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永遠的西南聯大，永遠的校長梅貽琦

電影《無問西東》上映後，有一篇文章很火——《看了<無問西東>我才明白，高曉松為什麼要罵清華學生》。

文章說，有一季《奇葩說》，來了一個清華的博士生，他叫梁值。

他問三位評委：我該找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這句話，令高曉松怒了。

高曉松質問他：「我覺得你沒有做到一個大名校的胸懷天下，名校是幹什麼用的？名校是『鎮國重器』！名校培養你是為了『讓國家相信真理』，這才是一個名校生的風範，而你直接問我應該找個什麼樣的工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你覺不覺得你愧對清華這十多年的教育？」

高曉松的話，道出了現代教育的現狀。那個年代炮火連天，「華北之大，卻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但人人求知若渴若狂，為國家故，為真理故；如今環境下，我們的大學教育培養出的，卻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大學還在，讀書人卻沒了。

另一篇文章調侃：看完《無問西東》後，我給我的Kindle充上了電。雖是調侃，但確是對那個年代的嚮往：求知、求真、求賢。

《無問西東》結尾有個彩蛋：鏡頭所過之處，皆是影響我們至深的大師。

在西南聯大讀過4年本科、2年碩士研究生的楊振寧曾回憶：「聯大雖然僅存在了8年，但她培養的人才對新中國的貢獻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

有人想要夢回唐朝，因為懷念那時的繁華昌盛；有人想要夢回聯大，只因那是一個有信仰的純粹年代。

而傑出大學的背後必有傑出的領導者。

西南聯大設有校務委員會，由3位校長任主席：張伯苓（南開大學校長）、蔣夢麟（北京大學校長）、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實則始終由最年輕的梅貽琦主政。

《無問西東》中，清華學子吳嶺瀾和梅貽琦的一段對話讓人印象深刻。

梅貽琦問吳嶺瀾，你讀書為何?

吳迷茫地答：只知讀書是對的。

梅又問：你英文國文都是滿分，物理卻在不列，為何選實科，而不選文科。

吳答：只覺得實科更有用些。

其實即便學霸如吳嶺瀾，對於未來也是迷茫懵懂的。

但梅貽琦點醒了他：「什麼是真實？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做什麼、和誰在一起，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滿溢出來的不懊悔，也不羞恥的平和與喜悅。」

因為如此，吳嶺瀾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最終，又在西南聯大將這份真實傳遞給了沈光耀。

《無問西東》本質上，講的便是這種傳承。好的老師，就像一粒火種，大學精神，就是靠這樣的薪火相傳。

在那樣艱苦的時期，梅貽琦作為傳薪火者，將聯大辦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梅之風骨，到如今，更值得我們懷念與推崇。

01

「我的小女兒也沒考上聯大」

論資歷年齡都排在三個校長最末的梅貽琦，把西南聯大辦得風生水起。在一次大會上，蔣夢麟把自己的表交給梅貽琦說：「我的表，你帶著！」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

那時日子非常苦，要跑警報，還要餓肚子——甚至堂堂校長夫人、梅貽琦的妻子韓詠華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賣自己做的「定勝糕」。梅貽琦經常在校辦公，也就經常和學生一起跑警報。警報一響，不少人跑得都找不著北，但梅校長卻永遠是那樣紳士，那樣從容不迫。

一次，梅貽琦的弟弟出國前到昆明看他，發現兄長的住處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悶悶不樂，因為侄子梅祖彥跑警報時，把眼鏡連帶盒子都跑丟了。沒了眼鏡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沒法上學。他都快要沒法上學了，家裡仍買不起新眼鏡！

1938年西南聯大負責人與旅行團全體教員合影，前排右三是梅貽琦。

在西南聯大，梅貽琦管事，說話當然就管用。但對自己的子女，他從不搞特殊。抗戰時期不少青年從軍，他的兒子梅祖彥在西南聯大念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梅貽琦對兒子說：「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對，你自己做決定吧。」兒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後，有個別人上門來，為自己的子女、親朋好友說項。梅貽琦從來都堅持原則。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華很多同學的熱烈歡迎。有一位校友說，自己的孩子準備考大學，請校長多關心。梅貽琦聽完，沒答應也沒拒絕，只說：「我的小女兒去年也沒考上聯大，她只好錄取到別處了。」

