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釗：沒有小布希時期的中美關係，中國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導讀】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退休後仍然筆耕不綴。目前，他不但致力於《中美關係史》（第四卷）的寫作，還準備以其兼通美、俄的優勢，撰寫一部《美俄關係史》。

陶文釗1943年生於浙江紹興，1960—1964年就讀於杭州大學外語系。196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在全國招生，陶文釗由此來到北京。

1972年5月，學部「五七幹校」撤銷，近代史所成為了學部里最早逐步恢復工作的單位。陶文釗的研究工作也由此起步。

近日，我們約請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李開盛研究員訪談了陶文釗。

我不甘心學了四年的俄語沒派上用場

李開盛：您是如何開始您的研究工作的？

陶文釗：1972年5月學部「五七幹校」撤銷，我們全部回到北京。近代史所是學部里最早逐步恢復工作的。首先恢復的是民國史。另外還有一個項目是「帝國主義侵華史」，這個項目「文革」前就有，第一卷從鴉片戰爭寫到中日甲午戰爭，出了第一卷以後就沒再寫下去。這個時候又把這個項目恢復起來了。

不過，我首先還是搞翻譯。記得當時要翻譯三類書籍，第一類書籍是回憶錄，西方出了很多回憶錄，像丘吉爾、阿登納、戴高樂的等等。根據阿登納的回憶錄，德國在1950年代就想跟中國接觸，但我們不知道。在當時封閉的環境下，引進外國政要的回憶錄很有必要。第二是要翻譯國別史，因為當時跟中國建交的第三世界國家越來越多，這些國家我們根本不了解。第三要翻譯中蘇關係和中蘇邊界的書籍。搞了幾年翻譯以後總覺得搞翻譯很被動，人家叫你翻譯什麼你就翻譯什麼，到最後你也沒有自己的專業，所以我就想去參加《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的項目，當時寫作組也正需要青年同志參加。所里支持我的想法。

我們的研究工作是十分認真的。每位作者寫出初稿後，所里打字室把它列印出來，發給全所，徵求意見。寫作組更是反覆討論修改。我原本沒有接受過歷史研究的正式訓練，在這項工作中邊學邊干，摸索、琢磨從事研究工作的方法和門道，再加上老同志的傳幫帶，我大概知道了該怎樣做歷史研究工作。

李開盛：那您就是在撰寫《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時接觸到中美關係的內容，然後開始集中做中美關係史研究？

陶文釗：是這樣，我負責撰寫《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第一章「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的瓜分風潮」，所有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都有涉及，不光是美國。涉及美國的主要是門戶開放政策。我後來轉到研究美國和中美關係史是機緣巧合。

我大學時把英語作為第二外語學了一年，經過一場「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還給了老師。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三個月，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開辦了全國第一個英語廣播講座，我想我作為一個專業的外語工作者只懂俄語太欠缺了，就跟著英語廣播講座學習了三年。我學得還是很認真的，不但堅持聽，而且按要求做作業。兜里總裝著單詞本，一有空閑，有點滴的時間就背單詞。中級班學完了以後基本上可以閱讀了，可以閱讀自己工作當中需要的英語資料和著作了。1981年，近代所分配到公派一名教師去美國進修的名額，便讓我去參加國家教委的英語考試。我從未經過培訓，甚至沒有戴過耳機，但考試還是一次順利通過。1981年9月到12月，我去西安外國語學院培訓了三個多月。1982年10月20日，我登上了去紐約的飛機，與美國的緣分也就這樣開始了。

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的中等教育基本不教英語，英語老師都改教俄語了。所以改革開放剛開始時派出去的人年齡普遍偏大。我當時已經39歲了，還不算是最大的，還有四五十歲的人也派出去了。到美國後，我認識的第一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是何漢理（HarryHarding）。他36歲就是斯坦福大學的名教授了，比我還小三歲。中國的訪問學者比導師的年齡大，在當時是普遍現象。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鞭策，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包括在英語方面努力。剛去的時候聽課還是很吃力的，我就厚著臉皮跟那些年輕同學一塊討論、聊天。而且兩年里我一直都住在美國人家裡，這樣既幫助了自己的英語學習，還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國社會。

