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雅瓊：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文學史中的簡·奧斯丁

　　 在當今的文學評論界，簡·奧斯丁(Jane Austen)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小說家。這位在兩寸象牙上精雕細琢的女子受到了讀者的廣泛喜愛，也是國內研究者的批評熱點。從晚清民國時期起，奧斯丁已經開始出現在國內編撰的英國文學史中，但並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文革」結束，對奧斯丁的述介幾乎為一片空白。直到20世紀80年代，奧斯丁才開始受到重視，正如英國文學研究專家黃梅所說，奧斯丁「在文學大解禁浪潮中重新『浮出水面」」，一時間出現了諸多研究文獻[1]。到了21世紀，隨著奧斯丁小說譯本的繁榮以及電影改編的興盛，奧斯丁更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熱點。根據中國知網的數據顯示，從2008年起，每年關於奧斯丁(又譯奧斯汀)的研究論文多達千餘篇，涉及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文學史雖不似期刊雜誌有相當的即時性，但其呈現的卻是一段時期內最為精華的研究成果，對學者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同時，對於同一個作家來說，其在不同的文學史中所呈現的形象，也體現了不同時代研究者的關注點。本文將分別討論1980——2000年、2000年至今兩個階段國內編撰的英國文學史對奧斯丁的述介，並以此分析奧斯丁在中國的接受和認知情況。

　　 一、成為正典的奧斯丁(1980-2000年)

　　 晚清民國時期，西風東漸日盛，國內出現了第一批中國學者撰寫的英國文學史，其中，在謝六逸、鄭振鐸、金東雷、曾虛白、徐偉等人的著作中，都簡略地介紹了奧斯丁。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國內文學研究出現了斷層。20世紀80年代，隨著高校教學秩序的恢復，國內重新湧現出一批文學史著作，比較重要的有陳嘉的四卷本《英國文學史》、梁實秋的《英國文學史》、范存忠的《英國文學史提綱》、王佐良的五卷本《英國文學》、劉炳善的《英國文學簡史》、侯維瑞的《英國文學通史》等著作。在這些文學史著作中，奧斯丁不再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章節之間的小插曲，而成為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作家。這一方面與國內對英國文學的整體研究不斷深入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楊絳、朱虹等前輩對奧斯丁的重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982年，楊絳發表在《文學評論》的文章《有什麼好？——讀小說漫論之三》[2]和朱虹發表在《讀書》的文章《對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3]都呼籲學界重視奧斯丁小說的價值。1985年，朱虹編選的《奧斯丁研究》[4]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彙集了國外重要的奧斯丁評論，為國內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此外，20世紀80年代起，奧斯丁的小說出現了劉重德、孫致禮、張經浩等多種譯本，這也為奧斯丁研究提供了便利。

　　 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范存忠教授編著的《英國文學史提綱》，這是一本雙語文學史著作，也是國內學者第一次嘗試用英語編寫英國文學史。為了便於讀者閱讀，該書另附有中文翻譯。該書對奧斯丁的介紹分為三部分：奧斯丁和奧斯丁的世界、《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和《埃瑪》(Emma)、小說家奧斯丁。值得一提的是，受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該書用階級的眼光看待奧斯丁，因此認為「她對階級社會——少數人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而生活的社會——所持的全盤接受的態度限制了她的視野」[5]368-370。

　　 20世紀80年代初，南京大學的陳嘉開始編寫《英國文學史》，從1981年到1986年前後寫作五年，共分四冊[6]。這套書用英文寫成，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國內第一套大規模以英語寫作的英國文學通史，後成為各大高校英語專業教材，影響非常廣泛。其中，第三冊有關於奧斯丁的介紹，出版於1986年。陳嘉首先介紹了奧斯丁的生活環境、創作背景等，之後重點討論《傲慢與偏見》、《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和《愛瑪》①(Emma)三部小說的人物、情節和藝術特色，並且指出奧斯丁的小說並不缺乏社會批評，在看似平靜的愛情和婚姻背後，潛藏著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較量。此外，陳嘉提到奧斯丁另有三部殘篇，並且簡要地介紹了他認為最重要的《桑迪頓》(Sanditon)。當時梁實秋先生的《英國文學史》在大陸尚未出版，因此這可以算是第一本提到奧斯丁殘篇的文學史了。1996年，陳嘉、宋文林合著的兩卷本出版，這是在原有四冊的基礎上整理的縮編本，其中對奧斯丁的介紹更為簡略，此處不再贅述。

