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創作了「秦檜」

誰創作了「秦檜」

在《聖經·約翰福音》中，有人憤怒的要求砸死行淫被抓的婦女，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一個個出去了。

面對所謂罪人，站在道德的高處隨意審判懲罰，是一種道德暴力。而幾百年來，中國人都在賞國西湖美景之後，都會到岳飛墓前給秦檜像吐幾口唾沫。只是，如果時光可以穿越，現代人身臨其境到12世紀三十四年代的南宋，有多少人的表現會比秦檜好呢？

讓受迫害者清名永傳，作惡者遺臭萬年，以最無情的道德法庭審判現實政治行為，使人慷慨激烈痛快淋漓，這是中國自宋朝開始的道德創作。複雜難辨的政治選擇被粗糙簡化為道德角斗場，解決時代危機成了道德與勇氣的張揚，歷史遂被描寫成臭名昭著的奸佞之徒和神聖的殉難者之間的對決。無論是奸惡還是忠良，都成了高高的道德底座之上的塑像，雖然清晰醒目，細看卻是面目模糊。

中國歷史常常陷入「以暴治暴」的循環，這不僅是血腥武力的輪迴，還有道德話語的暴力。當現實中掌握實際權力的人暴力作惡，那些最終掌握歷史話語的人，也以文字暴力進行「道德大清洗」，毫不留情的誅殺那些曾經的權貴。只是，在這種道德高調的褒揚和無情的詛咒中，道德審判不僅作為一種軟約束在利益慾望面前毫無力量，更使傳統政治癒加難以上軌道。

1155年，秦檜死掉。這位曾經以政治專制權力無情「清洗」反對他政見者的權相，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其道德聲譽遭受的詛咒懲罰，將會讓他的聲譽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其實，秦檜著名的奸惡形象非一日之功，而是逐步「創作」積累起來的，尤其是他遇到了朱熹理學的興起，遂成了這一新儒家興起過程中的反面材料。

打倒比平反慢

奸臣之奸之所以能夠實現，乃是有政治靠山，有無數的利益攸關者。奸臣往往難以清算，一是要政治靠山倒掉，那些利益同謀相關者，也會長期糾纏。「蒼天有眼」，卻往往需要許多年後才睜開。

岳飛的平反費了二十年，而秦檜被打到時間卻要長得多

秦檜66歲壽終正寢後，與秦檜「穿一條褲子」的趙構加封秦檜為申王，謚號「忠獻」，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趙構還為秦檜墓地題寫神道碑額「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後世認定的萬惡奸臣，在趙構看來，卻是再造宋朝中興的精忠之臣；所謂忠與奸就是如此的天翻地覆，在當時，最高領袖掌握話語的時代，這就是官方評價。

秦檜的身後美名，延續了半個世紀。

秦檜死後七年（公元1162年），南宋換了主張抗金的新皇帝宋孝宗趙眘，新皇帝剛上台準備大幹一場，歷史的風向轉變，他恢復岳飛官職，後來又加謚岳飛武穆。但是，新皇帝的抗金之舉很快遭受挫折，不得已再次與金國媾和。此時，趙構當上了太上皇，還要活二十多年，秦檜的封爵謚號繼續保留。

南宋與金共存一百多年，和戰交替。而秦檜的打倒與岳飛的平反，可謂歷史的風向標，標誌著朝廷中主戰主和政策變化和勢力的潮起潮落。

過了四十年，1204年，南宋太師宰相韓侂胄準備北伐，為了鼓勵抗金鬥志，給北伐造輿論打氣，追封岳飛為鄂王，給予政治上的極高地位，還為韓世忠建廟。

群情激昂之下，兩年後有大臣要拿死人開刀，「秦檜首倡和議，使宋金之間父兄百世之仇，沒有人再敢言語，應當儘快貶斥秦檜以示天下。」朝廷遂追奪秦檜王爵，把秦檜列為「忍忘君父之仇」與金國屈辱和議的罪魁禍首，改其謚號為「謬丑」。

所謂「謬丑」，一種解釋是「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還有的說「傷人蔽賢曰繆」，怙威肆行曰丑。」 對秦檜的貶抑，也是對投降、妥協勢力的一個沉重的打擊。

貶秦的制詞說：「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崇岳飛、貶秦檜之舉一時大快人心。1207年，主戰派韓侂胄的北伐，不到幾個月失敗。更為悲慘的是，在金國的壓力下，一朝宰相韓侂胄竟然被自己人陰謀殺死，頭顱獻給金國，以締結和約。同時，還恢復了秦檜的申王封號，再贈以「忠獻」謚號。