我當時做的研究是20世紀30、40年代的中美關係。因為我是在近代史研究所，這個所把自己研究的下限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所里的《帝國主義侵華史》已經寫到民國時期了，接下去要寫的就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而且，在我看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美關係非常重要，越到後期對於中國越重要，對中國的影響越大。

李開盛：您是在這時開始醞釀您的《中美關係史》的嗎？

陶文釗：在美國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想法。近代史所最大的研究室是中華民國史研究室，民國史的同志覺得民國時期的中美關係很重要，但他們又不具備這個寫作條件，就鼓勵我寫一本民國時期的中美關係史。我動心了，就開始了這項工作，當時還承擔著研究室里別的集體項目。我不是雄心勃勃事先設計好要寫三卷本《中美關係史》的——我沒有那個雄心，而且如果要這樣寫，繼續在近代史所工作也是不可能的。當時我想寫的就是《民國時期的中美關係》。後來是重慶出版社的編輯把書名改成《中美關係史》，說你這個書有40多萬字，可以稱作《中美關係史》了。但當時也沒有第一卷的說法，因為我還沒有想要寫下面兩卷。

後來的兩卷與我的工作變動有關。1993年下半年我在英國做訪問，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那一年正好社科院換屆，12月24日美國所所長王緝思給我發來一個傳真，告訴我關於我工作變動的消息：我被調到美國所任副所長。我對行政工作不是特別在乎——不是我清高，是我自己想做研究工作。但是我感謝這個工作的調動，因為美國所是研究當代美國的。到了美國所就可以寫1949年以後的中美關係了。加上第一卷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尤其是近代史所老所長劉大年同志的肯定，鼓勵我接著寫下去，這才有後來的三卷本《中美關係史》。現在想起來，如果沒有劉大年同志的鼓勵，不知道我會不會繼續往下寫。

李開盛：由此可見第一卷確實是成功的。但我們知道，越是寫當代的東西，能依賴的公開檔案材料就越少，這對撰寫歷史類著作是一個很大的限制。您是怎樣克服這一困難的？

陶文釗：寫第二卷的時候遇到了很多困難。1996年我妻子查出患了癌症，1998年1月31日去世。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基本上把寫作放下來了，自己也心力交瘁，覺得好像死了一回。幸虧所內外幾位同志願意幫忙，加入第二卷的寫作過程，所以第二卷是一部集體合作的成果。第二卷截止到1972年，中美關係剛剛「破冰」，還沒有正常化，寫到這裡顯然是階段性的，不能結束。

1999年我又開始第三卷的寫作。當時碰到兩個好機會，一個機會是香港大學歷史系成立美國研究中心，支持內地學者到香港做研究。我1998至1999年冬季到那裡做了5個月的訪問研究，資料豐富、時間集中，寫作很有進展。第二個機會是2002年夏天在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做研究，除了搜集資料以外，還採訪了美國的前政府官員20多人，這對彌補檔案缺失是很重要的。比如我跟卜睿哲（RichardC.BushIII）細細談過三次，從《開羅宣言》開始的歷任美國總統的對台灣政策，幾乎是逐年逐年往下捋，這對幫助我理解美國對台灣政策好處極大。

李開盛：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我聽說您現在還在寫《中美關係史》第四卷？

陶文釗：是的，第三卷截止到2000年，第四卷的時間跨度是從小布希當政起，到奧巴馬政府結束任期為止。我把寫這本書看作是我的使命，把這段時期中美關係的重大事情記錄下來，把中美關係變化的軌跡描述出來，我想對後人可能有好處。但這完全是當代史了。寫當代史與寫近代史很不一樣，你完全沒有辦法去發掘檔案材料，有些事情，比如兩國之間的軍事交流，公開的資料很少，新聞報道只有隻言片語。