　　 梁實秋晚年用七年時間完成四卷本《英國文學史》。該書於1985由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出版，但是大陸一直到2011年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梁實秋的文學史把奧斯丁單列一節，用九頁的篇幅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敘述[7]963-972。他介紹了奧斯丁的家庭環境、幾位兄弟姐妹的職業、奧斯丁幾次舉家搬遷的事件，並且都寫了具體的人名和地名，這些材料在現在看來也是極具參考價值的。接著，梁實秋把六部小說按寫作年代一一概述，主要包括寫作和出版時間、小說主要情節、人物形象、小說主題等，其中穿插介紹了奧斯丁的藝術創作觀：「珍·奧斯汀說：『我的寫作是關於愛情與錢財，此外還有什麼可寫的呢』(I write about Love and Money；what else is there to write about)……她自己知道她的經驗範圍狹小，所以她謙遜地說她只是一個微細畫家(miniaturist)，是在『小小的方方的兩寸象牙』(small，square，two inches of ivy)上面工作……」[7]966這兩句話如今成為提到奧斯丁時「言必稱」的名句了，這與梁實秋文學史中所作的介紹是分不開的。值得一提的是，梁實秋還將奧斯丁三部殘篇《華孫一家》(The Watsons)、《蘇珊夫人》(Lady Susan)和《三地頓》①(Sanditon)中的具體情節和主要人物介紹給讀者。此外，梁實秋概述了當時國外對奧斯丁的批評，如婦女運動家Mona Wilson於1938年發表的《珍·奧斯汀與其同代作家》。奧斯丁留下不少書信，梁實秋在書中摘譯了一封，也是極可貴的研究資料。

　　 1997年，朱虹編著的《英國小說的黃金時代：1813-1873》出版。這本著作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四卷本《英國小說研究》的第一卷，該項目由朱虹主持，文美惠、黃梅、陸建德等學者參與。這套《英國小說研究》是建國後第一套專論英國小說的研究集，著作收錄了兩篇關於奧斯丁的論文，分別是《簡·奧斯丁和她的代表作〈傲慢與偏見〉》和《婚嫁的「經濟學」與「禮儀學」——再讀〈傲慢與偏見〉》[8]。朱虹主要從《傲慢與偏見》中婚姻與經濟之間關係的角度，論述了奧斯丁小說的深度和廣度。當時的批評大多認為奧斯丁的小說雖有精彩之處，但是對社會的關注度遠遠不夠。朱虹指出：首先，奧斯丁在世時，英國資本主義還沒有出現狄更斯、薩克雷小說中的社會問題，因此不能把她小說中的內容與後世的小說混同；其次，奧斯丁小說中的愛情和婚姻看似輕鬆，其實背後有著堅實的社會基礎，「人物形象不是仙人仙子，他們的存在都紮根於現實，而且可以用精確的數字表現出來……」[8]19在《愛瑪》中，莊園主小姐愛瑪嫁給了地方治安法官奈特利先生，私生女哈利葉特嫁給了農民羅伯特·瑪丁；《傲慢與偏見》中，每個人的收入和遺產都是精準的數字，甚至韋翰與麗迪雅私奔後，達西慷慨贈送了一萬英鎊才得以成婚。朱虹認為，從這一點上說，奧斯丁是比勃朗特高明的，「像奧斯丁在《傲慢與偏見》中那樣透徹地從經濟關係方面抓住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本質，在英國小說里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就以藐視奧斯丁的夏綠蒂·勃朗特為例，她的《簡·愛》中的女主人公在感情上的翻騰無非是因為發現羅契斯特已婚，她本人只能做羅契斯特的情婦而得不到合法妻子的地位」[8]32。此外，朱虹採用文本細讀法，重點研究了「manners」這個詞語在小說中所折射的文化意義。她指出，「manners」在《傲慢與偏見》中出現了113次，使達西和伊麗莎白消除偏見的，正是「manners」，「manners包括舉止言談、禮貌風度，歸根結蒂是社會身份的標誌。達西與伊麗莎白在財產地位上有一定的懸殊，但他們基本上屬於同一個階級，即伊麗莎白說的，『他是紳士，我是紳士的女兒，在這點上我們是平等的"」[8]37。因此，《傲慢與偏見》不是灰姑娘和白馬王子的故事，而是「為恩格斯的論斷做了形象的注釋」[8]37。這兩篇論文採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包括奧斯丁親屬的回憶錄、奧斯丁書信、國外最新的奧斯丁論文集等，論述翔實充分、有理有據，為學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範本。

