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格：中醫，一個跨越世紀的爭論|天涯·新刊

天有際，思無涯。

中醫，一個跨越世紀的爭論

詹文格

一

我相信在世界醫學史上，沒有哪一門醫學像中醫這樣起伏沉浮，飽受爭議。從1835年美國傳教士創辦廣州教會醫院，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允許傳教醫師合法進入華北、華中、華南各大中城市。一個多世紀過去，中醫是否科學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本來說真理越辯越明，道理越講越清，可時至今日，中醫的辯論就像一場曠日持久的遊戲，仍然沒有統一定論，正反兩派，相互對壘，口水大戰從未止歇。

近百年來，西醫在國內發展迅猛，早已成為我國的主流醫學，在醫療份額上佔有絕對優勢。隨著新成果新技術的應用，西醫像一個升級版的神話，可以換肝、換肺、換心、換腎。比較之下，中醫技術似乎相差懸殊，一個火箭升天，一個老牛破車，不可同日而語。

在這種大背景下，作為我國傳統醫學的中醫，整體萎縮，在科學衛士的質疑聲中，無法顯示充分的自信，在一些重大的醫療決策上缺少應有的話語權。

質疑者認為中醫中藥缺乏科學，在藥性、成分、含量、毒副作用方面模稜兩可，語焉不詳。雖然中醫界一直在努力尋找，積極回應，但是中醫藥的傳統理論總是難以讓人信服。

2015年10月5日，當諾貝爾獎委員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發給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日本科學家大村智這三位專家時，現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被戲稱為「三無」科學家的屠呦呦，是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青蒿素研究開發中心主任，她曾談到青蒿素的發現是受東晉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的啟發。該書有幾句記載青蒿的話，讓困惑中的屠呦呦眼前一亮：「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葛洪留下這十五個漢字，像芝麻開門的咒語，使迷茫中的屠呦呦看到了神的指引。按理說，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對於中醫藥來說應該是一個提振信心，證明自我的機會。可是質疑者搶先發聲：中醫不要自我迷醉，屠呦呦獲獎與中醫藥沒有任何關係！本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重大意義是倡導從天然藥物里提取藥物，以此轉變整個醫學的發展模式。雙氫青蒿素獲獎的原因正是對天然藥物的提取方式給予肯定，這個獎並非是頒給中醫中藥的，而是頒給屠呦呦團隊研究青蒿素在抗擊瘧疾方面的顯著療效，每年能救活二十萬人的生命。青蒿素的提取採用了西藥的思維，利用化學藥物製劑的方法，根本不是傳統中藥的炮製範疇。

在世界醫學的最高領獎台上，中醫真的永遠缺席嗎？從屠呦呦的研究過程來看，《肘後備急方》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思路和研究基礎。葛洪記錄的「絞汁」不同於傳統中藥「水煎」的方法，屠呦呦由此領悟到「水煎」之法可能會因為高溫破壞青蒿中的有效成分。據此，她「改用低沸點溶劑，果然藥效明顯提高」。經過反覆試驗，最終分離獲得的第191號青蒿提取物樣品，顯示對鼠瘧原蟲抑制率高達百分之百。這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結果，抗擊瘧疾的世界性醫療難題，被中國科學家攻克。

毫無疑問，青蒿素是站在古人肩膀上獲取的成果。稍微推理一下，就可得出一個結論，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學家葛洪，早在東晉時期對青蒿的利用就已接近成果邊緣。那是一次擦肩而過的遺憾，可是中醫的質疑者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以此為切入點，窮追猛打。認為屠呦呦翻遍中醫古籍，從數千種中草藥方劑里才發現這麼一個有效的方子，這種大海撈針式的篩選，是不是反過來證明古籍里的絕大多數中藥都是「不靠譜」的？即使古人發現了青蒿，用水煎的方法仍然治不了瘧疾，說到底還是中醫「無能」。

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我們該如何去看待中醫中藥？該如何審視中醫幾千年來走過的漫漫長路？也許中醫藥註定是一條坎坷之路，在大浪淘沙、一瀉千里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是一個倖存者。在世界文明的進程中，比肩而立的四大古醫學：古印度醫學、古埃及醫學和古希臘醫學，都在歷史的刀光劍影中轟然倒下，只有從野草里生長的中醫學，經歷了數千年的風雨雷電，穿越了改朝換代的槍林彈雨，依然頑強地存在，延續至今。歷經磨難的古老中醫已經修鍊得心態平和，不溫不火，猶如一個仙風道骨的長者，以不變的姿態，應對著萬變的時代，這是世界傳統醫學的奇蹟。

二

中醫作為東方數千年來的主流醫學，不但有著豐富的哲學內涵、完整的醫療體系，更有著輝煌的過往和醫學成就。然而，中醫在近百年間卻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磨難。二十世紀前五十年，在關於中國醫學發展的問題上，曾幾次掀起「消滅中醫」「廢止中醫」的驚濤巨浪，差一點就給中醫帶來滅頂之災。

中醫遭受詆毀，不是一兩天的事。鴉片戰爭後，隨著現代醫學和科學思想傳入中國，面對「東亞病夫」的帽子，面對瘟疫、天花、瘧疾、癆病等疾病的肆虐，面對初生嬰兒和孕婦極高的死亡率，中醫卻束手無策。於是一些社會名流開始站出來反對中醫，認為中醫是民間巫術，不講科學。

其實原始宗教與中醫是一個複合體，神農嘗百草的醫藥神話，是原始宗教、神話傳說與中醫學關係的典型體現。在夏商時代巫醫同源，到春秋戰國時期，醫與巫的關係才出現分化。中醫與哲學、巫術之間有緊密聯繫，有人認為巫醫乃中醫起源，是中醫的始祖。巫分男女，女巫稱巫，男巫稱巫或覡。據《周禮·春官》記載，巫祝之多，有「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神巫」等。巫師分工明確，其中祝的「神職官位」比巫高。凡王、後、貴人等之喪禮祭祀、國家之祈福安災、自然災害、外交戰爭及王、後、貴人之草藥沐浴、身體康健者等，皆由巫祝掌管。