李開盛：這種困難，您打算怎麼去克服？

陶文釗：我想只要把中美關係發展演變的脈絡把握住了，即使有些事情我講不具體、寫不深入，只能談政策的表象，不能寫決策過程，大概也不會錯到哪裡去。中美雙方都有一些前政要的回憶錄出版，講述他們親身經歷的事情。中方的，如唐家璇、戴秉國、李肇星、周文重等的回憶錄都非常有用，我得益不少。另外，這些年的事情都還歷歷在目，我們有自己的切身感受，把這種感受寫進書里對後人也是會有幫助的。

總之，我會盡自己的努力，但肯定會有一些遺憾，我也會在書里把這些遺憾表達出來，讓後來的學者注意，可以深入研究。劉大年同志當初說過一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換兩個字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這或許就是我的局限，需要下一代人去完善。但在學術方面，是不能用近代史的標準去衡量當代史的著作的。這一點，我想大家也是理解的。

李開盛：聽說您寫完《中美關係史》第四卷後還打算寫美俄關係史。

陶文釗：是的，我一直都在留心美俄關係。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的美國學界鮮有人研究美俄關係，大家都覺得美俄關係是研究俄羅斯的學者的事情。俄羅斯學界有人研究，但他們對美國的情況可能還不太了解。另一個原因是，我不甘心原來認認真真學了四年的俄語沒派上多少用場，想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把它撿起來，把它用上。現在聽、說是不行了，但看看材料還是可以的。一開始可能慢一點，但我還有信心。通過綜合研究英文、俄文文獻，我想我可以寫出一部比較平衡的美俄關係史。當然，這話說得有點早了，有點「說大話」，但只要身體允許，我會努力去做。這也許是我晚年給自己的一個挑戰吧。大話說出去了，不做也不行了。也是一種「逼上梁山」。

李開盛：許多中國國際關係學者是學歷史出身，您如何看待歷史學與國際關係學的關係？

陶文釗：我記得1994年中美關係史專業研究委員會成立的時候，就有一個說法：我們不要把歷史和現狀分得那麼清楚，搞歷史的同志要有現實感，要關心現實的政治發展，搞現實的同志要有歷史知識，要有歷史感。但了解歷史不等於了解現狀，在對現狀的判斷方面我們還是要謹慎。

李開盛：您也在很多媒體上頻頻現身、發聲，您如何看待國際關係學者在媒體上的作用？

陶文釗：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後，我確實跟媒體打過很多交道。在媒體上講國際問題對於普及國際知識、激起民眾的開放意識都是很有用的。但在媒體上做節目幾年之後，我感到，作為一個社科院的學者，最根本、最重要的工作還是要認真鑽研和寫作。至少，我自己覺得我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工作還是把我的研究成果變成文字，為學術界接受，而且也可以為年輕學者留下一點東西，為他們的研究工作鋪路、打下基礎。每一代學者都是在為後代學者的研究鋪路，學術就是這樣傳承、發展的。

沒有小布希時期中美關係長達八年的穩定，中國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李開盛：特朗普在競選中對俄羅斯和普京的態度很友好，但上台後受到建制派的掣肘，對俄關係還是扭轉不過來。您如何看這種現象？

陶文釗：要改善美國跟俄羅斯的關係，有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美國在冷戰結束以後犯的一個大的戰略錯誤就是北約東擴。北約東擴有複雜的原因，包括前中東歐國家的政治取向，它們與俄羅斯、蘇聯的世代恩怨，但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像布熱津斯基、奧爾布萊特這些美國政壇的中東歐移民的後裔在使勁推動。到現在為止，他們還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對俄羅斯的遏制是成功的。北約東擴持續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實際上是忍無可忍、是對北約作出的一個反彈。但美國能改正北約東擴這個錯誤嗎？俄羅斯能把克里米亞再吐出來嗎？都不可能的。