秦檜徹底被打倒，是他死後一百年。1254年，朱熹理學已被確定為官學十幾年，金國也被蒙宋聯合滅了二十年，當年二月，宋理宗命令太常寺再次釐定秦檜的謚號，提出「雖謚謬狠亦可」，比之前一個謚號「謬丑」更高一級了。

歷史上，多數的所謂奸臣得不到現世的報應，他們讓自己的反對者忍受屈辱甚至家破人亡，自己生前享盡榮華富貴，甚至死後還得無上哀榮。所謂審判他們，只有等到他們墓室已拱，換了與他們沒有利害同謀的新主子，官方拋棄他們之後後，才能自由開罵，做一些無力的鞭撻。

1345年，秦檜死後近二百年，元朝人修撰的《宋史》中，秦檜宇宙級的奸臣形象得以確立。在《宋史·奸臣傳》共有四卷22篇奸臣傳記組成，秦檜則是奸臣傳的核心，幾乎獨立佔據了第三卷，是南宋另外一位奸臣宰相賈似道篇幅的3倍。秦檜可謂《宋史》中的第一奸臣。

死後誰蓋棺

奸臣秦檜是南宋屈辱現實的替罪羊。

靖康之恥後，面對大片國土淪喪，數不清的百姓遭難，不堪忍受的屈辱，人人義憤填膺。嚴酷的現實要求危亡中的南宋流亡政權奮起抵抗侵略，救亡圖存。儘管不少人從南宋與金國的軍事實力對比中得出取勝恢復中原的艱難，但不服輸、不認輸的情緒縈迴在人們心頭。

因此，對於一切主張抵抗者，無不熱情讚頌；對一切主張妥協者，無不猛烈抨擊，而且，妥協——投降——賣國，是逐步升級，現實政治被整合到忠奸理論和「奸臣模式」之中。 悲劇性的現實需要有人承擔，而秦檜可謂最合適的人選。

假如秦檜跟隨宋徽宗、宋欽宗死在北國，也自然成了大大的忠臣。即使是他不同尋常的回到南宋，也為時人認為如同蘇武一樣被稱頌。在1130年左右佚名的《靖康小雅》中，推崇秦檜「內激忠憤，不顧其身」，正是所謂的忠臣。

從神聖的殉難者到後來臭名昭著的奸佞之徒，秦檜的形象經歷了天壤之別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最終定型則經歷了整個南宋歷史，直到元朝建立後的1345年《宋史》。

其實，在秦檜死後半個世紀，關於這位前朝宰相的記載還算是「客觀」的，秦檜形象還顯得全面的。在李心傳1208著的《系年要錄》中， 還有對趙宋忠誠的早期生涯的記錄，並對秦檜執行趙構解除岳飛、韓世忠等武將軍權給予高度評價，而秦檜則罪責在於排除異己、鉗制言論，也就是說，秦檜雖然罪大惡極，但是其功績不可掩蓋。

在《系年要錄》的中，既對擁秦的材料加以甄別，也對反秦的說法去偽存真，例如秦檜在靖康之變中反對金國立異性皇帝，後來有人說秦檜並非首倡者，只不過是不情願的聯合簽名者，但是，李心傳則收錄了那份秦檜以第一人稱寫就的文獻，而遭受金國逮捕擄掠北國的正是秦檜。在此書中還保留著秦檜正面或者中性的形象。

有宋史研究者已經指出，《秦檜傳》是個「特殊的」傳紀，因為違反了一般紀傳的常規，例如沒有秦檜家世的記載，而身為宰相其家世顯然眾人所知。在秦檜傳中，沒有絲毫正面的評價之語，儘管直到秦檜死後半個世紀後，關於他在靖康之難中的讚賞評價依然流行。

秦檜被有意的顛覆性的加工了，他的傳紀放棄了包容性的公正、客觀的嘗試，而是忽視秦檜時代的原始材料，而是根據13世紀20世紀以後，也就是秦檜去世七八十年後的正邪對立等道學觀念，將對秦檜的罪惡揭批主要放在了對壓制迫害異己、任人唯親之上。而這些關於秦檜的形象並沒有多少歷史的第一手材料來作為證據，因為他的歷史材料被有意的拋棄了。他沒有文集傳世，也沒有家傳、行狀、墓志銘一類的文字，這種傳紀材料的缺乏，為以後創造秦檜形象提供了巨大的彈性空間。

隨著程朱理學惡最終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理學集團把持的歷史編撰則將道德和倫理直接運用到政治行為和政治人物評價中，開始以一種簡單的二分法，即君子小人的對立來解析王朝政治人物和歷史發展，將道德宣傳說教和歷史分析融合為一，歷史事件與道德解釋直接連接。