　　 1999年，侯維瑞主編的《英國文學通史》出版，這本文學史長達1102頁，是一本「中等規模的英國文學通史」。該書以「世紀的晨星：簡·奧斯丁」為題對奧斯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9]440-457。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重文本。候維瑞大量引用奧斯丁小說原文以分析其寫作主題和風格特徵，例如在介紹《勸導》(Persuasion)時，他引用了該小說開頭描寫沃爾特·艾略特爵士的兩句話，並從語言結構的角度進行了細緻的分析：「該句子以平行結構清晰地顯示出沃爾特·艾略特爵士在他容貌和社會地位兩方面具有強烈的虛榮心……奧斯丁在運用主從結構時，運用主句與從句意義上的對比反襯，使句子在闡述一個意思時曲折跌宕，進兩步退一步，從而取得了極為強烈的藝術效果」[9]450。這些論述都是對奧斯丁文本細讀的成果，這也是新批評的研究方法在奧斯丁研究中的體現。此外，該書在論述奧斯丁在國外的接受時，不僅介紹了司各特、麥考萊的讚譽之詞，而且介紹了勃朗特和馬克·吐溫的批評態度，較為全面。該書另附奧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Cassandra)為其繪製的素描像，使讀者對奧斯丁能夠有直觀的印象。

　　 1980年以後，在外國文學研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奧斯丁終於在國內編撰的英國文學史中有了穩定的位置，成為與莎士比亞、狄更斯比肩的經典作家。在20世紀最後的20年間，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國內英國文學史的介紹側重於奧斯丁小說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係，對文本的關注稍顯不足。此時國外新的批評流派已是風生水起，奧斯丁研究也出現了與原型批評、精神分析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等理論相結合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國內英國文學史的研究角度和成果仍較單一。當然，這是研究任何一位外國作家的必經之路，在新千年以後，國內的奧斯丁研究也出現了更多細緻、新穎的成果。

　　 二、奧斯丁研究的新氣象(2000年至今)

　　 從2000年起，國內文學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熱潮，特別是由於西方文論研究的縱深發展，國內文學史關於奧斯丁的介紹增加了諸多新穎的角度，對奧斯丁小說中的女性問題、文化內涵以及敘事手法等方面都展開了討論，在內容上也更有深度。

　　 2005年，譯林出版社出版了侯維瑞、李維屏編著的《英國小說史》上下冊，該書是國內第一套系統地討論英國小說發展的通史。作為新世紀的一本文學史，書中對奧斯丁的討論也展現了新的理論視角。以往的文學史對奧斯丁的介紹大都集中在奧斯丁的生活背景及寫作內容等方面，但是這部著作在導引部分第一次提到了奧斯丁作為女性小說家的意義：「長期以來，女性被剝奪了智力和文化上發展的權利和機會。因此，世俗的偏見認為，女性無論在個人和家庭生活還是社會活動中都沒有能力作出正確的選擇，實現自由的意志。奧斯丁的小說對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提出了疑問，發出了詰難。這一點也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紀初英國社會中女性意識的覺醒」[10]190。誠然，奧斯丁的小說反映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女性的生存狀況，該書的評述何嘗不是反映了新世紀中國讀者的接受意識呢？奧斯丁在中國的「熱」，與當下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亦是緊密相連的。在簡述部分，該書按照奧斯丁的生平，介紹了奧斯丁的成長環境、家庭變故、寫作時間、愛情事件，包括奧斯丁的病逝以及她的小說在英國的接受情況。在作品簡介部分，該書對奧斯丁的六部小說進行了非常詳盡的論述，每一篇都堪稱完美的小論文。該書犀利地指出：「《傲慢與偏見》還同樣涵蓋著這樣一個主題：女人在男權社會中的困境。當時的社會是男人統治的，也是為男人運作的。在這樣的社會中，對女人來說，婚姻便顯得舉足輕重了……從這個角度講，貝內特夫婦竭力要把女兒們嫁給有錢有勢的單身漢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作者對社會所做出的一種間接的指控。」[10]198類似的評述書中還有不少，此處就不一一枚舉了。這些評述說明，在新的語境下，奧斯丁的小說有了新的解讀，而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奧斯丁「熱」的緣由。最後，該書指出奧斯丁在英國文學史中起承轉合的重要意義。該部分引用了小說家喬治·莫爾和瓦爾特·艾倫的批評，前者認為奧斯丁「把洗衣盆變成了花瓶」[10]208，後者指出奧斯丁的小說是「菲爾丁小說的女性化代表」[10]208，這些批評皆獨出心裁，極具啟發意義。

