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瓶梅》的縱慾描寫看晚明士人的個性覺醒

　　摘 要：《金瓶梅》曾因其對縱慾的「過度」描寫而為人詬訾，但筆者認為這種原汁形態的寫實美學不僅真實地還原了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風貌，而且形象地摹寫了士人個性覺醒的心態。從士人對性慾的虛幻滿足中，我們可以體察出陽明心學對士人注重自我意識產生的影響，但是由於士人群落對自我解放「度」的把握不夠，這種覺醒最終只能是曇花一現，稍縱即逝。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9/view-3232321.htm　　關鍵詞：《金瓶梅》 縱慾 士人覺醒　　《金瓶梅》[1]在通俗小說發展史上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對《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體現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洪流的反動，攔腰截斷了浪漫的精神傳統和英雄主義的風尚，還體現在其作者萌生的新的小說審美意識，小說追求的是原汁形態的生活寫實美學思潮。從這一角度延展看來，《金瓶梅》曾經為人們所詬訾的縱慾描寫與其時代的社會風氣一定有著緊密的聯繫，這種社會風氣背後所反映出來的士人注重自我的心態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值得重視的一大亮點。　　《金瓶梅》以西門慶縱慾的始末結構全篇，全文充斥著對性的崇拜，如「威風迷翠榻，殺氣瑣鴛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斗勇。男兒忿怒，挺身連刺黑纓槍；女帥生嗔，拍胯著搖追命劍。一來一往，祿山會合太真妃；一撞一衝，君瑞追陪崔氏女……」（第三十七回）這般貼胸交股的描寫在書中隨處可見。假如這僅僅是個案我們也不必深思，然而，無獨有偶，就在《金瓶梅》成書的嘉靖後期至萬曆朝前後出現了大量以描寫床第之事為主要題材的色情小說，如《如意君傳》、《春夢瑣言》、《素娥篇》、《綉榻野史》、《痴婆子傳》以及《浪史》等等。無論它們是否受到《金瓶梅》的影響，這些作品無疑都反映出壓抑在作家心中「欲說不便，欲罷不能的原發性需求」。這些小說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倖者多竭智力以求其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葯之事為恥。風氣既變，病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葯盛，妖心興，而小說亦所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2]（P155）這類小說最大的特點也是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床第之事」成為這些小說描寫的主要內容，如《春夢瑣言》總共3000餘字，絕大部分篇幅都是描摹韓仲璉與李姐、棠姐的各種交合之態。文學作品是社會的反映，小說亦然，文學作品是對現實社會的映射。明代中後期，社會風尚出現了較大的變化，《五雜俎》中記載了當時的娼妓情況，「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窮州僻邑在在有之……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奸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五雜俎》卷八《人部》四）「公安派」代表人袁宏道則提出了「五快活」，其中有四種快活都是追求飲食男女、聲色犬馬等世俗享樂。明代中晚期士人在小說中津津樂道於性慾的描寫，還千方百計地用各種方式對這種描寫進行藝術化，這正流露出他們對世俗生活中盡情享用「色」的艷羨心態，並借非常詳細而又美化了的性交合描寫（當然，也有很多非常露骨的性描寫），來虛幻地滿足他們的原始慾望。　　根據20世紀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艾布拉姆斯指出的，每一件藝術品都有基本的四個要素：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3]（P5）明代中晚期湧現的大量艷情小說除了上文提到的與時代風氣有關外，最重要的還是明代中晚期小說與士人們複雜心態之間存在的某種必然聯繫。歷來對《金瓶梅》作者的考訂不絕於縷，但是不論其究竟為誰，他必定是一個在現實生活中經歷過「大哭大悲」的士人。正如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說：「作《金瓶梅》者，必曾於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過，入世最深，方能為眾角色摹神也。」[4]（P42）《金瓶梅》的作者有沒有縱慾狎妓行為我們無從考證，但他在小說中反映的士人群落縱情聲色的行為在當時確是實情，如皇甫訪近聲色，喜狎游；黃世康長期客居揚州，冶遊無度；宗室朱承彩在一年中秋節開大社於南京，海內名士及秦淮名妓二百餘人參加。這種現象還有很多，我們從中可以看出，自明代嘉靖之後，士人開始表面上放縱，追求人生的舒適快意和物慾情慾的滿足，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是士人對自我價值的體認，而士人對人慾的正視則是其個性覺醒的標誌。這是士人擺脫程朱理學束縛之後的反撥，而注重個性帶來的士人生活放蕩的現象，在歷史上的魏晉時期也曾經有過，實為歷史之弔詭。　　明代中期以後，政局腐壞，程朱理學在哲學思想界失去統治地位，士人走向自我體認，個人私慾急劇膨脹。社會風尚的變化，使得士人曾經認為逾禮違禁的各種現象成為時尚，社會生活的豐富又使士人滿足物質慾望的需要成為可能。這時，留給士人施展政治才能的空間是很狹小的，留給他們生活的天地卻是廣闊的。而且士人的思想又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在這樣的情況下，士人非常容易產生及時行樂的思想，走向人情縱慾便自然而然了。