殷周時期的巫醫治病，可從殷墟卜辭中所見，從形式上看用巫術，造成一種巫術氣氛，對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療身體上的疾病，還得借用藥物，或採用技術性治療。正如貝爾納在《歷史上的科學》中所說：「官方的醫學把植物藥材和礦物藥材編成條目，有關這些知識，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醫們和女巫們傳授下來。」

陳邦賢在《中國醫學史》中有載：「中國醫學的演進，始而巫，繼而巫和醫混合，再進而巫和醫分立。以巫術治病，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級時代的普遍現象。」

明朝徐春甫在《古今醫統》中有這樣的描述：「巫醫，以巫而替醫，故曰巫醫也。《論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嘆人不可以無恆，而善其言之有理。朱子注云：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岐而二之，似未當也。夫醫之為道，始於神農，闡於黃帝，按某病用某葯，著有《內經》《素問》，所謂聖人墳典之書，以援民命，安可與巫覡之流同日而語耶？但學醫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者曰良醫，壽君保相者曰國醫，粗工昧理曰庸醫，擊鼓舞趨祈禳疾病曰巫醫。是則巫覡之徒，不知醫藥之理者也。」

巫與醫的關係是一種發展源流，延續了幾千年的醫術，為何到了清末會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對？這個問題應該從西醫的影響說起。站在科學的旗幟下，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正經歷著深刻而劇烈的社會變革。在這場變革中，有兩個重大的轉折點，一是引進了西式教育，二是出現了西式醫療，如果要追溯兩者的源頭，無疑都指向了來華傳教士。

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

中華醫史研究先驅，著名醫史學家、《中國醫學史》作者王吉民曾撰寫《伯駕利用醫藥侵華史實》，從文中列舉的事例，可以看出，西醫與經濟政治的瓜葛。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樞來到中國，他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往澳門及廣州十三行公司的傳教醫生，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為貧民免費治病。傳教與醫療結合，讓一個抽象難懂的事情變得具體起來，這種教醫結合可以贏得中國人的信任，效果比單純傳教要好得多。於是郭雷樞提出了一個建議，這個建議使西醫很快進入中國，而且規模不斷擴張。

1835年《中國叢報》發表了郭雷樞《對用醫生來中國傳教的提議》的文章，首次提出以醫學為先鋒進入中國。郭雷樞認為，中國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對世俗和身體利益特別關心，而不太關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不久郭雷樞又有一個新的發現，行醫過程不僅對傳教事業有益，而且對貿易更有幫助，同時還有助於改造中國人的思想體系。

1838年2月，由傳教士裨治文、郭雷樞、伯駕共同發起了「醫學傳道會」，遊說西醫來華服務。最先響應這一提議的是美國公理會，此後，來華的傳教醫生不斷增多。

1835年，彼得·伯駕以牧師兼醫生的身份創辦了廣州教會醫院，很快成為當時最成功的西醫院。上至欽差大臣林則徐，下至兩廣大小官員，大都親臨伯駕門下求診。直隸總督李鴻章不僅請西醫治病，而且為感謝英國倫敦會傳教醫師馬根濟治癒他妻子的重病，資助馬根濟在天津開辦「總督醫院」。一時間西醫聲譽鵲起，信者成眾。

當時在「新政」浪潮的影響下，太醫院的醫療與教育均出現了新的趨勢，連光緒皇帝也多次請西方使館醫生治病，或由中醫兼通西醫的醫生會診、治療。太醫院開始增加西醫的培養，創設了衛生科、衛生處、衛生司，創辦了官辦醫院等。

隨著西醫傳入，中國留學日本、美國、英國、德國的大批西醫也相繼回國，並且逐漸掌管了衛生行政大權。這是一次醫療洗腦，社會輿論逐漸傾向於西醫，中醫被扣上保守、落後、不科學，甚至是愚昧無知的帽子。這一時期，中西醫之間的學術宗派、思想宗派鬥爭激烈。民國初期，這一趨勢明顯加快，日本明治維新廢止中醫的政策，也用拿來主義的方式被照搬中國。

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的第一人恐怕當推清末學者俞樾。俞樾，浙江湖州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吳昌碩的老師，曾國藩的好友，晚清著名學者。起因是感情深厚的吳夫人突然病逝。令他不解的是，夫人從西湖舉棹返蘇，路感風寒，本非不治之症，為何僅僅過了一月竟溘然長逝？他批閱史書醫經，好像找到了癥結所在。原來所請醫生竟然都不知三部九候診脈法，不明病因，不知病位，盲目用藥，自然有此結果。隨後，兩個兒子相繼病倒，一個死去，一個癱瘓。疾病的傷痛，讓他感到中醫的無能，悲痛的俞樾拿起筆，對中醫展開了猛烈的抨擊。1879年，俞樾發表《廢醫論》，之後又發表《醫藥說》。他從中醫古籍中尋找矛盾之處，加以系統批判，並提出了「醫可廢，葯不可盡廢」的觀點。明確提出廢除中醫的主張，在他的影響下，廢除中醫的呼聲逐漸擴大，1900年前後，思想界已出現否定五行之說的思潮。

不過與後來的中西醫之爭不同，清朝末年的中醫存廢之爭完全不涉及國家利益。當時國內的醫療都屬私有制，外來的醫療機構也是私人性質。從皇親國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選擇自己所喜歡所信任的醫療自由。你覺得西醫好，你可以選擇看西醫；你覺得中醫好，你也可以選擇看中醫。在政府要員中，李鴻章既看西醫，也看中醫。曾國藩則「決意不看中醫」。儘管他們都是政府的股肱之臣，但是，他們的偏好並不影響國家的醫療政策。當時的清政府沒有設立衛生部，醫生的開業和執業享有充分自由。為此當時的中醫存廢之爭，既不影響政府的中醫政策，也不妨礙中醫郎中開業接診。

