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向周作人求教「新村主義」變成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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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向周作人求教「新村主義」變成人民公社
文章提供於 2009-4-27 3:50:30 (北京時間: 2009-4-27 15:50:30) 文章作者: 孫冉	閱讀時出現亂碼？解決辦法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學做臨時員工的毛澤東曾拜訪過周作人，求教「新村主義」。彼時，毛澤東起草完建設新村的計劃書，並擬於在湖南長沙嶽麓山實施這一計劃。從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試供給制，到「五七指示」，也被認為是毛澤東關於新村思想在實踐上的反映。　　周作人，夢斷「新村主義」　　周作人太以自己為一個啟蒙者了，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而這也是五四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結　　人們對於周作人的了解遠遠不及對他的兄長魯迅，反而更多地糾結在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漢奸等問題上。　　文化學者止庵感嘆，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為一個啟蒙者了，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而這也是五四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結。　　為了拯救國民性，喚醒國民的冷漠麻木，魯迅棄醫從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義」，他預感到了社會要大變，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過喚起人心的善來變革。　　周作人死於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沒離開「新村主義」。從早期的宗教般狂熱，到中期被詬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覆批判。其中的糾結，可想而之。　　錢理群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已經去了五代，現在的西部志願者是第六代，五四時候是第一代。　　發現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學主要受了魯迅的影響。同在日本的那幾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譯小說。周作人對那段日子的記述並不如意：「住在一間狹促的房間里，氣悶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魯迅忽然激憤起來，揮起他的老拳，在我頭上打了幾下」。　　獨自在日的兩年，周作人翻譯數量明顯下降，卻找到了讓自己著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樺派文學團體登場。白樺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實篤說「白樺運動是探討個人應當怎樣生活」。這似乎說到了周作人心裡。　　同年，白樺派的思想陣地《白樺》雜誌開始宣傳新村主義，之後，他們又創辦了《新村》。新村主義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認為，「新村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一方面也盡了各人對於各人自己的義務；讚美協力，又讚美個性；發展共同的精神，又發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這樣的新村為實驗園地，進而推廣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樺派的「新村運動」從宮崎縣的深山中開始，周作人同樣很早就參與了運動。　　同年十二月號《新村》發表了武者小路實篤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訂閱《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從支那訂閱《新村》，這使我們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號上，發表了周作人一篇標誌性文章——《人的文學》。　　許多研究周作人的學者都把這篇文章定義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頭，文章中的觀點受白樺派影響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談文學，之前都是在談正當的人應該過什麼樣的生活。而正當的生活，就是通過「新村」來展示。所謂人的生活，就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這是周作人對人道主義的解釋，白樺派武者小路實篤對於人道主義的理解始於托爾斯泰，如今又傳遞到了周作人。　　文化學者止庵對「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理解是：社會不是集體決定一切，而是集體里的每個個人都是獨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認對方的獨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聽一個人的，更不是因為大家參加了集體而喪失了個人的存在。　　這與之後的「集體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其實有很大不同。　　體現在「新村」則是，強調的不是個人修行，是集體生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希望由小集體變成大集體，由大集體變成全社會。　　周作人很早就有對民變的憂慮。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戰爭爆發。他15歲時發生了義和團運動。這些來自民間的破壞力量讓他身有感觸。　　他深刻預感到社會即將大變，除了依靠武力鬥爭，他希望通過一種溫和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依靠一種不流血非暴力，煥發每個人內心的善來解決社會的積弊。　　而這也是那個時代，所有執著於「新村主義」的人們的同樣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親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號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這是中國關於日本新村運動的最初介紹。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這個心愿。　　後來在一篇題為《訪日本新村記》的文章中，周作人這樣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於九州東南部宮崎縣的日向時的感受：　　種下許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睏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30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　　其實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並不了解，那時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實篤的稿費在維持。周圍的村民看來了一堆怪人，紛紛把物價提起來了，連買個雞蛋都不便宜。即使這十幾人每天勞作，依然無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許多現實局限性很早就出現了，但當時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將新村推廣至全世界的巨大熱情中。　　