這些問題不解決，美俄關係不會根本改善。歷史的經驗也是如此。小布希時期美俄關係有所改善，俄羅斯配合美國反恐，普京做了很多的讓步，包括向美國反恐提供空域、提供機場。美俄還達成了削減戰略武器協定，美俄關係一度有所改善，但不久就又惡化了。奧巴馬時期，時任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還跟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宣布「重啟」美俄關係，但兩國關係改善的時間更短暫。特朗普上任後，有人擔心美國跟俄羅斯聯手來對付中國，我覺得沒有這種可能性。現在，美俄關係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惡化了。

李開盛：近期特朗普更是以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為由，對其軍事設施進行了攻擊，相當於對支持敘利亞政府的俄羅斯「直接打臉」。您如何看這其中釋放出來的信號？對美俄關係意味著什麼？對美國外交意味著什麼？

陶文釗：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國內對敘利亞動武的聲浪就很高，奧巴馬一直壓著，避免美國再一次在中東地面捲入。俄羅斯乘機出兵，輕易取得了對中東事務的主動權，美國，尤其是共和黨人，對此耿耿於懷。此次特朗普對敘的巡航導彈打擊，直接打的是巴沙爾政權，真正打擊的是俄羅斯，是為了奪回在敘利亞、在中東的主導權。當然也打擊了伊朗。這是共和黨建制派要特朗普這樣做的。這一打擊把改善美俄關係的大門關上了，所以現任國務卿蒂勒森訪俄時就說，現在雙方關係降到了最低點。

李開盛：看來美國聯俄制華的可能性很小了，但聯日制華呢？您如何看待這種可能性？

陶文釗：競選期間特朗普發表了不少有關美日同盟的負面言論，許多日本人都憂心忡忡。我當時並不這麼看，冷戰結束後，柯林頓、小布希、奧巴馬三任美國總統都堅持不懈地提升美日同盟，推動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這在美國有高度的共識。特朗普同樣也會如此。後來的事實發展也證明了我的判斷。當然，如果日本能多承擔一點駐日美軍的費用，那就更好。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冷戰結束多年了，還有什麼東西比美日同盟能更好地服務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美國人，不論民主黨、共和黨，在這點上沒有什麼分歧，所以在強化美日同盟這一點上沒有不確定性。

美國的利益就是它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霸權地位，而同盟體系是實現和維護這一利益的根本支柱。沒有這個同盟，美國就不能領導世界，就不能在全球稱霸。特朗普如果要在亞洲搞「離岸制衡」的話，他就會更加借重日本，而日本也巴不得藉此提升地位。

李開盛：通過對中美關係史的長期研究，您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起起伏伏？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好好總結？

陶文釗：我現在寫小布希時期的中美關係，回過頭來看，還是有一點新的心得和體會。小布希時期的國務卿賴斯後來接受採訪時說過「中美關係大而複雜」，但現在再回過頭來看小布希時期的中美關係還是相對簡單的。小布希時期，中國最關心的事情是台灣。小布希頭兩年想提升與台灣關係，但是2003年開始他慢慢轉過來了，慢慢地對台灣施加壓力、反對「台獨」，結果他反對「台獨」比正常化以來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堅決，而且是公開的，中美合作得很好。另外，對於中國十分重視的奧運會，小布希比西方任何國家的首腦都支持，全家都來了。

這個時期，美國對於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是尊重的，而美國當時的重大利益和核心關切是反恐、防擴散、朝核，中國在這幾件事情上也給予了配合。雖然當時雙方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體上看，自從中美解決「撞機」事件以後七年半里，中美關係都是穩定的，這是中美建交到現在最長的一段穩定時期。由於這個穩定，中國的發展有了特別好的外部環境。沒有這近八年的發展，中國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不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會是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也不會是最大的貿易國。中美互相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就能保持雙邊關係的穩定，這可能是小布希時期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李開盛：您覺得小布希時期的良好互動主要是因為中美雙方有意的戰略設計與政策推動，還是一些其他因素促成的？