到了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改變舊傳統、舊文化的隊伍逐漸壯大。1912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成立了中國科學社。從此中國人開始探索自己的科學教育問題。於是，大學該不該開設中醫課，就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中醫存廢之爭的基本內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參照日本學制，制定了《壬子癸午學制》（1912～1913），非常果斷地拒絕了在大學開設中醫課。當時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屆臨時教育會議上，通過並隨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該「法令」前後頒布兩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把「中醫藥」剔除教育學科，只提倡專門的西醫學校。1913年頒布的第二個「法令」依然沒有中醫。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1914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汪大燮主張廢除中醫中藥，取締中醫教育。接著，江西省政府頒布了取締中醫章程32條，與汪大燮的主張遙相呼應。

1923年，國民政府通過了「取締中醫實施細則」。1925年，國民政府又頒布了「禁止中醫進大學」的法令。由此可見，中醫藥不許進入大學是當時的中央政府一貫堅持的政策。不過，在那個時候，中醫教育的主流是師徒傳承模式，全社會也不存在「學生就業」「教師評職稱」「醫生考行醫執照」等問題。為此中醫界對大學該不該開中醫課顯得態度平淡，大學不開中醫藥課程，想學醫的照樣可以學醫，想行醫的照樣可以行醫。由於中醫沒有官方化，還屬於民間事物，因此這兩次中醫存廢之爭都沒有形成太大的利害衝突。

到了1928年，「國聯」（聯合國前身）的官員來中國考察，發現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居然還沒有衛生部。於是，強烈要求中國政府成立一個負責全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機構。就這樣，中國才首次有了「衛生部」（當時叫「全國衛生委員會」）。這個機構甫一成立，首先碰到的問題是「誰是醫生」？給那些開中醫單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燒香畫符水的中醫太夫頒發行醫執照行不行？當時有人誇張地估算過，如果給這些人頒發行醫執照，那麼中國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將成為醫生。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黃埔路1號「衛生部」大樓內，迎來中央常委委員褚民誼、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哈爾濱東北防疫處處長伍連德、南京鐵道部醫政處處長鬍宣明、中國醫藥聯合會上海分會主席余雲岫、南京軍事醫學院院長楊懋、上海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陳方之、上海市衛生局長鬍鴻基、北平市衛生局長黃子芳、天津市衛生局長全紹青、南京市衛生局長鬍定安、廣州市衛生局長何熾昌等十七位意氣風發的代表。他們是新任衛生部長薛篤弼從全國各地禮聘的醫療衛生專家，前來參加全國「中央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特別涉及了「醫生資格問題」。出席全國衛生會議的委員一致認為，醫生需要一定的醫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學知識，中醫太夫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因此，中醫太夫不夠醫生資格。國家應該逐步廢止中醫，而不應該盲目地認同中醫太夫行醫。

由於受聘的委員全都是西醫出身。在當時，所謂「衛生」被理解為純粹西方醫學的概念，故衛生行政大計根本未考慮到中醫參與的可能性。然而會議上，卻偏偏專門討論了有關中醫的問題，而且還形成了決議案。這是一個信號，「西醫在朝，中醫在野」的局面從北洋政府開始定下了基調。

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共討論議案四十九件，其中有四項涉及中醫，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號提案——《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提案人余雲岫，浙江鎮海人，早年留學日本，頗受日本明治維新廢棄漢醫的影響，歸國後提倡「醫學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廢除「舊醫」全面推行西醫。此次出席會議，余雲岫的提案全面展開對中醫的攻擊，曆數中醫「不科學」，還從醫療衛生行政的角度提出:「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為民族進化計，為民生改善計，不可不取斷然手段。」

余雲岫上呈給上海市衛生局的抵制中醫信函原稿。

余雲岫提出的所謂斷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舊醫登記，領執照後方許執業；對已登記的舊醫進行新醫培訓，獲得證書才能繼續執業；舊醫年滿五十歲以上，國內營業二十年以上者，可免受補充教育，發給特種營業執照，期限十五年，但不準診治法定的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禁止登報介紹舊醫，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之醫學宣傳；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1929年2月24日下午，「中央衛生委員會」在臨時會場專題討論有關中醫的四項提案。按余雲岫的說法，他的意見在委員中獲得全票通過，唯一有疑問的是列席會議的幾位衛生部行政職員。提出給中醫進行登記的時間是否過短？提案所說檢查新聞雜誌，是否不合國民黨總綱關於言論自由之規定？然而這兩個疑問先後被委員中身份顯赫的褚民誼和提案者余雲岫堅決駁回。

一個事關中醫命運的決議，就這樣在中醫缺席的情況下被通過，過程中只有如何執行的討論，沒有應否施行的辯論。在滿座西醫看來，那根本是無須辯論的事情。當本次會議結束，躊躇滿志的委員們各歸本省，等待醫學革命的正式開始。

然而委員們沒有想到，這個決議會招來一場抗爭風暴。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聞報》用一則簡訊披露了會議決議的信息。3月4日，余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更是高調出刊，推出「中央衛生委員會」專刊，詳載其提案內容，該提案被新聞界稱之為「廢止中醫案」，引起社會各界震驚。如果余雲岫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得到實施，中國醫療保健數千年積累的優秀遺產，就會毀於一旦，甚至是徹底消亡。

