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選擇

當時他們都住在北京香山一帶，沈從文在香山慈幼院的圖書館工作，丁玲和胡也頻住在香山附近的一個村子裡，村中的房租相對便宜。三人都喜歡文學，住得又近，在窮困的日子裡，有很多共同語言。沈從文在《記丁玲》中曾回憶，丁玲和胡也頻二人有時絕了糧，也和他吃過幾次「慈幼院大廚房的粗饅頭」。

雖然窮困，這段時光卻是三個人友誼最單純的時期。後來，胡也頻就義，丁玲和沈從文選擇的道路不同，沈從文對丁玲在患難時幫助，1949年後丁玲也曾在自身難保的時候幫助過沈從文。然而，直到兩人在80年代去世，沈從文和丁玲，在各自的危難中幫助彼此，卻再也沒有回到這簡單的時光里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藝青年們扎堆的地方。報紙雜誌、出版社很多，也有很多發表文章的機會。

王增如在丁玲晚年曾擔任丁玲的秘書，她和她的愛人李向東合著了《丁玲傳》。李向東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他們三人在艱難日子裡一起生活了好幾年。那時，沈從文對丁玲和胡也頻他們一直是很好的。」

作家丁玲（攝於1980年12月）

1928年7月，經沈從文介紹，胡也頻到當年年初創刊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工作，編輯《紅與黑》副刊，胡也頻、沈從文和丁玲在上面發表了一些小說和詩歌。當時，胡也頻已經成為丁玲的愛人，在雜誌社工作後，胡也頻和丁玲的窮困的生活好轉了很多。《丁玲傳》記載：「他們有了點錢，搬到了地處法國租界的薩坡賽路196號，住三層後樓，每月30元房租，另花10元錢把飯食也包在房東家。住在附近的沈從文也把伙食包在這裡，每天過來吃飯。」

三個月後，三人想創辦《紅黑》月刊，在湘西土話里，「紅黑」即「橫直」「無論怎樣都得」的意思。他們選中了薩坡賽路204號，合租了一幢三層樓的一樓一底房子，丁玲和胡也頻住在二樓，沈從文住在三樓。三人籌備了兩個月，1929年初辦了起來。然而，這本雜誌只辦了半年就停刊了。後來，根據丁玲的回憶，停刊的原因一方面是資金上的負擔，另一方面則是當時胡也頻讀了俄國左翼文學家的作品開始左傾，沈從文和他們「在思想上碰不攏來」，在那樣的時代，三個人選擇的路也開始有了分歧。丁玲曾說，沈從文和也頻「曾像親兄弟過」。但是選擇的不同，還是讓三個人漸行漸遠了。丁玲曾在80年代說過：「我們同沈從文，是既有共同語言，又沒有共同語言。共同語言是，我們都窮愁潦倒，沒有出路。但我們的理想前途不一樣，又沒有共同語言。」

和丁玲不同，沈從文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被認為是「現代評論派」，對革命一直保持距離。丁玲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從小和母親一起生活，受到了親戚的冷落。她的母親有民主思想，丁玲小時候就認識了母親的結拜姐妹，她稱為「九姨」的向警予，後又認識了瞿秋白、王劍虹。

在1950年11月寫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中，丁玲寫了三個人當時思想的差別：「那時我們三個人的思想情況是不同的。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羨慕紳士階級，既反對統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滿足於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當一個教授。他到吳淞中國公學去教書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識地對左翼的文學運動者們不知為什麼總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為比他們懂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終規避著從文的紳士朋友，我看出我們本質上有分歧，但不願有所爭執，破壞舊誼，他和也頻曾像親兄弟過。」

李向東分析道：「沈從文在北平經常投稿的《現代評論》，主要是留洋回來的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情況來看，是生活比較優裕的階層，《現代評論》把沈從文當成一個骨幹的作者。這批人跟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是不同的人。革命者日子往往過得很苦，對社會不滿，要改變和推翻現實。」

王增如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丁玲的經歷，也是她和沈從文選擇不同的重要原因：「1922年，她在平民女校的時候，就接觸到革命了。認識了王劍虹、李達、王會悟。當時她覺得學不到什麼東西，又不系統。她和王劍虹才跑到南京，見到了瞿秋白，瞿秋白又介紹她們倆到上海大學學習。上海大學比平民女校正規一點，然後又學了一些東西，這時候她接觸的共產黨就更多了。但是那時候她不入黨，不願意受約束。胡也頻犧牲之後，她覺著憑著自己東闖西闖的不行，要加入到組織中去。胡也頻犧牲一年後，丁玲入了黨。《北斗》是她參加的第一份革命工作。當時，胡也頻如果不犧牲，要到江西中央蘇區去開會。丁玲要求去蘇區，跟張聞天溝通後，張聞天建議她留在上海辦雜誌，1931年，她主編了左聯機關刊物《北斗》。」

