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運河的形成、發展與繁榮

程玉海　發布時間： 2008-12-13 10:00　光明日報□程玉海 大運河、京杭大運河與中國大運河如果把邗溝的開挖作為中國運河的起點，那麼它至今已有近2500年的歷史了，但把它稱為「運河」卻至少晚了千餘年。在二十四史中，「運河」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於北宋歐陽修編撰的《新唐書》中，即「開成二年夏，旱，揚州運河竭」。在此之前，運河的各段都是用「溝」、「渠」、「水」等來命名的。用「大運河」統稱運河各段，最早也出現於北宋年間，《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五》有「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之說。此後，雖然各段的名稱，如通濟渠、永濟渠、通惠渠、會通河等概念仍廣泛使用，但宋史、明史、清史中對「運河」某段或整體，已常使用「運河」和「大運河」的概念了。

隋唐大運河示意圖究竟何時把「大運河」冠以「京杭大運河」，現尚未考據清楚。在白壽彝1937年所著《中國交通史》、郭沫若《中國史稿》和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等著作中，均未使用「京杭大運河」，而是用「大運河」、「運河」進行表述。1997年，白壽彝先生為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一書，使用了「京杭大運河」概念，指出元代「劃直修鑿大都通往江南的京杭大運河，以替代隋唐以來那條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舊運河」，並使用「京杭大運河的全線貫通與整治」作為該節的標題。但這裡只是以京杭大運河來表述元代後的大運河，對元前運河的表述中，則並沒有加「京杭」兩字。可見，「京杭大運河」這一概念，出現和使用的時間不會太早，現代歷史著作使用這一概念時，也明確把它限定在元代以後中國大運河的範圍里。今天看來，由於概念使用上的不同，人們往往對中國大運河的歷史和河道走向、本區運河意義等方面產生許多誤解，其中主要原因就在於把京杭大運河等同於中國大運河。而實際上，元代後被稱為京杭大運河的階段，僅是中國大運河2500多年歷史的一個部分。早在這之前，已經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南到湖廣和南海；東南到寧波和東海；北至北京甚至遼東；東以淮河下游為東端，西到長安和咸陽的中國大運河體系。因此，京杭大運河的概念，無法包容中國大運河的內涵。同樣，在許多人心目中或表述里，還往往有意無意地把京杭大運河和隋唐大運河等同起來，甚至同隋煬帝聯繫起來，這就又造成了一系列認識上的混亂。應該承認隋代特別是隋煬帝時期，是中國運河體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但當時的「京」是長安，洛陽則被稱為「東都」，運河在黃河以北到今天北京的河段，也和「京」毫無關係。所以把京杭大運河和隋代運河聯繫起來也是不合適的。而用「中國大運河」或「大運河」來稱我國運河是準確的。實際上，當宋代使用「大運河」這一概念時，它指的就是隋唐至北宋的運河及河道流域。元、明、清使用「大運河」也主要指元代後形成的運河及河道流域。顯然「大運河」這一概念本身，已經被史籍和我國現代歷史著作所界定。所以，用「大運河」簡稱或統稱「中國大運河」是有依據的。「大運河」、「中國大運河」、「京杭大運河」這三個概念所包含的歷史、地理、河道走向、文化研究範圍，是不同的。在開展運河文化研究時，應對此有足夠的重視。 中國大運河體系的初步形成縱觀兩千餘年的中國大運河修建史，根據各個時期開挖的規模、航運及繁榮程度，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隋以前為中國大運河體系的初步形成階段；隋唐至北宋為中國大運河進一步完善和穩定發展階段，也可稱為中國大運河繁榮階段；元、明、清為中國大運河南北直航和再次繁榮階段。據記載，中國大運河最早開掘於春秋戰國時代，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吳國開挖的邗溝。吳王夫差時期，為解決因北上與齊、晉爭鋒稱霸中原所帶來的軍事物資與給養補給等問題，於公元前486年，從今揚州附近開挖運河，引長江水向東北入射陽湖，然後折向西北，直到今淮安市附近進入淮水。據《國語·吳語》載，吳王夫差戰勝齊國後，又在今河南商丘、山東曲阜之間「闕為深溝」，溝通了沂水和濟水。據後人考證，這條運河就是菏水。當時濟水與黃河相通，所以夫差所開的菏水溝通了淮水與黃河，也是黃淮之間最早的運河。在中國大運河體系初步形成過程中，「鴻溝」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約於魏惠王十年（前360年）至十八年（前352年），魏國在黃河與淮河之間開挖了著名的鴻溝。鴻溝主水道由今河南滎陽東北引黃河水東行（黃河此時為北上），過魏都大梁轉而向東南流，至陳（今河南睢陽）折向南流，入於穎水。當長江以北的運河已聯通淮河和黃河到達洛陽的時候，長江以南的運河體系尚處於進一步聯通的過程中。秦朝江南運河的開通和靈渠的建成終於完成了這一任務。靈渠是中國大運河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聯通了長江與珠江流域，使中國大運河體系向南伸延到南海。直到唐宋年間，靈渠仍為南下兩廣的唯一水道。