1929年赴京請願團。後排左起：張梅庵、張贊臣、蔣文芳、岑志良。前排左起：陳存仁、謝利恆。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醫中藥界、海內外華人團體無不為之震驚，各地中醫藥行業、報館、商會，紛紛致電南京政府，表示強烈反對。1929年3月17日，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在上海總商會開幕，有來自十五個行省、一百三十二個團體的兩百六十二名代表出席。大會提出響亮的口號：「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國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民病的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等標語，遍於中醫診所與藥店醒目處。會場內懸掛巨大條幅：提倡中醫以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止經濟侵略！

為期三天的大會，上交提案一百九十三件，發表了大會宣言，組織成立永久性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推選謝利恆等五人組成赴京請願團，要求撤銷「廢止中醫案」，請求中醫藥學校加入學校系統，准予立案等七項要求。同時將3月17日定為中醫藥大團結紀念日，後稱「國醫節」。

中醫請願團到達南京後，先後向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等處遞交請願信。當時全國中醫界有一批技藝高超的名老中醫，他們能力極強，影響力極高，在南京請願時，申訴不能廢除中醫，請願團說，取締中醫，就是致國民於死命，因為當時中國西醫為數極少，普通老百姓有病去看西醫的幾乎沒有。當時老百姓的衛生保健狀況令人堪憂，如果再失去中醫治療，老百姓將陷入絕境。誰都知道西藥昂貴，而中醫中藥恰恰可以就地取材，經濟簡便。

針鋒相對之時，余雲岫與「中央衛生委員會」一些人利用報刊發表文章，與請願團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

為了尋求有力支持，請願團在南京不僅得到了陳立夫、于右任、焦易堂等要人的支持，後來他們還找到了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孫科在立法院當院長，汪精衛在行政院當院長，由於行政院確定了廢止中醫的議案，而孫科便在立法院起草《中醫條例》，允許中醫生存。汪精衛威脅孫科說，立法院不取消《中醫條例》，我就辭職，不當行政院院長了！然而孫科也毫不示弱，反擊道：你那個取消中醫議案不撤回，我也不當立法院院長了！兩人為此吵了起來，相互間形成一種對峙。

在保留的民國立法院檔案中，至今還存有汪精衛致孫科的親筆信函，從該函中完全可以看出汪精衛主張廢止中醫的政策。

哲生先生惠鑒：

茲有中華醫學會代表牛惠生、顏福慶兩位先生前來訪謁，對於所謂《國醫條例》欲陳述意見，弟憊此事不但有關國內人民生命，亦有關國際體面，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前在中政會議已再三痛切言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設法補救，是所至之禱，茲因牛、顏兩先生來謁之便，順貢數言，敬祈察酌。

此上，敬請，暑安!

弟汪兆銘頓首

八、五

有了孫科等人的支持，請願團看到了抗爭的希望，於是一些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名中醫主動站了出來。比如當時四大名醫之一的孔伯華，他公開提出：你們說中醫不科學，我們以什麼來看科學？以病人的治療效果來看科學。他說你找十二個病人出來，你們西醫先挑六個，剩下六個給我。我們同時來治，看誰治得好，看誰治得快。

汪精衛一聽中醫要和西醫打擂台，認為這是推倒中醫的絕好機會，很快找來十二個病人，中醫治六個，西醫治六個，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

分給孔伯華老先生治療的病人是高燒，哮喘，呼吸道的一些急症。這六個病人是西醫挑完的，那些病都不好治，他們這是有意難為老人家，要讓他下不台。沒想到孔先生幾副葯下去，六個病人效如桴鼓，全部治癒。而西醫那邊還沒見任何動靜，中醫這邊病人就已經康復如初，一身輕鬆地出院了。

孔伯華先生這一招讓中醫揚眉吐氣，整個中醫界一片歡呼。

孔伯華曾擔任毛澤東保健醫生。

真乃無巧不成書，恰恰在這個時候，汪精衛的岳母得了細菌性痢疾，一天大便無數次，赤白痢下，里急後重，把腸黏膜都拉出來了，可還是覺得老拉不完。老太太痛不欲生，尋遍西醫，就是治不了。

眾醫束手，沒有辦法，此時，名醫施今墨主動應診。不動聲色地說：讓我來看看吧！施今墨為人一向謙和，很少把話說滿，但這一次他卻相當自信，執意要顯一顯真本事。他把完脈，開了十副葯，轉身就走。汪精衛岳母著急了，趕忙問：老先生我吃完這十副葯咋辦？施今墨扭過頭來，不急不緩地說：兩副葯止住拉肚子,五副葯讓你飲食正常，十副葯全好了。話音剛落，人已走遠。

十天後老人康復如初，一個西醫束手的病給中醫治好了。從此以後，汪精衛對中醫不再說三道四。

施今墨（1881.3.28～1969.8.22）

1931年3月17日，中央國醫館衝破重重阻力，在南京正式成立。經過中醫藥界代表兩百一十七人，社會各界代表三百多人，推選出名譽理事四十三人，理事九十八人，並於成立當天以國府813號令公布。中央國醫館理事會全體大會推選陳立夫為理事長，彭養光等十人為常務理事，焦易堂為館長，陳郁、施今墨為副館長。中央國醫館的建立是中醫藥界保存中醫藥，發展中藥的一次可喜的成果。

可惜因時局變化，國醫館無法實現振興國醫的預期目標。中央國醫館與地方分館、支館，在教、衛兩部不斷改變臉譜的應付下，加之只是一個半行政、半學術性組織，經費捉襟見肘，而內部也有諸多分歧等原因，作用越來越局限。

正如中國中醫科學院榮譽首席研究員、中醫史泰斗李經緯先生在他所著的《中醫史》一書中描述的情況：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確實是中醫發展史上一個黑暗時期。幾次廢止中醫的大規模爭論和衝突，在表面上看，中醫似乎取得了勝利，其實是明勝暗敗，中醫在野，無職無權，最終還是兩手空空，只是在精神上得到些許滿足。