陶文釗：兩方面都有。主觀因素看，當時美國對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態度基本是積極的。回顧整個中美關係，有幾個事情我認為特別重要，是里程碑式的。一是1997年江澤民訪美和1998年柯林頓訪華，這是冷戰後中美關係重新正常化的標誌；二是2000年美國的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立法（PNTR）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三是2005年9月小布希政府副國務卿佐立克關於「中國是利益攸關方」的講話，這個講話說明美國已經把中國看作是其主導的國際體系里的一部分了。用基辛格的話講，就是美國政府向中國發出一份特殊的請柬：你跟我一塊，我們來共同經營這個國際體系。客觀因素看，應該「感謝」陳水扁，他的「台獨」言行警醒了小布希。當時小布希對於要把中美關係打造成什麼樣沒有具體的概念，但雙方互動到後來就是造成了中美關係史上最長的一段穩定時期。

李開盛：但到了奧巴馬時期，中美關係又為之一變。與小布希時代相比，奧巴馬時期的中美關係發展對我們今天有怎樣的教益？

陶文釗：奧巴馬時期中美關係有兩個方面的發展，一方面，美國提出了「再平衡」戰略，強化了對中國崛起的制約和平衡；另一方面，中國提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奧巴馬政府也大體接受，說明中國塑造中美關係的能力大大加強了。雙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發表四個聯合聲明，這在中美關係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美國民主黨人把氣候變化看得很重，奧巴馬甚至說過「伊斯蘭國」（IS）對美國不是威脅，氣候變化才是威脅。實際上奧巴馬是一個很現實的人，他執政時中美關係的兩面性加強了，合作擴大了，對中國的平衡也加強了，包括發展與日本、印度的關係，都有針對中國的一面。

李開盛：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時期的中美關係？特朗普當政後，很多人預測雙邊關係會迎來暴風驟雨，但實際上其國務卿蒂勒森訪華時，反而主動提及中國曆來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這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是不可想像的。特別是在習特會之後，中美關係儘管還有這樣那樣的分歧，但似乎穩定了下來。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您如何看特朗普未來的對華政策？

陶文釗：蒂勒森一再重複那三句話多少出乎我的預料。美國人的特點就是必須是我自己提出一個東西，而不能重複你的說詞。但蒂勒森是原原本本地重複了中國的概念，而且他不但跟王毅外長說，跟習主席說，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說。至於原因，我覺得特朗普政府還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要跟中國做一個交易：在關係定位上我滿足你，在實際利益上你給我一點，特別是在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對特朗普來說，最重要的實際利益就是「買美國貨，雇美國人」，這就是他最看重的。

李開盛：特朗普的這個口號確實直白，他的直白口號還有「美國優先」、「使美國重新偉大」等。有人分析，特朗普上台可能至少在經濟方面對美國是有好處的。特朗普能夠實現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的這一願景嗎？

陶文釗：很難。特朗普是利用民粹主義和美國分裂贏得選舉的，他當政以後這個分裂還是在放大，不是在縮小、彌合。當然有一方面他可以做到，那就是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創造一些工作崗位。部分減稅他也可以做到，但完全改革整個稅制很難。氣候變化領域也是如此，特朗普很難完全放棄以前奧巴馬政府的努力，退出《巴黎公約》是不可能的事情。退出《伊核協定》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這是多邊的國際協定。前任政府的事情我全不認，你在國際上還有信譽嗎？特朗普不能不考慮這些事情。

李開盛：有人從防範美國的角度，提出與俄結盟，並強調這個結盟倒不一定旨在聯合對抗美國，而是有時候能夠利用它來贏得更多對美交往的籌碼。您贊同這個選擇嗎？

陶文釗：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一句話總結就是「結伴不結盟」。蘇聯跟國民黨政府結過盟，新中國建立以後又跟我們結過盟。後來同盟破裂了，雙方甚至撕破了臉。現在，我覺得兩國都不會再去尋求結盟，不結盟狀態、夥伴關係能夠最好地服務兩國的國家利益。從根本上講，結盟不符合和平發展的內涵，你要結盟就不要再說和平發展。而且中俄之間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的差異。在結盟的問題上，即使我們同意，俄羅斯也不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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