　　 2006年，王守仁、方傑編寫的《英國文學簡史》出版，該書隸屬於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外國文學簡史叢書》，供普通讀者(而非研究者)閱讀[11]。這本書關於奧斯丁的介紹雖只有短短四頁，但涵蓋了奧斯丁《諾桑覺寺》《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愛瑪》四部小說的主要情節。這位英國才女的作品跳出了學術研究的小天地，已然「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了普通讀者隨手翻閱的文學讀物。

　　 1984年，王佐良和周珏良開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五卷本英國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這是一項跨世紀的大規模文學史編寫項目，凝結了很多專家學者的心血，其中，錢青主編的《英國19世紀文學史》出版於2006年[12]。與前人不同的是，錢青在編寫時不僅僅將目光局限在奧斯丁的小說上，而是進一步討論了奧斯丁寫作的時代背景對其影響、奧斯丁的敘事技巧、奧斯丁的接受和譯介等等。第一，錢青指出，「在當時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家庭中，婦女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從18世紀起，女人數量比男人多，而且男性單身的數量有所增加。這給婦女婚姻問題帶來很大困難。」12124因此，奧斯丁作為一個終身未婚的女子，她對婚姻問題的討論並不狹窄，而是有著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此外，在討論《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時錢青還討論了舊時農業社會和新興工業社會的道德衝突，這也是文化唯物批評的研究點。文中指出「奧斯丁本人保留著農業社會價值觀，在社會急劇變化時，留戀著穩定的舊秩序……范妮本人也是一個文化象徵……」[12]127第二，錢青引述了瓦特的評論，指出奧斯丁在敘述上對理查遜和菲爾丁的師承與創新，「她把理查遜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的優越性同菲爾丁現實主義評論的優越性、人物性格的內心表達和外部描寫有機地結合為和諧的整體……」[12]125同時，錢青注意到了奧斯丁靈活的敘述視角，「她的第三人稱敘述者時而進入女主角的內心世界，使讀者了解她們而對她們充滿同情，時而拉開距離以一位超然的旁觀者對人物表現及道德品行加以客觀評論」[12]125。這體現了當前敘述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三，錢青介紹了奧斯丁的接受和譯介情況。在開頭部分，她介紹了奧斯丁傳記的編寫情況，這方便了研究者尋找資料。在結尾部分，錢青介紹了奧斯丁小說的翻譯情況和電影改編情況。錢青對奧斯丁譯介的論述體現了奧斯丁的小說在世界範圍內受歡迎的程度，也說明奧斯丁的接受情況本身也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錢青長達九頁的介紹，突破了以往對文學家本身的關注，引進了諸多批評視角，諸如文化唯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敘述學批評、接受史批評等，這對後來的研究者都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