秦檜形象的塑造過程，對他的評價，是在建立一種奸臣的標準，即秦檜就是奸臣的標準，根本則是欺壓迫害賢人君子，甚至會「欺聖主」。李心傳對秦檜所做的中性描述，開始逐步被加工為理學道德系統中的一個反面典型，而朱熹可謂始作俑者。

朱熹醜化秦檜

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是創作秦檜形象，將他推上登峰造極的陰暗邪惡頂端的幕後推手。在朱熹看來，秦檜具有一個奸臣所能想像的一切罪行：殘害忠良、迫害異己、賣國求榮、媚事敵國、結黨營私、獨斷專行、架空皇帝、圖謀篡位等等。

朱熹建立了迫害好人的人就是壞人的基本原則，所謂好人在南宋就是堅持道學信仰的人，宋史中的四卷《道學傳》，與四卷《奸臣傳》正好相對應。而排斥異己、壓制言論、迫害正人君子的秦檜，正是朱熹一生中所親歷的現成的邪惡典型，當被迫害者被認為是善的代表，掌握現實權力者就成了惡的化身。

1130年出生的朱熹在秦檜主政的1148年考中了進士，秦檜死掉的時候，他25歲。朱熹的父親朱松在史館任職，因反對和談被秦檜調出，1143年46歲時去世。朱熹成年後親歷了六七年的秦檜時代。

1165年，秦檜死去十年，宋高宗已經退位，35歲的朱熹開始對秦檜發力，為反對和議者的文集《戊午讜議》作序，成為秦檜邪惡歷史形象的開始和基本範本，他重構了宋室南遷的歷史，將秦檜打扮成了「成色十足」的道德惡徒，認為本來恢復中原已「什八九成矣」，但是秦檜當了宰相以後，開始時他「唱邪謀以誤國」，而後挾金國勢力以要挾高宗，從而「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

政治行為的道德是含混難辨的，朱熹將複雜的政治簡化為道德問題，朱熹將政壇派系、利益爭鬥混同於道德修鍊場上對決，朱熹一大貢獻就是將政治史變成了道德哲學的驗證場，將政治問題歸納為道德問題，是心上的問題，而歷史研究不過是道德論證的輔助物。

在朱熹看來，秦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正是他對南宋整個士大夫群體的道德侵蝕，導致機集體的墮落，「一雄唱之，百雌合之」，忘記國家仇恨，耽於享樂，「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正是因為以道德原因解釋未能收復北方，更將秦檜確定為是整個南宋積弱的罪魁禍首。同時，秦檜被認為是金國的姦細和代理人，其通過「要君」竊取大權。

1182年，在秦檜死去日久且孝宗掌握實權，朱熹職位更高的時候，已有足夠的安全性之後，朱熹在秦檜曾當過郡守的永嘉地方學校中，公開搗毀了前宰相祠廟，並在《除秦檜祠移文》慷慨激憤的說：「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仇之恥，外張震傑之威。以恣睢戳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諂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 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表。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眾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經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

1186年，朱熹為他人文集作序中，引入了君子小人乃是陰陽對立的理念，秦檜就成了先天的陰的代表，而受政治迫害而不屈則成了陽的君子標誌。而受到秦檜迫害的有著名的「五十三賢士」，本來要對這些人進行大審判和迫害，恰逢秦檜病死而未能發生。

然而，這種善惡概括顯然「以偏概全」，因為迫害者並非全是小人、壞蛋，而被迫害者也未必全是君子，就像無法證明跟秦檜站在一起的人只有小人、惡人，也難以做出他只迫害君子的假設。事實上秦檜是一個政治家或者政客，以逢迎最高領袖、實現自身權力最大化為追求，並由此難以控制自己的人性邪惡，這是普遍的人性。政壇之上，最大的差別是不同政見和利益訴求差異，跟君子小人的道德修養是否完善沒有直接關係。

事實上，秦檜曾多次擢用朱熹所在追認的從北宋程頤開始的道學一派人物，特別是程頤的學生胡安國，更是曾經是秦檜一派的領袖人物。而二程的另一個弟子游酢還激賞推薦過青年秦檜。

1188年，秦檜對宋孝宗上奏中，指出秦檜是以險惡居心腐蝕皇帝。更重要的是，朱熹「指出」了秦檜最大罪是「要君」，專權既久，「無君之跡顯然著見」，高宗初見秦檜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而且，「高宗所惡之入，秦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

最具有殺傷力的是，朱熹說秦檜要謀殺皇帝，在《朱子語類》中，四次提到秦檜陰謀殺趙構，朱熹說：秦檜死後，宋高宗趙構告楊郡王說：「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朱熹說，由此「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