1931年，沈從文和丁玲一起經歷了的一個艱難時刻，是胡也頻被捕。

1931年初，元旦過後，當時在武漢大學教書的沈從文去看望丁玲和胡也頻，看到當時胡也頻還穿著短衣，二人生活窘困，便把一件新的海虎絨袍子借給了胡也頻。時隔半月，胡也頻被捕，成為歷史上的「左聯五烈士」之一。

胡也頻被捕時，胡也頻和丁玲的孩子蔣祖林只有兩個月大。丁玲到處奔走。《丁玲傳》記載：「沈從文十分著急，找了徐志摩、胡適，又專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

接到沈從文救助後，蔡元培曾給當時上海市市長張群寫信，托他設法。後來鄭振鐸和陳望道介紹丁玲去找邵力子，於是沈從文又陪丁玲第二次去南京。邵力子給張群寫了信，蔡元培又給張群寫信，回到上海後，沈從文拿信去見張群，被告知，胡也頻和其他人已被轉移到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去了。

「1931年1月下旬的一天，天很冷，飄著雪花，沈從文陪著丁玲去龍華探監，送被子和換洗衣服，但因胡也頻屬要犯，等了一上午也不讓見。丁玲和沈從文想了半天，請求送十元錢進去，要求得到一張收條。」

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中回憶：「一會兒，我們聽到裡面有一陣人聲，在兩重鐵柵門裡的院子里走過了幾個人。我什麼也沒有看清，沈從文卻看見了一個熟識的影子，我們斷定是也頻出來領東西，寫收條，於是聚精會神地等著。果然，我看見他了。」丁玲大聲喊了起來，胡也頻卻來不及回應，就被推走了。

丁玲與胡也頻的合影（攝 於1926年6月）

沈從文陪丁玲去了南京，繼續設法營救胡也頻。後二人輾轉乘火車回到上海。丁玲回憶：「沈從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帶了去，看見一個相片冊子，裡面有也頻。」「也頻穿的海虎絨袍子，沒戴眼鏡，是被捕後的照相。」「這天夜晚12點的時候，沈從文又來了，他告訴我確實消息，是2月7號晚上犧牲的，就在龍華。我說：『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3月21日，沈從文陪丁玲把孩子蔣祖林送回了湖南老家，路上走了10天。

1933年，丁玲被捕。沈從文立即寫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兩篇文章，對當局提出抗議。後寫信給胡適求助，希望胡適「說幾句話，提醒一下政府」，不要一捉到左翼作家就殺，「其實是用不著這樣嚴厲的」。又寫了10餘萬字的《記丁玲女士》。

「丁玲對於沈從文產生一點芥蒂，緣於有人告訴她兩件事。一個是，上海左聯為營救丁玲，給沈從文寫信，被複信冷淡拒絕。另一件是1934年沈從文回湘西，路過常德，有師生建議他去看丁玲的母親，他沒去，並且在丁玲的母親面前說了一些不平的話。」

事實上，胡適讓沈從文對丁玲被捕事件後來安下心來。胡適在6月4日出版的《獨立評論》上寫道：「今日得著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關於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使我們很放心。」

丁玲當時是一個中國最當紅的女作家，她的被捕馬上在社會上形成了強大的輿論。李向東分析：

因為當時他們住的是由外國人管的租界，法租界是法國人管的，國民黨不經過法國領事館同意和批准，就到租界來抓人，是不行的。聲援活動以來，開始不承認抓，又不能放，又不敢殺，就把丁玲在南京軟禁起來了。

丁玲失蹤後，左聯還有許多國際友人都掀起了營救丁玲的輿論。沈從文也寫了文章營救，但是他可能不願意跟左聯這邊一起行動，所以左翼的人找他，他是拒絕了。沈從文又信任胡適，相信了國民黨的解釋，也沒有給丁玲的母親寫信讓她到上海來打官司。也許跟丁玲傳話的人，也有一定的傾向性。1936年的時候，他們中間就已經有了一些誤會，只是80年代丁玲復出後，才看到沈從文的《記丁玲》，當時的特殊環境讓丁玲說了一些火氣很大的話。

丁玲1933年被捕之後，沒有被關押在監獄，也沒有坐牢，沒有受刑。國民黨每個月給她100元生活費，所以1955年，丁玲被打成「反黨集團」之後，她的這段歷史就被說成是一個污點，說成是被捕期間有變節行為。

