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囚女案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李浩囚女案李浩，男，河南南陽新野縣人，（2011年）34歲。有一子，妻子比他小十歲。李浩為消防兵轉業。曾任河南洛陽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稽查大隊工人。李浩秘密購置一處地下室，耗時1年開挖成地窖。　地窖位於該地下室下面4米深處，有連續五道鐵門。地窖共分為4個部分，首先是一個直徑大約為60厘米的洞口。在下到洞口之後，向左即是一條僅夠一人爬行穿過的隧道，爬過隧道之後，裡面是兩間小房子。李浩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先後將6名歌廳女子誘騙至此地窖囚禁為性奴，並在後來發展到組織她們賣淫牟利。李浩屬於一個典型的權力型人格，有極強的權力欲。似乎也非常精通權術之道。　　 他懂得用謊言欺騙洗腦，天天向她們灌輸這裡（地窖）生活多美好，外面多險惡。使她們在這個狹小、暗無天日、潮濕酸臭的地窖里吃喝拉撒睡，也感到習慣，安於現狀，「知足常樂」。　地窖配備了電腦。電腦是不能上網的，以隔絕和屏蔽一切訊息來源。只讓女孩子們看黃碟、打遊戲。這既是施以小恩小惠，更是腐蝕麻醉。以收窄她們的思考，使她們逐漸失去思考能力。更有甚者，李浩為了「殺一儆百」將一個「不聽話」的女子芳芳打死之後，將屍體就地掩埋在「房間」角落裡。以製造死亡恐怖氣氛。李浩兩年多著實地過了一把當「皇帝」的癮，圓了他荒唐的皇帝他製造了一個微型的「皇權社會」，微型的「三宮六院」。他像專制皇帝一樣操縱著被囚者的生殺大權，玩弄她們的喜怒哀樂，促發她們人性中的對強權的屈服和膜拜，使她們的行為高度「體制化」，失去了人格，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　　 正是由於他對這些女孩所謂的「調教」，女孩子們則不僅毫無反抗之意，毫無相互團結共同抗暴之心，反而互相妒忌，互相舉報，互相迫害，互相算計。常常以「晚上誰能陪大哥睡覺」而發生爭執，甚至因爭風吃醋發生打鬥。女孩子們都喜歡叫李浩為「大哥」、或者「老公」。甚至後來他帶她們出去賣淫，她們完全有機會逃脫或報警的情況下，她們依然乖乖地隨李浩回到地窖里。（還是最後一個新來的囚女在出來賣淫時報的警而破案的。）即便在地窖里，如果她們能團結一致，精心安排，應該有機會合力將李浩制服，從而恢復自由。但她們並沒有這樣做。她們就這樣成了中國最典型、最可悲、最可憐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案例。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市，在1973年8月有兩個劫匪進入銀行搶劫，扣押六個銀行職員作人質與警察對峙達六天之久，最終劫匪被制服，人質獲救。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受害人被救出後對獲救並不高興，反而對警察不信任，甚至表現出明顯的敵意，而且受害人對警方的調查取證堅決不合作，好像警察破壞了他們的「美好生活」似的。若不是媒體此前進行了長達六天的現場報導，讓全世界都知道了劫匪的罪行，恐怕連警察都要犯嘀咕：這是不是幻覺？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搶劫？是不是把見義勇為的好人錯當成劫匪啦？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中一個受害人竟然愛上了劫匪，非他不嫁；還有一個受害人被解救後，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一個基金會到處募捐，打算花高價請名牌律師替劫匪辯護脫罪。對此，瑞典舉國上下一片嘩然：這到底怎麼啦？！為了解答人們心中的疑惑，瑞典國會撥出巨款，成立專門機構進行研究，經過十年努力最終得出結論：這些人質之所以表現出如此怪誕的行為，是因為他們患上了一種心理疾病。這種心理疾病並不是突然出現的新病種，而是源遠流長，幾乎與人類漫長的進化歷程相伴相依。只不過癥狀有時不大典型突出，常常被人忽略，以致人們不知道有這種疾病存在而已。這一次由於各種機緣湊巧，受害人表現出來的癥狀極其典型突出，這才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從此，人們把這種心理疾病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研究表明，產生這種心理疾病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四個條件：一、 受害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二、受害人處於完全的絕望狀態之中；三、受害人所獲得的信息只是施暴者願意讓他們知道的，施暴者不願讓他們知道的信息則被屏蔽；四、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於受害人。病人發病後的具體表現是：受害人對是非善惡完全喪失判斷能力，對自身權益基本失去保護慾望，往往對解救者恨之入骨，對施暴者反而感恩戴德。心理學研究同時表明，只有極少數人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製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甚或是一部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乃至於整個國家的人。從心理學與精神病理學上來看，這是一種針對個人的現象。然而就以個體為元素的社會心態而言，歷史也呈現出一種「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視角：以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參看人類社會，甚至檢討歷史事件。在專制社會裡，統治者與臣民的關係可以類比為綁匪與人質的關係，而臣民都將與上述人質一樣，全部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他們剛開始驚恐，接著會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無效，他們就會默認與接受自己被挾持、被統治的現狀，最終習慣被挾持、依賴被統治，甚至崇拜這些國家「綁匪」。滿清入關時，面對「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雉法令」，曾有百萬明朝的遺老遺少挺身試法，不願淪落為「披髮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後，當辛亥革命的號角吹響，剃髮成為擁護革命的一個身體標識；我們看到的卻是一批批身患重症的「人質」，他們留戀這根標誌人質身份的辮子，為取消他們的人質資格而痛心疾首。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對歷史學的價值就是，它合理解釋了遺老存在的理由，讓我們理解了因循守舊的清朝遺民，為何要拚命維護那根曾經寧願流血砍頭也不要的「辮子」。首先，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無論是在醫學範疇，還是在政治學、歷史學範疇內，都存在一個生理學上的條件反射原則，即面對外部強大壓力，尤其是死亡威脅，所有生物都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順從。事實上，面對暴力強權，只有低頭服從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結果是每一種動物包括人在內，都有被馴養的可能。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逐步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表現在人類社會中，專制統治者對臣民的馴化，是通過各種暴力懲戒機制、規範的思想教育（五倫綱常）以及適時的小恩小惠（封官進爵）實現的，從而培養出大量「為綁匪打掩護」的順民、良民。再者，人類有一種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對英雄的崇拜。這裡的「英雄」，並非說綁匪就是英雄，而是說英雄形象與綁匪之間存在某種關聯。人類作為高級動物，保留著一種處理問題的原始本能，即通過肢體衝突來解決問題。在無理可講的情況下，動手成為唯一可行的辦法，「道理說不清，只好打得清」。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以成敗論英雄。掌握人質生殺予奪大權的綁匪就是以勝者的姿態，獲得人質潛意識的心靈崇拜。這樣的形象，通過一些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的影片得以傳播與彰顯。多年以來，無數中國人身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不自知。昏昏然中，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知道許多權益是人與生俱來就該有的，而絕不是什麼「領袖」恩賜的；乃至受到傷害而渾然不覺，偶得小恩小惠就歡天喜地感恩戴德。（文源自誰能橫刀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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