三

聞一多先生曾說過：「我們這時代是一個事事以翻臉不認古人為標準的時代。」民國時期，中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自然首當其衝，逃脫不了被鞭笞、被批判的命運。

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說：「五千年來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畸形文化，其中縱有某些人文主義因素，也由於既無民主觀念作統率，又無科學精神作基礎，而常常陷入自己的反面。」在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號的《青年雜誌》上，陳獨秀髮表《敬告青年》一文，表明了他反對中醫的態度：「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民國時期是高層知識分子反中醫最為集中的時期，由於那批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有留學背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他們的影響下，西方醫學以科學名義佔據了主流。當時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中醫被稱為「Herbalist」，意為種植或販賣草藥者。

在新思想浪潮的衝擊下，是個人物坐在一起就得罵幾句中醫，這甚至成了一種時尚。在這些罵族中有一個非常知名的人物——魯迅。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如此崇高的形象，既令人景仰，也往往被人們從各方面加以利用。如魯迅對中醫藥曾持堅決否定的態度，稱「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此言在當時的語境下並不特別刺耳，亦未引起轟動性的社會效應。不料八十多年後的今天，卻被一些人得意洋洋嫁接過去，成為反對中醫藥的「重磅炸彈」，並使一些中醫藥工作者深感難堪，不能理解。人們不禁要問，魯迅為什麼要反對中醫藥呢?有人強調魯迅之所以反對中醫藥，是從他個人感受出發。此說有根據，也合情理。從魯迅《父親的病》一文可知，其父患了水腫病，渾身浮腫，卧床不起，咳嗽喘息。當時城裡的所謂「名醫」其實並無治療此病的高招，但卻裝腔作勢，開出稀奇古怪的藥方，僅是「藥引子」就令病家百般難求，諸如「經霜三年的甘蔗」「冬天的蘆根」「『原配』的蟋蟀一對」「結紅子的平地木十株」等等。隔日一診，每診診金大洋一元四角，一年二百五十多塊大洋，加上藥資，這在當時「已是巨款」了。經過兩年的折騰，病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日趨加重，最後不治而亡，年僅三十七歲。此即前人所謂「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了。而「名醫」們卻詭稱「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等等，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這給少年魯迅的心裡留下怨恨的種子。直到二十九年後即1925年，他在《從鬍鬚說到牙齒》這篇雜文中仍心有餘悸地說：「到現在，即使有人說中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次年，他又在《馬上日記》中寫道:「中醫，雖然有人說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的。」

魯迅這一論斷的形成，還當另有原因。有人認為，這是他到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西醫以後形成的認識。當時日本正處在明治維新時期，全盤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並迅速崛起，變成資本主義強國。這對魯迅的刺激和影響很大。從其寫於1926年的《藤野先生》一文可知，魯迅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所學的內容，與中醫相比，大異其趣。「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骨學、血管學、神經學、細菌學等等。由此反觀中醫，很容易得出不科學的結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魯迅寫道:「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凡是有肌肉的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老仵作之談，也有不少胡說。然而直到現在，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這可以算作天下奇事之一。」

魯迅對中醫的懷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可是後來魯迅與中醫是否再無交集？歷史總是難見真相，迷霧重重的。很多人都相信，魯迅只是罵庸醫，不是罵中醫，因為庸醫害人隨處可見。「我父親並不反對中醫，反對的只是庸醫。」這是全國政協委員魯迅之子周海嬰在全國政協第十一屆一次會議期間接受《中國中醫藥報》記者採訪時的開場白。

認為魯迅不反對中醫的依據是，在他遺留的文稿中，有他按照《本草綱目》抄下來的方子，請人家服用。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寫過一本書《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講到，他母親身體不好，有婦科病，請西醫看，魯迅有很多西醫朋友，可是許廣平的病一直治不好。這時就有人推薦許廣平吃一種葯，就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烏雞白鳳丸，吃了烏雞白鳳丸，她的病很快就好了。好了之後，魯迅又將這葯推薦給了女作家蕭紅，蕭紅的病也治好了。

周海嬰說：我父親反對庸醫不反對中醫，是有史可查的。證明魯迅並不反對中醫，是他收藏了各種版本的中醫書籍，包括中藥、中醫、針灸、推拿等，這些中醫書籍不只是擺設，而且會經常翻閱。翻看魯迅的《南腔北調集》就知道，他在《經驗》一文寫道：「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這樣嘗一點，那樣嘗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無效，有的竟吃了對證的就好起來，於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葯。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後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拉伯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又說:「古人所傳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偶爾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到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裡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

說過魯迅之後，還有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梁啟超。1926年3月，梁啟超因患尿血症住進北京協和醫院，經檢查診斷為右腎腫瘤，當主刀醫生將右腎切除後，經解剖並無腫瘤病變，而血尿癥狀也未見好轉。出現這麼嚴重的醫療事故，不僅沒有追究院方責任，甚至其家人還一直諱莫如深，直至很久後真相才披露出來，一時間，輿論嘩然。為了止息風波，梁啟超用英文寫了一份聲明，標題是《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翻譯後發表在《晨報》副刊上，至今仍保留在協和醫院的病案中。他在聲明中寫道：「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斷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醫院的葯，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梁啟超用英文所寫的《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第1頁。

編者註：三聯書店原總編輯、資深出版人李昕著有《梁啟超與協和醫院的「百年公案」》（點擊題目閱讀）一文，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

很顯然，這不僅是一次失敗的手術，而是一起重大的醫療事故，可是梁啟超自己卻偏偏不這麼看待。國醫大師鄧鐵濤先生在央視節目中，評價這起百年醫案時所說：梁先生是寧可死在德國醫生的手術刀下，也不願意死在中醫的陰陽五行中。