朱熹還將秦檜比作曹操，說當時有「九錫之議」，「九錫」本為漢朝、晉朝給大臣最高的賞賜，但是後來王莽、曹操、司馬昭都接受過，就成了大臣篡逆的代名詞。

朱熹在各種場合尤其是答問性質的《朱子語類》中塑造的秦檜，顯然比同時代人心目中的秦檜的形象邪惡得多。朱熹的《通鑒綱目》，更是將歷史作為了道德宣傳教材。

然而，當朱熹將秦檜的邪惡一步步升級，特別是謀反的指控，與當年秦檜對付岳飛已經沒有什麼兩樣了。現實中，秦檜們以不同政見、利益不同而以「君子、小人」的名義實施政治甚至肉體清洗，實現政治官場上的一致性，朱熹們則將政治上的君子、小人轉換為道德善惡，對掌握權力者實施道德清洗，獲得道德上的大一統，這種道德極端思維下的文化專制與政治專制在根本上是一種邏輯。

儒家理想在現實政治中，往往難以落實，那些堅持孔孟之道的人，註定要在歷史的風雲際會和政治角逐場上失敗，而朱熹確定了傳統儒家現實人生政治失敗的道德解釋模式，即因為他們作為正義的、善的化身，之所以難以伸張實現儒家理想，那是邪惡的化身，那些奸臣當道，壓制了儒者的政治追求，以至造成國家失敗生靈塗染。

朱熹將儒家傳統的道德審判推到了極端，讓作惡的人死後背負罵名，讓為善的永得崇敬。那些現實政治舞台上的失敗者、局外人，在歷史的舞台上獲得道德勝利，就像岳飛死後獲得萬世流芳；而現實政治的得意者、局內人，則歷史的道德上被審判，如同秦檜就成了成色十足的道德惡棍，永遠被唾罵。

朱熹的這套歷史哲學，也為自己的未來留下了希望。1200年，七十歲的朱熹在怨憤中去世。此前，程朱所倡導的理學被禁為「偽學」，而朱熹等59人被列為「逆黨」，此為「慶元黨禁」。朱熹也許會想到，雖然自己寂寞而死，將來卻會有知音。但是，他不會想到，自己的學說將成為「主義」影響中國700年，他還去孔廟坐「第三把交椅」，而朱熹後學則將他開創的歷史道德信條進一步發揮，形成唯我獨是、迂闊失當的道德大棒主義。

公報私仇：抗金名臣被寫成了奸臣

朱熹的平反很快到來。

1227年，朱熹去世三十年，被韓侂胄打壓的道學開始平反，朱熹被追贈為太師、信國公，皇帝宋理宗甚至表示「深有不同時之恨」。1241年，理學取得正統地位後，將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從祀於孔廟，正式將王安石神位趕出孔廟，指斥為萬世罪人。

篤信道學的宋理宗全面確定理學官學地位，南宋的整個意識形態逐步被道學掌控，理學的士人控制了南宋的史館，南宋歷史的撰寫權力，最後是控制在朱熹定型的道學一派中的。他們的立場、好惡決定了南宋歷史的基本面貌，並在《宋史》中得以繼承定型。

朱熹的信徒們意氣用事，利用筆杆子，將抗金宰相寫成奸臣，只因這位宰相在世時反對理學，製造了一起《宋史》中的冤家錯案，成為《奸臣傳》中一個自相矛盾的弔詭之處。

按照忠奸的邏輯，殺了岳飛、主張屈辱和議，秦檜被判定為奸臣理所當然；那麼，堅決主張抗金收復中原、為岳飛平反的人，就該是忠臣了吧？然而，《宋史》竟然將一位堅持抗金宰相韓侂胄，與秦檜並列為奸臣。

晚秦檜半個世紀的韓侂胄執政前後十四年，權勢顯赫。他對金主戰，為岳飛平反，是徹底打倒秦檜、追奪封爵謚號，並且定秦檜繆丑謚號的功臣。韓侂胄曾經招納辛棄疾抗金，韓侂胄與趙汝愚一黨相互傾軋，最後適應朝野抗金的要求，發動北伐戰爭，由於堅持抗敵，遭受主和派楊後、楊次山和史彌遠投降派的殺害而犧牲。

最為不幸的是，他抗金大業未成，未能為國犧牲，卻死在了史彌遠等人謀殺之下。而投降派遵照金朝無理要求，開棺割下韓侂胄的頭，派使臣人頭送到金國送到金朝，並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條件，與金國訂立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議」：增歲幣為三十萬，犒師銀（賠款）三百萬兩。當時太學生作詩諷刺說：「自古和戎有大僅，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又說：「歲幣頓增三百萬」，「莫遣當年寇準知」。