實踐中的疑慮　　無論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烏托邦」。他回國後，馬上成為中國「新村運動」最積極的鼓吹者與組織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熱情與幹勁，到處作報告，寫文章。僅一年間，他就寫出了七八篇關於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陣「新村熱」。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說中，周作人反覆強調一點，即新村的理想，簡單地說就是人的生活。既「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卻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物質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發展」，也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於北京西直門八道灣十一號的家宅辦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發布啟事：「凡有關於新村的各種事務，均請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實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極願介紹，並代辦旅行的手續。」　　一時間，因新村而到來的人絡繹不絕。有意思的是，「新村運動」最堅決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從年長一輩的李大釗，到年輕一代的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學做臨時員工的毛澤東曾拜訪過周作人，求教「新村主義」。彼時，毛澤東起草完建設新村的計劃書，並擬於在湖南長沙嶽麓山實施這一計劃。　　時年25歲的毛澤東是這樣設計他的理想社會的——以農業、手工業為基礎，以和諧為特徵，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實現其夢想的權利。遺憾的是，它還沒來得及付諸實施，就在當時嚴酷的現實環境中夭折了。　　毛澤東曾發表文章說「我數年來的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 最後終於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熱之際，還出現了「北京共讀互助團」。是想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實現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這一組織更廣泛地得到了一撥北大老師的支持，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也為其募款。　　可惜工讀互助團的路也不好走，那時的北京工廠並不多，半工無法維持半讀。　　李大釗提出：「可以在鄉下購點廉價地皮，先從農作入手。」其實幾乎是轉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說：「他們對於打破現在這種經濟狀態的方法，便只有實行宣傳推廣新村的一條路。」　　當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義」的其實是王拱璧在河南西華縣孝武營建的「青年村」。存在於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個人人有勞動，家家有地種，貧富有飯吃,男女有權柄的農村樂園。　　王拱璧的做法雖然受到了「五四運動」中波濤洶湧的「新村主義」的影響，但更多來自不滿北洋政府統治、拒絕官治的一種被動的建設農村的應對。　　而胡適對周作人「新村主義」的熱情並不以為然。胡適於1920年1月，先後在天津和唐山發表題《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的演講，對周作人的理論進行批判。　　胡適指出，「新村主義」的實質是孟子所宣揚的窮則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種消極避世的思想；他們不滿於現社會，卻又無可奈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　　胡適主張的改造社會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贊同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加入政府，參與實際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時常以政府的「諍友」自居。　　相較之下，胡適多了一些腳踏實地，周作人則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魯迅對於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見，1919年8月13日，魯迅給錢玄同信中說，「關於《新村》的事，兩面都登也無聊」「不是什麼大文章，不必各處登載的」。　　魯迅關於新村的評論僅能找到這一句，足見到他態度的消極。　　新村餘波　　1920年12月後，「新村主義」逐漸沉寂了。「新村主義」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於無法實踐下去。毛澤東的設想只是計劃，王拱璧苦心經營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發表《新村的討論》，這是他最後宣傳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經開始透露著失望的情緒，周作人在文中承認「新村不易普及，但強調這是最與我的理想適合的社會改造的一種方法，並希望它將來的實現」。　　對於新村的言論有了變化，雜誌上出現了對於「新村主義」的專題討論。一些人認為「糞土上決計不能蓋造一所花園」，奉勸「力謀新村實現的諸君應做的一件大事——毀滅舊社會，不然新村終歸是理想的, 與實際的改造無干」。　　而周作人在經歷了這一年高密度的關於「新村主義」的宣傳後，他的思想體系似乎是完善了，隨即，他變得更加關注從新村中引申出的關於精神統一的問題。　　1922年3月開始，京滬兩地先後出現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電及同盟》。背後是共產黨，意在取締宗教，一時響應者甚眾，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皆在其列。　　毛澤東在五四接受了各種思潮的影響。除了軍閥和帝國主義是他堅決反對的，他的頭腦里斥充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想。　　很快，毛澤東就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但「新村主義」的影響一直都未離去。建國以後，他認真思考了新的社會構想。毛澤東曾構想過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結合的人民公社，被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講了出來，傳了出去，成了當時中國農村的「新事物」，寫進了憲法。　　從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試供給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毛澤東關於新村思想在實踐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對於「新村主義」，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講：「新村的理想現在看來是難以實現的，可是那時創始者的熱心毅力是相當可以佩服的。《訪日本新村記》是一篇極其幼稚的文章，處處現出宗教的興奮來。」一度，他連《人的文學》也認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請人們「且到寒齋吃苦茶」，將世事冷漠關在門外，開始閉戶讀書，儼然真的成了「隱士」。但他一直在後院種地，並要求家裡人要勞動。他其實一直都在實踐新村的精神。　　　　　　

來源: 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