說來真乃巧合，1920年夏天，胡適患病，一用腦腳底就痛，說是腳氣病，但據西醫診斷為心臟病。這年秋天，胡適到北京協和醫院就診，西醫認為病已不可治，但盡人事而已，意思就是囑咐家人準備後事。胡適回家後憂慮萬分，以為劫數難逃。周圍朋友紛紛勸他不妨延請中醫一治。胡說：「中醫治病無科學根據，不足憑也，何況西醫也已束手。」然幾經勸說，胡抱姑妄一試的態度，由馬幼漁介紹求診於名醫陸仲安。中醫陸仲安治癒了胡適，這是一件盛傳社會的大事。奇怪的是，胡適在1921年3月20日為一幅描繪陸仲安研讀醫書的畫像題跋時，明確證實了傳統中醫的療效與他本人的感激之情。這幅畫是翻譯家林紓為了感謝陸仲安治癒家人病症而贈送的《秋室研經圖》，可後來據說胡適對此事諱莫如深，箇中原因頗可玩味。

「林琴南先生的文學見解，我是不能完全贊同的。但我對於陸仲安先生的佩服與感謝，卻完全與林先生一樣。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臟炎，他們用的葯，雖也有點功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看。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芪十兩，党參六兩，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好了。去年幼漁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腫至肚腹以上，西醫已束手無法，後來頭面都腫，兩眼幾不能睜開，他家裡才去請陸先生去看。陸先生用參芪為主，逐漸增到參芪各十兩，別的各味分量也不輕，不多日，腫漸消滅，便溺里的蛋白質也沒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頗引起西醫的注意，現在已有人想把黃芪化驗出來，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些什麼？何以有這樣大的功效？如果化驗的結果，能使世界的醫學者漸漸了解中國醫學葯的真價值，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嗎？

我看了林先生這幅《秋室研經圖》，心裡想像將來的無數《試驗室研經圖》，繪著許多醫學者在化學試驗室里，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的管子，在那裡作化學的分析，鍋子里煮的中國葯，桌子上翻開著《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類的古醫學，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見這一日。

對於中醫治療的經歷胡適白紙黑字曾提起過，可過後又閃爍其詞，始終不肯痛快承認此事，連這篇文章也沒有收進《胡適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關報道中的枝節錯誤，矢口否認，害得胡適先生最忠實的門徒羅爾綱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說假話的先生，為什麼自己要說假話？（參見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

一個被西醫治壞了不肯聲張，一個被中醫治好了，也不肯聲張，治療結果雖然天壤之別，但用心卻完全一致，都是為了給西醫留面子，生怕敗壞了西醫的名聲。

如果是普通患者，不管中醫西醫，只要能治癒康復就是件大好事，就會在眾人面前喜形於色，大樹口碑，成為美談。可是因為胡適身上貼有新文化運動旗手的標籤，更因為胡適在就診前後以及後來的憶述中態度的突變，引發了後人的好奇。各種意見與評判莫衷一是：說胡適相信中醫的是一邊，說胡適壓根就不相信中醫的又是一邊，甚至還有人說胡適是中醫西醫都不信的「實用主義」者等等，可謂眾說紛紜。

1934年8月5日，著名史學家、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大公報》「星期論文」欄目發表《所謂國醫》一文，旗幟鮮明地反對中醫。傅斯年早年遊學英、德，學貫中西，其人心直口快，所言無忌。傅斯年這篇文章火藥味十足：「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

傅斯年認為中醫是腐朽的、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東西，對於中醫只有取消一途。傅斯年在文章結尾外提出了他的意見和想法：「管理他們（指中醫）的衙門，當然是內政部禮俗司，而不該是衛生署……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的文章引起了知識界和醫藥界的大辯論。8月13日，《大公報》發表《評傅孟真〈所謂國醫〉》一文，作者署名趙寒松。文章認為傅斯年沒有資格臧否點評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中醫學：「因為這種專門問題，僅憑膚淺的常識，尚且不能解答，若並膚淺的常識尚還缺乏，那便根本無發言的資格，無發言的資格而任意發言，僅憑個人簡單的直覺，發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罵街的論調，那更非號稱學者應有的態度了。」

8月18日，津門名醫陳澤東在《大公報》發表《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批駁傅斯年的觀點。但這位老先生的話玄而又玄，與其說是醫家所言，倒不如說更像陰陽家的話語。傅斯年覺得極為可笑，他在隨後發表的《再論所謂「國醫」》中反駁道：「請政府與社會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論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張廢中醫的強固證明？」

傅斯年的觀點得到胡適的支持，傅是胡適最為器重的學生，胡曾多次稱讚他是「稀有的天才」，是第一流做學問的好手，並且最適合做領袖人物。當時胡適主編《獨立評論》，他不但發表了傅斯年的《再論所謂「國醫」》，而且還轉載了先前刊登在《大公報》上的《所謂「國醫」》一文。胡適在編後記中如此寫道：

傅孟真先生前兩星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國醫」》，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國醫」和他們的護法者的大罵。《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十個星期輪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獨立評論》里發表他再論所謂國醫的文字。我們為使讀者明了這場官司的起點，所以把那篇《所謂「國醫」》轉載在這裡。關於這個新舊醫的問題，我也頗有點意見，等孟真先生的話說完了，我也想寫一篇文字。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當然歡迎討論。但我們要聲明一點：像天津中醫公會陳澤東君所發表的五行六氣陰陽奇偶「哲學之極頂」一類的文字，恕不發表。

師生聯手的這次辯論過去多年，中醫存廢問題仍然沒有平息。1941年，湖北參政員孔庚在國民參政會第二屆一次會議上提出了「調整衛生行政機構，中西醫學並重，漸求匯合為一，增進民族健康以利抗戰案」。當時外敵入侵，民族危亡成為壓倒一切的問題，民族主義也隨之成為當時最流行的主流話語。