　　 同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蔣承勇編著的《英國小說發展史》[13]，這部著作旨在「以60萬字的篇幅，全面、系統地描述英國小說的發展軌跡」，在撰寫思路上，著重論述小說審美變遷、小說敘事藝術等，綜合各批評流派的研究成果，深入討論小說藝術的流變。因此，在論述奧斯丁的這一節文字里，該書明確指出：「從女性文學角度研究奧斯丁一直是奧評的一個中心話題」[13]117，並且展開討論了18世紀後期女性作為文學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這一社會現象，但是同時，該書並沒有為女性主義研究所左右，而是清醒地認識到「奧斯丁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13]117，她只是有著強烈的女性意識，用文學的方式表達了女性的訴求。此外，該書還討論了奧斯丁小說的藝術手法，一是她對悲劇事件的喜劇處理，而這種喜劇的精髓「在於瀰漫全書的反諷的基調」[13]117；二是她「高超的敘事手法和活潑的語言」[13]119。同錢青一樣，該書也論述了奧斯丁小說接受和闡釋的狀況，但該書按時間順序的討論更為系統。蔣承勇指出，奧斯丁同時代的司各特、維多利亞時期的劉易斯都是她的忠實讀者；20世紀初期伍爾夫稱她為「最完美的藝術家」；20世紀40年代以後，對奧斯丁的研究結合了心理學、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等多種批評方法[13]120。蔣承勇對奧斯丁接受情況的論述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對當代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2011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李維屏主編的《英國文學專史系列研究》，該叢書包括《英國文學思想史》《英國文學批評史》《英國女性小說史》《英國短篇小說史》和《英國傳記發展史》五部著作，是國內第一套大規模討論英國文學的史學研究系列專著。其中，《英國文學思想史》和《英國女性小說史》重點提到了奧斯丁[14-15]。在《英國文學思想史》中，作者將奧斯丁與薩克雷、狄更斯等作家一起列入「批判現實主義思潮」一章，這與以往的文學史有所不同。當然，對奧斯丁的時代劃分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話題，此處的劃分正體現了21世紀初文學研究者的解讀。作為一部文學思想史，該書緊扣奧斯丁的時代，結合18世紀、19世紀文化環境，全面論述了社會變革對奧斯丁創作的影響，社會風俗小說、婦女小說和感傷小說的興起，奧斯丁同時期和後世作家對她的批評。具體來說：第一，該書細緻地闡述了奧斯丁寫作的淵源。一方面，奧斯丁「欣賞吉爾平(William Gilpin)優美的風景遊記、約翰遜(Samuel Johnson)典雅的散文、考柏(William Cowper)與克雷布(George Crabble)的道德性詩歌」[14]356；另一方面，奧斯丁摒棄了18世紀以勃尼(Fanny Bumey)為代表的感傷小說和拉德克利夫人(Ann Radcliffe)為代表的哥特小說，另闢蹊徑，「為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鋪平了道路」[14]357。此外，該書介紹了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對奧斯丁的影響和評價。雖然奧斯丁與浪漫主義詩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是很多研究都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點。該書引述了柯勒律治對奧斯丁的評價：「奧斯丁是一位浪漫主義者……她崇尚整體感、對自然有率直的反應、擁有純粹的情感」[14]357，這是以往的文學史中未曾出現的。第二，該書論述了奧斯丁在道德方面的成就：「奧斯丁用她的喜劇格調掩飾了對社會陳規陋習、個人怪癖和不足的批評，委婉地傳達了她個人的道德準則，同時也昭示著一個批判時代的到來」[14]360。該書還介紹了當代批評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布拉德雷(A.C.Bradley)對奧斯丁的批評。第三，隨著20世紀女性主義研究的發展，奧斯丁研究也產生了新的研究成果。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寫出《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792)之時，正是奧斯丁生活和創作的年代，奧斯丁雖沒有為女權主義搖旗吶喊，但是從她的作品中不難讀出她對男權社會含蓄的批評。該書第一次介紹了奧斯丁16歲戲仿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作品，即四卷本《英國歷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奧斯丁作為女性作家，自然對男性主權社會有自己的感受，因此寫出了這一部滑稽模仿的作品，署名為「偏心眼、有成見且矇昧無知的史家」[14]358。關於奧斯丁是否是女權主義者這一點，後世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該書一一作了評述。科克漢姆(Margaret Kirkham)在《簡·奧斯丁和當代女權主義》中指出，「奧斯丁並不認為自己是位女權主義者，她關注中產階級的平凡女性，但不認為這是特殊的女性關照，因為這是一種普遍人性的關照」[14]361。而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則指出，「女性文學的第一個階段即對主流傳統流行模式的模仿以及對其藝術標準和社會角色觀點的內化」[14]361。誠然，奧斯丁是否是女權主義者這個問題還有待討論，但毋庸置疑，她跨的這一大步對後世女性作家有著極大的意義。最後，該書論述了奧斯丁的藝術觀。與其他文學史不同的是，這裡的論述並不是泛泛而談，而是使用了奧斯丁書信中最直接的材料，如奧斯丁點評侄女安娜的信件等。總而言之，作為第一本專論英國文學思想的專著，該書對奧斯丁的介紹深入細緻、不落窠臼，採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和最新批評，對研究者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李維屏主編的《英國女性小說史》則是國內第一本專論英國女性小說淵源和發展的著作，時間跨度從17世紀早期到21世紀，是一部全面翔實的通史。該書對奧斯丁的論述長達30餘頁，註解90餘條，是現階段文學史中最詳細的奧斯丁述介。該書的討論分為六個部分，分別是「無與倫比與無人知曉的奧斯丁」「偉大的起點：斯蒂文頓小說」「完美的延續：喬頓小說」「散落的華章：其他作品」「奧斯丁小說的藝術特色」和「奧斯丁文化」，對奧斯丁的寫作和影響作了詳細的論述。該書首先概述了兩百年來國內外的奧斯丁研究狀況，其中談到了奧斯丁的作家身份意識的問題。以往的文學史大多把奧斯丁看作是一位愛好寫作、不慕名利的天才，該書則介紹了著名奧斯丁專家弗格斯(Jan Fergus)的研究：「奧斯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職業作家，把寫作和出版視為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她希望成為優秀的作家，並使自己的寫作得到相當的經濟回報」[15]96。接下來，該書按照奧斯丁的寫作時間介紹了其六部小說的內容及對作品頗有新意的批評，如布思(Wayne C.Booth)的女性倫理批評、韋特謝(John Wiltshire)對男性讀者接受反應的批評、賽義德(Edward Said)的文化政治批評、懷特(Gabrielle White)對奧斯丁廢奴思想的批評、詹姆斯(P.D.James)將《愛瑪》視為偵探小說的解讀等。在談到奧斯丁的殘篇時，該書介紹了泰爾斯庫姆(Anne Telscombe)對《桑迪頓》的續寫，這也是文學史中第一次提到對奧斯丁作品的續寫。最後，「奧斯丁文化」一節介紹了奧斯丁在當代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情況。一方面，奧斯丁逐漸走向大眾，出現了很多「簡迷」(The Janeites)；另一方面，奧斯丁研究機構也逐漸興起。奧斯丁晚年居住的喬頓故居自1947年後設立為「奧斯丁紀念館基金會」(Jane Austen Memorial Trust)，世界各地相繼設立奧斯丁研究會，其中北美奧斯丁研究會(JASNA)較有影響。此外，該部分還介紹了2000年以後奧斯丁的著名批評專家、重要研究專著等，展現了最新的研究動向。