史彌遠謀殺韓侂胄並掌控朝廷大權後，與秦檜一樣推行投降乞和政策，而且恢復了秦檜的申王、忠獻「待遇」並。然而，在《宋史》中，賣國求榮、追捧秦檜的史彌遠不是奸臣，而志在恢復中原、舉兵抗金的一代悲情英雄，韓侂胄卻成了奸臣？身為宰相卻被自己人殺掉，竟然也成為了奸臣。

如此矛盾的奸臣榜單，讓人生疑，並非書寫者出了什麼差錯，而是在南宋國史基礎上修撰的《宋史》，背後有著道德至上主義、意氣用事的南宋理學群體影影綽綽的背影。

韓侂胄之所以成為奸臣，根本的邏輯是所謂君子群體——理學家們「公報私仇」。因為，在韓侂胄當宰相主政的時代，道學家們受盡迫害，1196年，所謂道學被宣布為「偽學」，包括朱熹在內的59人成為「逆黨」，被貶官或遭禁錮，是所謂慶元黨禁。

三十年後，韓侂胄已經死掉，朱熹被平反，理學後來成為官學，曾經的受害者掌握了筆杆子，歷史審批的舞台上，韓侂胄成了受迫害者。

政客掌握現實權力，筆杆子掌握歷史權力。但韓侂胄被史官如此玩弄的根源是他反道學，於是，長期遭到程、朱門徒的咒罵。和韓侂胄關係密切的詞人辛棄疾也因此遭到道家的攻擊。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學傳》崇程朱，又依南宋《國史》立《奸臣傳》，不列入史彌遠，反而將韓侂胄與秦檜並列，辱罵他是「奸惡」，完全顛倒了歷史的是非。

歷史並非全是人民寫的，那些筆杆子不是置身事外的觀察家，他們的見識、好惡決定著定著誰上恥辱柱，誰能青史留名。而不經意之間，顯露出他們以真理自居的黨同伐異，自高位置，

在現實中遭受迫害的理學群體，終於在歷史書寫中出了氣，其領袖就是朱熹。正是朱熹，可以說，秦檜之所以成為奸臣中的奸臣、宇宙級的道德魔鬼，固然因其謀害岳飛、力主和議，但是也與他不幸與中國上千年才出一個的聖人趕到了同一時代。在朱熹將政治失敗等同道德墮落的思想形成中，秦檜成了最方便的道德靶子。將比起中國歷史上為奸作惡的超級惡棍，並不「出色」的秦檜，判了道德極刑。

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根本上是由獲勝政治家或者軍事家的筆杆子寫的，那些筆杆子的道德價值觀，才是最終決定歷史寫法的因素。

對於南宋來說，起源於北宋中期11世紀中後期的程朱理學，發展到南宋朱熹之後，最終成了國家的意識形態，儘管這一影響後世新的主義沒有挽救國家命運，卻確定了政治話語方式，更主宰了歷史書寫的筆法。

誤國當時豈一秦

如果說秦檜是朱熹信徒眼中的惡徒，對金國主戰的張浚就是一個大英雄。但朱熹忽略了，惡徒和英雄做了相同的事情，就是無端以文字獄誅殺軍事將領。秦檜殺了岳飛，張浚收拾死了南宋初年的武將曲端。

南宋初期對金國的屈辱求和，特別是岳飛被殺，不是秦檜個人的道德墮落造成的危害。岳飛之所以能夠被冤殺，乃是有一批「秦檜」，秦檜代表的是文臣對武將的一種集體態度，那是一個文官群體在作祟，成為殺害軍事將領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基礎。宋高宗殺害岳飛是得到了文官集團的支持的，也得到了軍事高官的默認；殺害岳飛後並沒有出現政治動蕩和軍事動亂。

在秦檜以「莫須有」文字獄殺害岳飛前十年，主戰派的宰相張浚就採取了與秦檜一樣的策略。

在南宋初期，也許政見有別，但是在對待武將的態度上，文官態度一致的，秦檜的那些罪名和惡端也發生在其他大臣身上。1131年，朱熹推崇的名臣張浚，就無端殺了對其不夠聽話的南宋初期名將曲端（1091～1131年）。

當時岳飛還未成名，其他所謂中興四將韓世忠等見金軍就逃跑，陝西軍隊統帥曲端就已能夠對金取得勝績，甚至讓敵人聞之喪膽，可謂北宋滅亡南宋尚未站穩腳跟之間的一流軍事將領。靖康之恥之後，陝西並沒有陷落，當時為防備西夏趁人之危，讓曲端鎮守西北門戶，他臨危受命，抵禦夏人，使其不能南下一步。面對金國軍隊，曲端也屢有勝績，其軍令嚴明，曾將玩忽職守的叔父軍法處死。