孔庚巧妙地利用了這一背景，將中西醫之爭演變成為意識形態之爭。可是傅斯年不認可孔庚的觀點，兩人在會場上激烈辯論，孔當然辯不過傅，於是便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粗話。傅斯年非常氣憤，大喊：「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散會之後，膀大腰圓的傅斯年果真攔住孔庚決鬥，可他看到孔庚七十多歲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然後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吧。」

每當提到傅斯年與中醫論戰的這段經歷，就讓我想起一名遠在美國的西醫博士發來的一段視頻鏈接，這個視頻是一個叫「邏輯思維」的公眾號推送的節目，題目叫《你怎麼還信中醫》，主持人叫羅振宇。這期節目專談中醫，羅振宇說，現在中醫在社交界有一個稱呼，叫朋友翻臉、割席斷交第一話題。他說很多飯局都是這樣，朋友聚在一塊，剛開始氣氛非常之融洽，就因有人嘴欠，突然提出了中醫爭論，結果飯局不歡而散。甚至還聽說有些因爭論而大打出手。

羅振宇說他自己也親身經歷過這種場合，就在去年，中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企業家，召集一幫年輕的媒體人，說大家隨便聊一聊啊，什麼話題都可以。本來氣氛很好，就是因為突然有人把中醫話題提出來，結果現場就針鋒相對，吵成一團。好在現場有聚會召集人當和事佬，說咱們別聊這個，偏離話題了。回來，回來，咱們不聊了。好，大家都一致同意，可是不過五分鐘，竟然又有人把話題扯到中醫上了，以至於緊接下來的四五個小時，再沒別的話題可聊，整體都在聊中醫。那問題就出來了，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爭論的話題，對於一些有學養、有素質的人來說，能容忍異見，就是說允許出現分歧的意見，可為什麼到了中醫這個話題，一旦形成觀點對立，往往就很容易被激怒，很容易翻臉？

這個問題還真有點複雜，現在距離傅斯年他們爭論的年代已經七十多年，七十多年過去，從這個節目中可以看到，現在仍然沒有解決中醫之爭的問題。於是有人專門列舉一長串近現代激烈反對中醫的猛人：俞樾、曾國藩、余雲岫、嚴復、梁啟超、魯迅、陳獨秀、胡適、汪精衛、梁漱溟、傅斯年、林語堂、周作人、郭沫若、陳寅恪、劉文典、蔣介石、巴金、李敖、何祚庥、方舟子、張功耀、王福重、羅永浩等等。這個名單從過去到現在，可以不停地排列下去，舊的一波走了，新一波又會到來，幾乎是生生不息。

為什麼總有那麼多人反對中醫呢？原因何在？歸根結底就是「科學」二字，科學就是試金石，科學就是利劍，直指中醫頭上。都認為中醫無法解釋，不科學。嚴復說：「中醫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將中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

梁漱溟說：「中國說有醫學，其實還是手藝。十個醫生有十種不同的藥方，並且可以十分懸殊，因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葯，都是沒有客觀憑準的。」

百年之爭，焦點所系，科學成為中醫走向世界的攔路虎。為了增強中醫的自信，2005年11月19日，中國中醫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暨更名中國中醫科學院慶典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到會祝賀並作講話。五十年的風雨征程，中醫從臨床治療，教學推廣到科研開發，已經完全走上了正軌，可問題仍然存在。中醫研究院為何要更名為中醫科學院？這千呼萬喚的「科學」二字背後，是在尋找自信，那說明還有人在質疑。

四

古老醫藥經歷了曲折坎坷的命運之後，中醫這個詞真正出現在法律條文上是1936年國民政府出台的《中醫條例》。《中醫條例》允許中醫自己創辦學堂，允許開業。只是開辦的中醫學堂只屬私立，沒有公立，但是終究有這麼個條例允許中醫存活下來，對中醫界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

可對於中醫如此複雜的問題，國民政府搞了這個條例，真的就一勞永逸，徹底解決了嗎？事情肯定沒那麼簡單，中醫的問題盤根錯節，積重難返，註定還有更多的波折。

1936年《中醫條例》出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哪還有功夫管中醫？散兵游勇式的中醫藥人員也沒有能力自我發展，自我壯大。

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頒布的《中醫條例》自然作廢，當時余雲岫還活著，對於他來說，中醫這塊心病仍然沒有放下，不過有了前車之鑒，這一回他不再直接提議廢止中醫，而是換了一個詞語，是改造中醫。怎麼個改法？就是所有的中醫都去學習西醫，學會西醫再回來看病。

余雲岫的提法如果只是說一說也就罷了，偏偏當時衛生部的某些領導支持余雲岫的提議，認為中醫確實有必要改造改造。於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一批經驗豐富的中醫被送到醫學院學習。對於這些老中醫來說，想要執業，就得上醫學院學習，而且一學就是五年，學完再回去當醫生。顯然純正的中醫被改造掉了，這就是最早一批「中學西」的醫生。

正當傳統中醫感到政策擠壓的時候，轉機出現了，山東當時有個著名的醫生叫劉惠民，解放初期曾任山東省衛生廳廳長，作為保健醫生，他跟隨毛主席兩度出訪國外。1956年毛主席南下視察，到天津時患了重感冒，渾身疼痛，不能動彈，發燒。為給主席治療，先後請了很多醫生過來，用了不同的葯都沒有效果。到了山東，劉惠民開了兩副中藥，吃完這兩副葯，主席的病真的就好了。

周恩來總理後來多次舉這個例子，講中醫的優勢。那段時間毛主席也在不同場合讚揚中醫，他說：「中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隨後國務院為貫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全國開辦了大量的西醫學習中醫的培訓班，業內叫「西學中」。從「中學西」，到「西學中」這是一次重大變革，借著這股東風，一些擔憂後繼無人的名老中醫，感覺到自己肩負的擔子和責任。以家國天下的理想抱負去解讀，范仲淹曾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如果能有幸成為良相，那就能治國平天下；如果成不了良相，那就退一步修身齊家，懸壺濟世，成為良醫。良相治國，良醫治人。施今墨、孔伯華等名老中醫直接上書毛主席，希望國家能創辦中醫學校。後來還有三次老中醫上書中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五老上書」，八十年代有「八老上書」，二十一世紀有「十老上書」，充分體現了那些名老中醫奔走吶喊，勇於擔當，不畏艱辛的社會責任和職業良心。