抗戰後期，國民黨政權已漸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務非常之猖獗，西南聯大的民主運動也極其活躍。聞一多、張奚若、曾昭掄、費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躍的一批人。羅隆基被稱為「羅隆斯基」，而吳晗則被稱為「吳晗托夫」。1946年聯大解散，三校分別復校北上後，吳晗依舊非常積極。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國民黨的大員陳某某特地從南京到北平，邀請北平一些大學的領導吃飯，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他請來了北大的胡適、鄭天挺，當然少不了清華的梅貽琦。陳某某對梅貽琦說：「你們學校的吳晗，也鬧得太過分了吧，該約束約束他啦。」北平警備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說：「是該管一管了。」梅當然明白「管一管」是什麼意思。他立即解釋說：「吳晗只是個讀書人，他並沒有怎麼樣，他也不可能怎麼樣。」

1947年4月27日，清華大學36周年校慶，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梅貽琦對所謂的「管一管」很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大學是最高學府，天職就是追求真理、服務祖國，而不是為某黨某派所私。大學理應培養建設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而非黨派之私產。只有提倡學術自由，才能建設傑出大學。而學術自由，本身就意味著包容新舊左右，允許百家爭鳴。只要教師不在課堂上宣揚自己的主義，不是借學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響本職工作，他是不贊成干涉教師自由的。

當然，形勢比人強。你跟政治講理，政治不跟你講理。他看形勢有點不對了，立即讓人通知吳晗：「吳先生，你得趕快走，晚了不行了。」吳晗會意，乃遁之。

02

人品、資歷、才幹、工作樣樣過人

1940年，西南聯大三校之中的清華，特意為梅貽琦任教25周年舉行慶祝。梅貽琦在美國的母校也把名譽博士學位送給了這位傑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專家學者紛紛蒞會，無數校友、學生的問候也如雪花般飛到昆明。

在慶祝會上，曾任教育部長的李書華非常得意地宣稱：清華有今日的成績和地位，與梅校長的努力分不開。當初推選梅先生做清華校長，「是我在任內最滿意的一件事」。

但面對這罕見的殊榮，梅貽琦只是非常謙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戲中的「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梅貽琦本就是清華人。當年第一屆庚款生招考，轟動全國，報名的有700多人。發榜了，有個小伙在看榜時，看見旁邊一位瘦高個不慌不忙、不憂不喜地也在那兒看。

按說，應考者要麼上榜要麼不上榜，中榜者高興得連尾巴都翹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淚飄零也不稀奇。獨此君容色自若，靜水深流，別人看不出個山高水深。後來才知這個瘦高個叫梅貽琦，在錄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學歸國後任教清華。梅貽琦不愛說話，但教書卻非得說話，課外還要為學生補功課，很累人。他回到「天津衛」向恩師張伯苓訴苦，說不想幹了。張伯苓一聽，很是不悅，問：「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麼就知道自己沒興趣？年輕人要有點耐性。回去教書！」這一訓，就訓出了一位世界聞名的大學校長。

梅貽琦到清華任教後，人品、才幹、資歷、工作，樣樣過人，但年近三十而依舊單身，說媒保親者很多，他卻一次次地婉拒，為的是照顧3位弟弟讀書。家人都替他擔心，他自己卻不操心。

後來，他往一韓姓人家跑得勤快起來。倒是腿腳勤快，嘴皮子還是不勤也不快，依舊寡言少語。別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與這位叫韓詠華的女子熱戀時，也不大說話。兩人要訂婚了，韓詠華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愛說話呀！韓詠華一愣：不說話就不說話！韓詠華算是梅貽琦的同門師妹，而今更近了一層。他們喜結連理時，很多學生送喜聯，因梅貽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韓，就乾脆寫上「悅韓」字樣。

梅貽琦在清華極受器重，曾出任教務長，並一度代理校務。他是少壯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員，像葉企孫、陳岱孫、金岳霖、陳達，都是他的弟子。後來羅家倫當校長，梅貽琦走了。再後來，一任任校長走馬燈似的都走了，而梅貽琦又回來了。他是被無數清華人衷心請回來做校長的。

1948年8月16日，到清華大學視察的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左）由梅貽琦（中）送出校園。

在名流雲集的清華，要出任校長絕非易事。那時政潮頻仍，學潮雲起，校長與教授、學生的關係比較複雜，學生驅趕校長、校長解聘教授的現象時有發生。羅家倫曾是蔣介石的秘書，他場面很大地來清華做校長，兩年不到，就灰溜溜地被趕跑了。

北大校長蔣夢麟曾明確表示：「我不贊成教授治校，我的口號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他拍著桌子說：「我辦不好北大，誰能辦北大？！」教授哪還敢說話。清華則是教授治校的典範，梅貽琦繼承了這個傳統，他一上任就宣稱：「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