解放初期，沈從文被排除在新中國的文藝圈子之外，去了故宮博物院搞文物研究。其間，遇到了幾次困難，找丁玲幫忙。

沈從文的老鄉、曾任中共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劉祖春，曾在1991年《憂傷的遐思——懷念沈從文》中，把1949年3月沈從文的自殺，歸結為郭沫若批判沈從文等自由主義作家的《〈斥反動文藝〉對他的評價與丁玲的態度》，「丁玲的態度」是指在這段時間沈從文曾經找過丁玲，但是丁玲態度十分冷淡。

據王增如和李向東二人考證，這個記載是有誤的。當時丁玲其實並不在北京。清華大學解志熙教授分析沈從文的自殺：「政治的壓力確實存在，但『未必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認為其中還有沈從文當時面臨的感情危機問題。

1949年6月8日，丁玲到了北京，6月10日就去看望了沈從文。王增如和李向東認為，以沈從文的性格，後來他去找丁玲，還是把丁玲當成可以信任的朋友：「丁玲兩次探視，沈從文並未感受到『一種非同尋常的冷淡』，對丁玲的印象也絕非『大失所望』。」「他實際上是把丁玲視為新政權文化界領導層里，能說得上話的第一人選。」

1955年11月，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的工作遇到難處，寫信給丁玲：「丁玲：幫助我，照這麼下去，我體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感謝黨對我的一切的寬待和照顧，我正因為這樣，在體力極壞時還是努力做事。可是怎麼做，才滿意？來幫助我，指點我吧！讓我來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時間。」當時，中國作協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黨組擴大會已開完，丁玲正在聽從發落，不便會見沈從文。第二天給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和秘書長嚴文井寫信，提到「我希望你們給我指示，我應該怎樣同他說？如果文井同志能夠同我一道見他則更好」。

在動蕩的年代，丁玲和沈從文在文學和政治上都選擇了不同的路，丁玲認為文學是實現政治的途徑。王增如分析了丁玲為何如此選擇：「現在是左翼革命文學受冷落的時候，有些年輕人不大喜歡革命作家、革命文學。但是，文學根本就沒法脫離政治，喜歡革命文學也好，不喜歡革命文學也好，這裡面本身就有政治傾向。原來我曾經聽丁老說過這樣的話，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這個話有道理。丁玲出生於一個有錢的大家族，但是這個家族裡的許多人好吃懶做，躺在床上抽大煙。她從小看見他們那樣的墮落，特別是她父親死以後，寄人籬下的生活對她的影響非常大。丁玲從小就有一種反抗的性格，也感覺到這個社會不合理，後來又接觸了一些進步的共產黨人，比如向警予。丁玲也覺得女性要自強，所以走上了革命道路。到了延安以後，她覺得女人在很多方面還是受到壓制和不公平待遇，就寫了《三八節有感》。」

「文革」結束以後，沈從文和丁玲，都各自經受了很多，到了晚年才都過上穩定一些的日子。

在1980年，丁玲在《也頻與革命》中駁斥沈從文《記丁玲》，成為人們熱炒的話題。雖然《記丁玲》寫於30年代，但丁玲卻是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在王增如看來，兩個人真正矛盾爆發還是由於丁玲的《也頻與革命》引起的，當時丁玲剛剛復出，歷史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們的理由就是丁玲被捕後還和馮達一起生活，他們又認為馮達是叛徒，所以，丁玲歷史上是有污點的。而沈從文的《記丁玲》中，又講到了馮達。丁玲感到，這會給她的平反問題帶來更大的麻煩。王增如說：「不管如何，丁玲和沈從文縱然在政治和文藝觀點上不一樣，但一直都有朋友的感情，曾經在30年代和50年代對彼此伸出援手。」她回憶了一個她親身經歷的細節：「一個雜誌社的編輯看了丁玲的文章，就寫了批判沈從文的文章，重新批判《記丁玲》，厚厚的一沓子。丁玲很平和地說，算了，他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別發了。」

在王增如的印象里，晚年的丁玲，想要的就是安心地寫作。她回憶道：「晚年我來到她身邊，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給她找房子。她復出後，好多人非常想見她。在木樨地，來找她的記者和熟人很多，她覺得不能安心寫作，我到處給她找房子，頤和園、黨校……最後本來想回到桑乾河附近的一個小院，她想離開紛雜的行政事務去寫作。她想要通過寫作表達她想要表達的東西。她當年寫小說，辦雜誌，辦《紅黑》，辦《北斗》，都是希望能夠寫出自己想說的話。」

（參考資料：《丁玲傳》，李向東、王增如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版；《記丁玲 記丁玲續集》，沈從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丁玲散文選集》，武在平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