　　 在最近的十幾年中，奧斯丁成為了文學研究的「寵兒」。文學史對奧斯丁的介紹已經不再局限於以往的作品討論，而是有了更寬泛的視野和更具體的分析。特別是隨著西方文論研究的興起，奧斯丁研究也出現了新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文化批評、讀者反應批評等不同視角的解讀。這些新的理論為奧斯丁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同時也促進了學界對奧斯丁小說的批評研究。

　　 1980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對外交流的發展，研究材料比以往更為豐富，對奧斯丁的述介也更為翔實，特別是朱虹、黃梅等學者對奧斯丁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引起了國內學者對奧斯丁的重視。進入21世紀以後，國內外交流愈加頻繁，學者不僅能獲得很多一手的研究材料，而且能與國外的奧斯丁研究專家進行直接對話，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奧斯丁在文學史中的形象也逐漸豐富起來，她時而是女權主義的捍衛者，時而又是階級衝突的見證者，時而成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社會的記錄者，時而又成為精雕細琢的語言大師。從1980年至今，奧斯丁由名不見經傳的「小」作家，成為備受中國讀者喜愛的經典作家，這與文學史的介紹和評述是分不開的。2013年恰逢奧斯丁《傲慢與偏見》出版兩百周年紀念，國內的奧斯丁研究也掀起了新的浪潮，出現了意識形態批評、原型批評、電影改編批評、科學計量學批評、符號學批評等研究視角。此外，中國學者立足本國文化，對奧斯丁小說與中庸思想、奧斯丁小說與中國女性小說家進行對比研究，也產生了富有卓見的成果。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若干年內，奧斯丁研究必定會產生更有新意、更有深度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也必將會收錄到新的英國文學史中，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注釋：

　　 ①奧斯丁小說在譯介入中國時，一些小說往往前後有多個譯名，如Emma的譯名，有《埃瑪》《愛瑪》等；Sanditon的譯名，有《桑迪頓》《三地頓》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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