梅貽琦敏於行而慎於言。他說話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慢。有人把他的口頭禪整理成了順口溜：「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云云。當然是笑話，調侃而已。對這位梅校長，大家是敬而愛之，視他有如父兄。

學界巨擘陳寅恪輕易不臧否人物，但對梅貽琦卻頗有好感，他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這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當然，那時大環境遠不是那樣「理想」。然而，便是在這不理想的時代中，在梅貽琦治下，清華仍一團和氣，上下悅服，學術上突飛猛進。

03

拿著兩本書登機

1948年，歷史面臨新的抉擇。天地玄黃，暗流涌動，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貽琦是個有影響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為眾人所矚目。他的夫人韓詠華在廣州也為他擔心，每天都看報紙，時常看到丈夫為清華校務而東奔西跑，就是看不出來他去留的跡象。他也想過這個問題。捨不得他的人實在太多，清華學生在民主牆上專門出了極為懇切地挽留校長的壁報，同學們甚至還組織隊伍到校長住處齊呼口號挽留校長。地下黨組織也向梅貽琦捎話：「你不要走，我們了解你，希望你留下來。」他的南開校友周恩來更是公開說：「像梅先生這樣的人可以留下來，他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槍聲傳到海甸（現為海淀），清華園就停課了。陳岱孫去找梅貽琦，梅正要進城，說學校沒錢了，要弄點錢來，讓師生員工撐過這段時間。進了城，拿了錢，坐車到西直門，眼看著門已關，且再不讓開了。清華原本有個特別通行證，在平時，只要有這個證，任何時候都可以過西直門。但那一天通行證失效了，梅貽琦只好回到城裡。胡適也在城裡，他告訴梅貽琦說：你還是別回去了，一起走吧！幾日後，諸事安排妥當，他才預備南飛。飛機好不容易來了，在南苑機場，他還在猶豫。終於，最後一班飛機來了，他從容不迫地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登機。

1939年，梅貽琦全家在昆明東寺街住所合影。後排左起：梅貽琦、韓詠華、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彥、梅祖彬、梅祖杉。

寓居海外時，梅貽琦非常關注祖國的動態。他先是在歐洲，後又到美國，手握巨額清華基金，卻過得極其清貧。他一如既往地為清華訂了許多學術刊物，但收到這些刊物後，拆了裝，裝了拆，就是不知道還能不能把它們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們的清華師生手中。他一直在異邦遙望故國，遙望京城，猶豫著是否要再回來。但終於沒有等到那一聲召喚，也終於沒能踏上歸途。他又在祖國的寶島台灣建了一所大學，也叫清華。他把一生都獻給了清華。

04

他什麼都知道，但不願寫

晚年的梅貽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對門病房的胡適勸他要記得寫遺囑，公事私事都應該寫。他不愛聽，也不願寫。夫人勸他，他也不寫；親弟弟勸他，他還是不寫。最後，直到胡適離世，他都沒寫。胡適走時留下了他的遺囑；而梅貽琦直到永訣，也沒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麼都知道，但他什麼都不說，他不愛說，也不願說。

梅貽琦長眠後，他的秘書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開會紀念梅校長，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開來。大家心裡直出汗，擔心不知道打開後會是什麼東西。他的夫人尤其擔心。因為他們相守幾十年，她總是見他到哪兒都帶著這皮包，但從來就沒有讓她看過。梅貽琦從北平到昆明，從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廣州，再到歐洲、到美國、到台灣……關山萬里塵與土，卅年家國雲和月，濁浪翻騰幾曾歇。但他一身清風，纖塵未染，始終不忘帶的卻是這皮包。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視、最重要的東西了。校長夫人最擔心的是：皮包里或許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這樣的場合示眾，或許有相當的危險——等打開一看，大家都呆住了：這皮包里，全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規規矩矩，分毫不差。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後，離開昆明前梅貽琦夫婦合影。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貪污成風、腐敗無孔不入的年代，對握有實權者，要想有所偏私，實在是「舉手之勞」。要想乾乾淨淨做點事，那有多難。風習之下，似乎也只有貪污是「正常」的，不貪污則是「不正常」的。一個人長期掌控著那樣巨額的經費，卻從未順手揩點油，那就更是「異類」了。

然而，梅貽琦就是這樣的「異類」。

數十年來，他始終一人獨自掌握著巨額的清華基金，生活卻像當年孔夫子那樣，惶惶東奔西走，到了幾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沒有動用公家的半文錢，他把所有錢都用給了清華，為著把清華建成傑出的大學，為著替祖國培養傑出的英才。

這就是梅貽琦，一代聖人。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護著的東西。

作者：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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