當時大量的漕運和貨物都由此轉運。唐宋幾代都對它進行過大規模的整修，並設置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在中國大運河體系形成過程中，曹操開挖的白溝等幾條運河，使運河得以向黃河以北延伸。建安九年至十一年，為北上消滅袁氏殘餘勢力，曹操陸續在黃河以北開挖了白溝、平虜渠、泉州河與新河四條運河。白溝本是黃河古道，原名宿胥瀆。曹操採取修築枋堰的方法，將流入黃河的淇水強行攔截，逼其改變流向，注入白溝，經過內黃通入鄴城附近的洹水。攻下鄴城後，曹操繼續北征烏桓，又向北開平虜渠，引滹沱水在今天津市境內入於泒水。平虜渠入泒水後，離塞上還有一段距離，於是，曹操又繼續向北開渠。新開之渠縱貫泉州縣（今天津武清區南）東部，故取名泉州河。至此，曹操北伐烏桓所需軍糧可由許昌或鄴城經漳水、白溝、滹沱河、平虜渠、泒水入泉州渠，北達塞上。當時烏桓正盛，緊守邊塞，曹操只得採用迂迴戰術，繞道出塞，由泉州河向東，沿海邊開挖了新河，這條運河由雍奴縣承潞河東出，到達今灤縣南進入濡水（今灤河），出濡水後可浮海或陸行達於遼東。東晉南朝時期，著力開鑿修治浙東運河。浙東運河自杭州東渡錢塘至蕭山縣的西興鎮，再由西興鎮東至寧波，溝通了姚江、甬江、錢塘江、曹娥江等12條自然河流，全長400里。可見，隋代之前，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具體來說以洛陽為中心貫通東西南北的中國大運河體系的框架已經形成。隋唐時期對運河大規模的開挖、整治，並由此造成的航運繁榮，基本是在這個框架基礎上完成的。 隋、唐、北宋：中國大運河的完善、發展與繁榮隋唐至北宋是中國大運河完善、發展的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隋朝統一後，我國東南地區經濟逐步恢復並繁榮起來，我國的經濟重心也開始逐步向東南一帶轉移。而隋唐兩代的首都設在長安或洛陽，北宋年間雖然建都開封，但國家政治中心仍沒有離開中原地區。為鞏固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解決京師眾多官兵民眾的糧食和日用供給，同時也為了對北方的大規模用兵，都必須通過運河把經濟重心和政治中心聯繫起來。因此，大規模修建運河的作用和意義，不僅充分顯示出來，而且它在國家經濟和軍事上的戰略地位，也被提升到極高的程度。與此同時，伴隨著以數學、地理學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河道規劃、設計與施工，在當時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對大運河的修建工作，在隋文帝時就已經開始，他在關中修建的潼關至長安的廣通渠，便利了關中地區的漕運和交通。隋煬帝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程度，這一時期修建的運河全長2700多公里，以洛陽為中心，由相互連通的四段運河組成，即通濟渠、永濟渠、山陽瀆、江南運河。隋、唐、北宋年間的大運河，已不僅是單一的因戰爭而修的運輸線，而已成為溝通經濟重心與政治中心交通、運輸、人員交流的大動脈和維護國家統一的生命線。到北宋年間汴河運輸日益繁巨，以至「漕引江湖半天下財賦，並山澤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白壽彝：《中國通史》，第93頁）。同時隋、唐、北宋年間，通過大運河已形成了全國四通八達的北上交通網。所以運河在「隋唐水道交通上的地位，比江河等水運要居較高的地位」，已成為「中央政府的支柱」，而到北宋年間，大運河「至成為建國之本」（同上，第129頁）。 元、明、清：大運河格局的新變化與新繁榮元統一中國建都北京後，也面臨著國家政治中心在北京，而經濟中心在東南的局面。黃河的變遷，決定了元代重修淮河以北運河必須另闢新徑，這導致了淮河以北大運河格局和走向的根本變化。元大運河由幾部分組成。北運河：通過拓寬、疏浚，取直白河段到直沽。南運河：重修宋代御河北段，由天津到達臨清。會通河：由兩段組成，以濟寧市任城為中心，向南至魯鎮與泗水相連，向北經南旺、袁家口至現梁山縣小安山。全長150餘里。後接濟州河向北繼續開挖，由小安山經壽張、陽谷、聊城到臨清，入南運河，全長250餘里。元世祖賜名「會通河」。由於濟州河與新開會通河聯為一體，故兩河也通稱會通河。明初建都南京，漕糧北運任務並不重。但永樂年間建都北京後，大運河的意義再次凸顯出來。1441年2月，由宋禮主持對會通河進行大規模整修。明代對大運河百餘年的治理，是確保明、清兩代500餘年大運河繁榮的重要措施。有明一代,由運河運輸漕糧達340萬擔，航行漕船達3000餘艘，各類船隻達到萬餘艘（白壽彝：《中國通史》，第15冊852頁）。清代對大運河的治理，基本沿用明代的方法，使得大運河全程各項設施更加完善了。咸豐以前，運河漕糧也達到400萬擔（同上，第13冊877頁）。咸豐五年即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從此結束了其長達700年的「奪淮入海」的歷史，在今陽谷張秋鎮將運河攔腰截斷，從而也截斷了張秋以北到臨清河的水源。光緒年間，清政府雖採取了各種措施以「通漕保運」。但由於各種原因，終未奏效，只好罷漕。清末民初，隨著海運的發展，幾乎與運河平行的京津、京浦鐵路的興修，從根本上動搖了大運河作為中國南北交通大動脈的地位。於是，中國大運河帶著它輝煌的榮光成為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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