美國是鼓勵社會等級縱向流動的化身與代言人。但中國最大的不同是，只有當官才能體現個人社會等級的升遷，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一直不是一個商業文明驅動的社會，而是政治高於一切。讀書人學的不是如何賺錢致富，而是如何「齊家、治國、平天下」，各級教育機構培養的是未來的官員，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考試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莫大的事情，而大學則是有行政級別的官僚機構了。

美國夢的中國版的根本特徵是「官本位」。所謂「官本位」，就是儒家知識分子由其強烈的從政意識與官場等級制繁衍而成的、視當官為立身之本的一種傳統價值觀。當代中國雖早已不是儒家治國理論的天下了，但其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早已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形態的文化基因。

儒家學說是「官本位」的理論支柱

中國長期以來儒、釋、道三教中始終以儒教的力量最強，根本原因是它的大一統政治功能能為君主集權政治服務，並由政府尊其為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儒家學說具備犬儒主義特徵而深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垂青。

儒學以董仲舒為分野，之前，是儒學的「古典」時期，以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為綱；之後，被各代儒家知識分子根據需要進行增減注釋，特別是經過二程、朱熹、王陽明等「大儒」之手後，整個儒家理論與其古典原型漸行漸遠。而經過朱熹註解的儒家理論後來更被政府指定為科舉必須依照的標準，使謬誤流傳至今。

現在看來，古典儒家教義是通過建構個人與家庭倫理為基礎，通過鼓勵個人修身養性，提高自我道德修養，更將其推而廣之到治理國家的聖賢之道。而中國社會政治形態則從秦開始，進入封建皇帝制度時期。國家變成一人之財貨、一姓之天下。皇帝通過天授神權而獲得將國家據為私有的合法性，作為天之嬌子代天行道。統治者歡迎儒家理論這樣的道德說教來要求其子民提高自身道德修養，為社會做貢獻，也就是為皇帝獻身，從而變成封建統治者的忠實的衛道士。

其實，儒家經典教義是要求最高統治者與所有平常人一樣像聖賢看齊，而歷史上的開明皇帝至少在表面上都還比較留意和約束自己的行為，但這樣的「好」皇帝畢竟太少了。皇帝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努力向聖賢看齊」總是大力弘揚和支持儒家學說在意識形態中的統治地位，並且通過科舉考試將其鞏固下來。儒家學說的最高理想，最終還是「治國平天下」，這是必須通過政治途徑來實現的。因此，信奉儒學，必然要走做官之路，而選拔官員的途徑只有科舉考試，所以，知識分子從心底里是擁護和維護儒學、科舉和做官這個制度，而統治者正好借儒家知識分子的自覺提高個人修養的行動-學習和傳播、身體力行聖賢之道，來為自己的統治物色理想的執行者-官吏。這就使儒學不斷進化成封建統治的工具，奠定了超穩定的政治倫理。

由此，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改朝換代並不能改變中國的封建社會形態，這是因為，每個新皇帝都得重視儒家學說和自覺維護科舉制度，保持社會等級升遷的通道和機制-官本位不變，就能穩定住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這在中國經歷的幾個特殊統治時期也如此，比如元朝和清朝，一改漢族自治而將其置於少數民族統治之下，甚至改變了傳統的民族服飾，知識分子都能順應變化的一個最主要原因也在於這些異族統治者也尊崇儒學和奉行科舉制度，使得知識分子能夠「相忍為國」，認為「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官本位」流毒

儒學既然為統治階級唯一支持的御用學說，為統治服務，那麼統治階級也必然要干涉其理論發展。儒學是官學，自從政府將其作為國家的統一思想後，各家學說之間就再也不能平等爭鳴，學霸之風的根源在此。即使在儒家內部，出現重大學術觀點分歧時，也往往由官家出面進行干預。如西漢時學者們聚在石渠閣討論儒家經義時，皇帝就曾親自參加，當場裁決，這就出現了政治干預學術的局面；白虎觀會議上，儒家學者之間的爭論也由皇帝裁決，皇帝令班固寫成《白虎通義》予以頒布，作為統一經義的樣板。學霸的最初表現就是以政治為綱。

中國古代思想的統一，從一開始就是通過政治壓制文化自由的途徑得到的，這使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跟政治權威的認定結下了不解之緣。自古以來，在中國古代學術界，就盛行著將對聖人經典的崇拜和對政治權威的崇拜結合在一起的傳統。這種傳統，對於中國人的個性解放和發展起了極大的阻礙作用，把一些有主動性和創新精神的知識分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整個知識界很難提出什麼新的見解。學術界里死氣沉沉，使學術變成了政治的奴婢。

學術思想界的這種政治化傾向為害深遠，使那些凡是有利於直接促進社會政治目標的科學技術得到了迅速發展。也使得凡是政府囿於時代或認識水平的局限性，暫時認識不到的科學技術就得不到發展，甚至會受到壓制。以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而一直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技術方面落後，與官本位下的學術有很大關係。

同時，官本位還使的中國社會深陷制度路徑鎖定狀態，中國曾經意識到落後，但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方針,使得政府仍以政治標準去指導科技研究，嚴格地將引進限制在不觸犯封建政權的統治基礎的範圍內，從根本上限制了對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和學習。所謂的中學，就是綱常倫理這個封建統治的根本，而西學，則局限於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用以鞏固封建統治。這一主張就是要以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幫助鞏固中國的封建制度。

但是，官主導的向西方技術學習的效率極低，中國知識分子在引進科技問題上習慣性地從政治角度的思考，貽誤了迅速與西方發達國家縮短差距的時機。而且，由於無法擺脫儒學中的「述而不作」、「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的思維模式，對自然現象不做具體化研究和分門別類的剖析，難以取得有效的進展。

官本位的另一個主要危害是阻礙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進步。 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文明中，決不可能出現一個商業佔優勢的社會秩序」，因為官吏體制的基本觀念是與商品經濟的價值體系相對立的。在中國古代社會有限的生產資源條件下，將發展農業和發展工商業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是很難做到的。

中國過去工商業的不發達有其歷史根源。「重農抑商」一直是基本國策。官本位的思想和學術不僅僅為統治服務，而且沒有孕育出更先進的生產技術，使得中國長期處於農業經濟時代。落後的生產力又進一步使統治者必須將資源的絕大部分投入農業生產，而為了避免商業對老百姓的誘惑，政府的辦法就是對工商業實行專營，收工商業之利於國家財政。

工商業的不發達又進一步強化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的地位，對中國古代的農業商品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制約作用。 而國有經濟因自身的制約性也無法從市場和商品貿易中取得活力，這樣的生產力狀況維持了很久。

中國之所以落後，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將儒家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並經過統治階級的干涉不斷強化其「官本位」特徵，阻礙了思想和學術的發展，維護了適應落後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其超穩定性反過來又使中國社會長期處於落後的經濟形態。這種制度鎖定的程度之深，即使中國近代率遭列強凌辱欺壓和封鎖制裁都沒有產生根本的觸動，直到改革開放至今，雖然已取得史無前例的長足進步，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一些痼疾仍未完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