由此，士人個性思想張揚，強化人的自我意識，充分正視和肯定人的慾望。陳寶良先生認為明代士人的俗化現象雖然千姿百態，但「較為突出的一點是追求現實世界的幸福與享樂，對世俗生活表現出一種『膩情』的態度」[5]（P83）。那麼士人出現這種狀態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羅宗強先生說：「影響明代後期士人心態走向的，有政權之運作與生存狀況，思潮之發展變化。生活條件、生活環境、生活風尚之變化等諸多因素。而此種種之因素，又各自呈現為複雜的面貌。對於每種因素，很難用是與非做簡單的劃分，往往是非交錯，是非並存。」[6]（P141）政治環境與商業化生存環境的不斷變化對士人的影響不可忽視，但程朱理學的中衰與陽明心學的興盛，對士人群體正視和肯定人的慾望的個性、思想的張揚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評價的，「明代中晚期王學在士人中的盛行，給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帶來的，是一種自由的風氣」，「由於人們趨向懷疑主義的思路，原本一統的意識形態被各種懷疑態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裂縫，知識階層逐漸建構了相當寬鬆的言論空間」。[7]（P323-324）「原本一統的意識形態」即儒家意識形態，其中諸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男女授受不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否定、壓抑人慾的傳統意識，在明代中晚期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出現了思想的裂縫，知識階層所建構的寬鬆言論最突出的就是對人慾的正視與肯定。雖然陽明心學倡導人皆可為聖人，本意在於完善個人道德之修持，但既然回歸自我和本心，則重視自然人性也就成為題中之意，於是王門後學將這一應有之義發展到極致時，也就走向任由個性的張揚與慾望的放縱的極端。一種原本在於追求道德修持，重視從內心深處進行道德自我約束的哲學，卻不知不覺地走向了脫離道德約束和自我放任的道路。而這種與其初衷相背離的走向，其實正反映出社會生活發展的一種新的趨向，是一種合乎時宜、應時而生的新的思想潮流。

　　值得指出的是，王學的出現在事實上並沒有取代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但它的盛行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活風尚等相融合，成為了影響士人心態最重要的因子，也為士人重個性解放、自我覺醒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從反假道學的層面說，從《金瓶梅》的性慾描寫到同題材小說的大量出現，再到明代中後期社會風氣的實況，從士人縱慾享樂到注重自我個性覺醒、重欲重情，以致縱慾之思潮與風尚，它是進步的。「假道學」把人變成假人，反對「假道學」就是將假人還原成真人。程朱理學發展到明代前期，已經將士人推向了衛道士的行列，尤其是「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對各種正當的慾望也加以反對和排拒，這是極端的、悖情的。「一個假人充斥的社會終將走向反面」。我們把重自我、重情稱之為自我的發現、人的發現。但是，人們的思想一旦從一個共同的價值體系下解脫出來，走向多元化時也常常會產生混亂，就像《金瓶梅》中的西門慶一樣，其慾望因為被傳統的儒家意識形態壓抑得太久，一旦被發現、被正視、被肯定，它必然如滔滔江水一般衝擊著傳統道德的堤岸。過分的注重自我，也常常會導致個人私慾的急劇膨脹。這時，人情縱慾與見利忘義等各種行為催逼著人在走向反面的時候會走向另一種極端：極度放縱。它把人從假人變成非人，帶有更多動物性、獸性，泯滅了人與動物的界線。西門慶是這樣，很難說《金瓶梅》的作者不是這樣，很難說像《金瓶梅》的作者一樣的明代中晚期的士人不是這樣。　　客觀地說，明代中後期的士人，在反對假道學、回歸真我時，未能準確地找到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之間合理的接洽點，沒有找到既能保存真我，又有合理的道德約束的契合點，這就不能既得到人生的舒適快意，又能承擔社會責任。他們稍縱即逝在大明王朝即將隕落的末世里，對真正人性的解放沒有啟蒙作用，很快就在程朱理學的瘋狂反撲中銷聲匿跡，成為在自我發現的歷史上與西晉並存的既成功又失敗的記錄。　　（本文為北方民族大學校級自主科研基金項目「《金瓶梅》中的士人形象與士風研究」，項目編號：2011ZYC020）　　注釋：　　[1]本文所引《金瓶梅》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為準。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3][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4][清]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　　[5]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6]羅宗強：《晚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參考文獻：　　[1]蔣玉斌.明代中晚期小說與士人心態[M].成都：巴蜀書社，2010.　　[2]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3]夏咸淳.情與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4]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5]羅宗強，陳洪主編.明代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趙曉艷，王引萍 寧夏銀川 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