1129年，作為文臣，張浚受命千里迢迢奔赴陝西指揮西北軍隊，當年，張浚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曲端與這位外行領導就與金軍作戰戰略發生衝突，被罷去兵權。

張浚一意孤行，率領四十萬大軍與金軍進行兵團式正面戰爭，宋軍大敗，陝西之地盡失。在戰場上對金軍無能的張浚惱羞成怒，對待自己人卻威風得很，不僅處死了主將趙哲，還遷怒於曲端。這時候，一位文臣「發現」曲端家裡庭柱曾寫的詩句：

「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

張浚使人誣告是影射和攻擊高宗趙構，並作為對皇帝誹謗叛逆和意圖謀反的證據，被投入監獄遭受酷刑。一代將領曲端被關在鐵籠之中，張浚故意讓曾經被曲端杖責的軍官審訊，結果，曲端被蠟封住口鼻，鎖上手腳，灌入燒酒，用烈火烤炙，五臟俱焚而死，年僅41歲。張浚謊稱曲端在獄中因病身亡。

臨死之際，仰天長嘆道，「我死不足惜，鐵象可惜！」「鐵象」是曲端心愛的「日馳四百里」戰馬。關隴鄉人得知曲端被害，「莫不惜之」。 「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有叛去者」。

不久，張浚的罪行被揭露，受他迫害的曲端得平反昭雪，被追認為宣州觀察使，謚「壯愍」。

曲端被殺與岳飛相同，也是因為與不懂軍事、懷疑猜忌武將的文官發生衝突，對於外行的文臣領導頂撞對著干，曲端甚至想殺掉文臣領導。而武將專業獨立的軍事指揮謀略，被外行領導看成飛揚跋扈抗命謀反的罪證。

曲端與岳飛都有著少有的軍事才能，也有著武將莽撞自負的性格，他們都不懂宋朝文人把持的政治潛規則，這成了他們的取死之道。曾有《四朝國史》中指責曲端「罪有應得」，說「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如果武將如此都該殺，那麼，秦檜殺岳飛也不為過。

像岳飛一樣，曲端也有詩才，而被張浚定罪的「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可謂佳句，其傳世的名作雖未如岳飛《滿江紅》有名，卻也讓人悲愴：

「破碎江山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裡，多少人歸未斷魂。」

一代名將，就此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

在南宋一代，對於誅殺曲端、岳飛以及屈辱求和，乃是文官集團一種普遍的政見，張浚後來雖然遭受秦檜的排擠，但是他對待武將的態度和手段是一樣的，肆意誅殺不聽話的武將。

1137年，張浚掌握南宋軍政大權，就開始謀劃收武將兵權，在他剛愎自用試圖殺掉不聽話的將領之後，導致了「淮西之變」，四萬多人投奔偽齊劉豫，造成軍事重大損失，張浚由此被罷相。

張浚對殺害岳飛做過「貢獻」。同為主戰派，身為宰相的張浚卻破壞了對岳飛的政治支持，反對將其他部隊撥給岳飛的計劃，當岳飛「使性子」辭職時，張浚上奏趙構說，岳飛是「處心積慮，兼并別人的軍隊，真實意圖是脅迫皇上」，暗示岳飛將要謀反。張浚是趙構從當皇帝開始就跟隨支持的嫡系，如此的彈劾殺傷力極強。而且，如果不是後來的宰相換成秦檜，主戰派的張浚也同樣會執行趙構殺害岳飛的命令。

無論是主和派的秦檜，還是主戰派的張浚，都視岳飛的為叛逆的謀反者，在他們看來，當時的將領頗為驕橫，「功勛惟其所奏，」「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求，無復顧惜。」南宋後期的葉適曾言：「使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

而且，曾經單位侍講的程頤的弟子胡安國頗受宋高宗趙構賞識，他在獻給趙構的《春秋》注釋中，明確警告君主必須防止軍事力量謀反。清代學者王夫之認為胡安國從歷史上的旁敲側擊，是趙構對謀反和背叛敏感，進而導致剝奪軍事將領權力甚至殺害岳飛的原因之一。

殺害曲端、岳飛是文官集團把持的宋朝國策使然，秦檜的行為在當時很容易被同時代的士人集團接受。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岳飛被殺之後，他的官邸被改造成太學的新校區，而那裡的學生則頌揚趙構，稱其「偃武修文，與宋太祖當年初定天下一樣。」從軍事官邸到文化校園，背後是南宋整個國策的變化。