周總理接見了施今墨、孔伯華，根據他們的建議，很快組織相關專家商談怎麼開辦中醫學校。1956年由中央人民政府發布公函和任命書，率先創辦了北京中醫學院、上海中醫學院、廣州中醫學院、南京中醫學院、成都中醫學院等。到1958年，差不多各省區都有了中醫學院。從此，中醫教育開始正式進入官方教育體系。

梳理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對中醫藥的政策，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中醫發展的脈絡。

1978年，中共中央轉發衛生部《關於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後繼乏人問題的報告》，並在人、財、物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動了中醫藥事業發展。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保護人民健康。中醫藥第一次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86年，國務院成立相應獨立的中醫藥管理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相繼成立中醫藥管理機構，為中醫藥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將「中西醫並重」列為新時期中國衛生工作五大方針之一。

2003年，國務院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

2009年，國務院頒布實施《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逐步形成了相對完善的中醫藥政策體系。

2015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醫藥法（草案）》，並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將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2016—2030年）》，把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新時期推進中醫藥事業發展作出系統部署。

中醫藥已經進入了立法保護的良性階段，按說已經完全消除了爭議和分歧。但道路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平坦。

當初為了解決分歧，平息中西醫之間的紛爭，國家採取了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半個多世紀過去，雖然也培養了像陳可冀院士那樣獨樹一幟的中西醫兼顧的大家，但從整體狀況來看，中西醫結合就如水與油的關係，無論怎樣調和，始終無法完全融合。就算在同一家醫院，還是自劃界線，各有所好。有人說中西醫結合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思想，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各有不同的生理系統，科技再發達，也不能讓男人去生孩子……

縱觀中西醫之爭，一直以來西醫手握科學的寶劍，站在搶眼的高地，隨意指責批判中醫，在醫療界明顯佔據上風。可是近年來，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中醫界以事實為依據，以理論為基礎，一改之前的矜持和隱忍。

質疑西醫是從德國尤格·布萊克著的《無效的醫療》這本書開始的。書的封面用了一個副題：手術刀下的謊言和藥瓶里的欺騙。書中提到，很多葯是不該吃的，卻在吃；很多治療是不需要的，卻在做；很多手術會使病人更病苦，卻還在施行。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德國醫生尤格·布來克在《無效的醫療》一書中，給人們上了關於醫療領域觸目驚心的一課，比如臨床上很多小的膽囊結石、膽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對人是無害的，70%的膽囊結石是無癥狀的，醫學上稱為「安靜的石頭」，並不影響健康，但是現在只要進了醫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術。

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人們很難區別，疾病治癒究竟是成堆的藥品和外科手術的作用，還是身體自我康復的結果。

全世界二萬五千種醫學刊物，每年發表兩百萬篇醫學論文，但其中百分之七十研究結果都不公之於眾。為啥呢？因為這些論文反映的是現代醫療的負面和弊端，是醫療界的「雷區」，一旦公布對醫療機構極為不利。比如：十幾年前，有一種「心臟激光手術」，是在跳動的心臟上燒灼出二十至三十個小洞，讓血管得以再生改善心肌供氧。這項手術的創立者是瑞士克勞茨林心臟外科醫學中心首席醫生迪克·馬斯，這項手術在歐洲曾經瘋狂盛行，後來經英國專家反覆論證，此項手術並沒有比僅僅服藥的患者取得更高的生存率，但手術費用卻異常昂貴。為此，尤格·布來克在《無效的醫療》中指出，這是一個謊言，很多時候，它欺騙了生命，更多時候，它自欺欺人。從整形外科的神話，到心臟手術的誤導；從無奈的腰病，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療，都令人心生憂慮。

從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來看，世界上任何一種醫療方法都不是萬能的，都存在缺陷，再發達的衛生科技，再高超的醫藥，都會有它無能為力的地方。不過從我國的醫療狀況來看，中醫遭受的詆毀遠遠要大於西醫。中醫在科學性上、在治療上、在教育傳承上，隨時被人懷疑。

從1956年首批中醫學院創辦以來，中醫教育經歷了一個甲子的時光，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畢業生。可是時至今日，人們還在質疑，為何中醫藥大學培養不出正宗的中醫？培養不出令人信服的中醫藥大師？

這是一個呼喚大師的年代，許多行業都一樣，缺少一些參天的主幹。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究竟是我們的教育體系發生偏差，還是管理環節出現問題，各有所指，但沒有統一的答案。

處在醫療事業快速發展、新技術層出不窮的年代，面對一個爭論不休的世紀難題，我一個中醫的門外漢不敢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斷。中國的醫療問題不僅發生在中醫身上，而是整個醫療體系的問題。從以葯養醫，到過度醫療；從承包科室，到沸沸揚揚的莆田系黑心騙子，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

對於一個文字記錄者來說，在醫藥這片汪洋大海中，我可以感知到狂風與巨浪，作為一名船上的乘客，我只能認真傾聽來自各方的聲音，除了用心記錄，就是深入調查。通過廣泛深入的田野調查，將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原原本本地展示出來，供獨具慧眼的讀者去分析評判。

在這個未知的世界裡，對於那些難有定論的問題，只能交給時間，相信時間能讓所有的疑惑水落石出，最終呈現事物的本質和真相。

詹文格，作家，現居廣東東莞。主要著作有小說集《誰在城裡種玉米》、散文集《踏雪無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