屈辱的南宋，可謂整個文官集團集團造就的。陸遊晚年曾慨嘆：

「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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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鞭屍

在岳飛被陷害370年後，生前受盡凌辱的秦檜跪在了岳飛面前。

當岳飛死後，獄卒將岳飛遺體背出城埋葬在錢塘門，墓碑上寫有：「賈宜人墓」四字。1163年孝宗即位恢復岳飛官職，將岳飛遺骨移葬於杭州西湖棲霞嶺下。1195年寧宗追封岳飛為鄂王，修建了岳王廟。

宋元時代，岳王墳前並無秦檜等人跪像，墳墓荒蕪。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子昂寫詩道：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誰提？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1513年，也許受夠了皇帝的杖梃羞辱和東西場特務的迫害，明朝浙江官員在岳飛墓前創造性的設立了反剪而跪的秦檜、秦檜妻子及万俟卨之像，後來又增加了張俊，在湯陰老家的岳飛廟又增加了王俊。

此後，下跪的秦檜像多次被遊人用鐵棍木棒擊壞而重新鑄造，從明朝到文革，先後鑄造了12次。

讓陷害忠良的奸臣為其永遠下跪，可謂中國歷史上的一大發明。然而，讓秦檜的形象為岳飛永遠下跪，乃是一種與岳飛受到的專制暴政一樣的非人性道德暴力。

明朝開始讓秦檜四人幫給岳飛下跪，可是，明朝人的氣節並沒有因此提高，反而比之南宋都不如。明朝末年的漢奸比南宋要多得多，滿清十幾萬軍隊，正是靠著投降的吳三桂等明朝軍隊，以及整批投降來的明朝官僚迅速建立起有效政權。

中國歷史上曾有鞭屍之舉，明朝人發明的跪像心理，讓秦檜長跪不起，不過是一種變態的道德鞭屍。

當面對一次次的鑄造秦檜的塑像，人們站在正義的高處，朝著秦檜鄙視吐唾沫，只不過得到了歷史局外人廉價的道德快感。如果永遠只是吐口唾沫而沒有反思，並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朱熹及其後學塑造了一個統一的秦檜形象，秦檜是一個宇宙級的惡人，是人類邪惡本性的化身，即自始至終在各個方面都是邪惡墮落的人；而事實上，秦檜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揣摩上意而有效執行最高領袖意見，並謀求自己政治權力的鞏固和擴大，由此排斥異己壓制對手，並不惜使用文字獄手段。這種政治手段和為權者慣性在秦檜時代及其後來的南宋政治上屢見不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秦檜卻不幸的落在了朱熹手上，在其建構道德主義歷史觀之時被援引而入，判了本不該有的道德極刑，成為後世中國政治道德史上的反面核心。

秦檜不是一個奸惡的天才，他同樣是從慷慨赴難、不畏生死的正義男兒，一步步的成為屈辱苟安不知進取的弄權高手，其中自有其人格邏輯。但是，秦檜心中慢慢膨脹起來的邪惡和怯弱，潛伏在每一個人心中。

歷史情境是艱難的，有多少人能夠在相同的情況下，比秦檜做的更好；要知道，不過幾十年前，在最高領袖的引領下，有多少人揣摩上意，刻意逢迎，其對不同政治主張的同僚摧殘陷害之程度，結黨營私之猖狂，更有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從最高領導到眾多的一把手，都掌握無所不能的權力下，下屬如何保持內心的良知，不讓邪惡的種子發芽、成長，靠鑄幾個跪像，永遠解決不了。當今，有多少曾經慷慨激昂的正義青年，逐漸在權力、金錢的誘惑或者壓力下，終於蛻化為官場、職場上的油子和權力的同謀者，從前的熱血冰冷如水；同樣，也就有多少人，如果身處秦檜時代的歷史處境，難以跨越得過去秦檜代表的人性深淵。

人內心中的邪惡種子，只有靠制度的冰箱冷凍起來，一旦沒有了約束，在任何時代所有地方，都會發芽成長。社會權力結構沒有改變，沒有多少人不會成為秦檜。

就像儒家將顯現實的人樹立為高大全的聖人，就不再與普通人相關；當秦檜成為通體透徹的宇宙級惡棍，就似乎在邪惡的彼岸，而與所有人無關。秦檜確實是惡人，卻是在人性的底色上與多數人息息相通的「非常人性的惡徒」。當我們對著秦檜像吐過去道德厭棄鞭撻的口水，卻需要反思：

秦檜是代表著絕對領袖之下追求權力者的人性深淵，當我們從歷史的局外人吐完唾沫之後，進入秦檜時代，當你處于靖康之變中，而後在兵荒馬亂之中重建宋朝政權，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秦檜應該「站起來」

秦檜已跪了五百年。

在今天人的思想世界中，秦檜應該是「站起來」的，這是對其作為「人」的尊重，不是為他「平反」，而是現代個體尊嚴、人權觀念進步所進行的歷史關照和必要的追溯：對歷史個體人物的尊重，是現代人權實現的必然一部分，不可想像我們只尊重今人的尊嚴，而罔顧歷史人物形象的基本權利，即使他們曾經是國家民族的有罪者。這也正是2005年有藝術家歷史上第一個為秦檜塑站像，作品名稱叫做《跪了492年，我們想站起來喘口氣了》。

讓秦檜「站起來」，並非對其行為的寬容。忠臣義士「清名史上書」，奸佞小人則「遺臭萬年」，以「春秋筆法」褒貶歷史人物，永遠不放過秦檜這樣的歷史罪人，在歷史戲說、娛樂化的時代風氣下，反而是仍要繼承的傳統。對於沒有宗教審判意識的中國人來說，歷史道德審判讓那些職位高者，意識到「責任也大」，尤其是能上史書的人物，保持對「身後罵名」的警醒，在掌握較多的社會資源的同時受到較大的道德壓力，至少在死後受到清算。這種道德褒貶的傳統，能夠起到一定維護歷史正義的作用。　　但是，傳統歷史審判一般在史書上實現和傳承，讓秦檜夫婦等姦邪「額外」在忠良岳飛墳墓前保持幾百年跪姿，卻是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人物道德審判傳統的極端之舉。具體歷史情境中政治人物關涉民生、國家興亡的行為，黑白分明的道德評價很難全部解析，用君子與小人、忠良與姦邪的臉譜化二元劃分，更談不上完整的歷史判斷和人物評價。我們至今都很難在「君心難測」帝王獨裁的政治博弈中，準確斷定秦檜到底要為岳飛曠古歷史悲劇負多大責任。讓秦檜等人「跪」到岳飛墳墓前，顯然是沒有多少歷史根據和為帝王諱的粗暴簡單之舉。秦檜被「選中」成了歷史上姦邪的典型人物，他的跪像遭受的唾棄，其實承載了人們對歷史上無數「秦檜們」的憤怒。但是，讓其在史書上留下罵名後再保持跪姿幾百年，卻表明了道德審判不僅會流於簡單的義憤，更會造成歷史人物形象的侮辱和傷害。人的名聲可以由歷史裁決，其形象的尊嚴卻不應隨意由後人處置，歷史的正義同樣不應通過任何形式的人格形象侮辱來實現，讓秦檜「站起來」，他的罪惡與名聲不會因此改變，但是，「直立著」接受一代又一代人的審判，是今天的我們應該給予歷史人物的基本尊嚴和權利。　　　歷史決不僅僅是君子忠良與小人姦邪的角力，岳飛的悲劇也不是秦檜簡單作惡的結果。當「姦邪代表」的秦檜跪向「忠良代表」的岳飛，讓一代代人獲得道德的泄憤，複雜的歷史悲劇卻在歷史道德圖景中簡化：歷史變成了道德的衝突，歷史的悲劇似乎都是姦邪小人們的惡作劇；歷史情境中的人物無奈被忽略，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更無人思考，一代代的政治文明也就並不因為道德的審判和義憤而有多少進步。所以，在秦檜「跪」向岳飛後，國家羸弱和英雄慘死的故事繼續發生，袁崇煥的結局比岳飛更慘，清軍的揚州三日比元軍的屠殺更甚至，而後世的吳三桂、奕山、汪精衛比秦檜有過之而無不及。　　讓秦檜「站起來」，其實也是讓普通人在道德義憤之外，超越傳統的歷史道德圖景，看到更加複雜的歷史政治文明、社會制度缺陷和獨裁政治下的人生無奈，這些內容的認識才能促進歷史進步，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才能更加豐滿和全面。

人的尊嚴沒有歷史限制，關照歷史形象在今天的時代中的尊嚴，是對現代社會個體尊嚴文化的滋養。畢竟，與秦檜形象幾百年受辱相應的，是中國人動輒被迫下跪與跪姿中受罰的被侮辱命運同樣持久。

讓秦檜「站起來」並不是要改變西湖邊的作為歷史文物的跪像，而是提醒我們在觀念和歷史意識中讓所有中國人站起來，只有這樣，在民族大寫的我「站起來」後，小寫中國人的「直立過程」才能在每一個細節上全部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