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否肩住了「歷史的閘門」

　　文學批評「能夠憑藉自身而獨立存在」，其意義並不寄生於創作，批評與創作並肩而立，共同面對生機勃勃的大千世界發言。　　在閱讀日漸重回人們生活日常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在文學閱讀之外，增加若干文學批評的閱讀，此必有益於提升我們的閱讀品位，增加從文學閱讀中的獲得。　　《眾聲獨語：「70後」一代人的文學圖譜》是關於一代作家成長的文學批評之作，作者張莉是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也是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的評委。她對20多位與自己同時代的「70後」作家的創作，進行了整體意義上的把握與細緻入微的文本分析，其中蘊含著她個人對時代生活的獨特理解。　　該書是《微光：青年批評家集叢》中的一冊。「微光」取自魯迅給白莽詩集《孩兒塔》所作序：「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微光聯繫著新生的事物和謙遜的態度。　　——編者　　「空著雙手進入」　　尋找新作品裡潛藏著的、正在萌芽的藝術品質並進行闡釋　　書的趣味蕪雜、多元、廣博，致力於呈現作家們文學追求的「差異」而非「相同」　　《眾聲獨語：「70後」一代人的文學圖譜》的書寫企圖，始於十年前我剛博士畢業，開始著手做當代文學批評。那時的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進入文學現場，認識那些新作家和新作品。我希望「空著雙手進入」，不依靠推薦和嚮導。「我很高興與普通讀者產生共鳴，因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學究教條之後，一切詩人的榮譽最終要由未受文學偏見腐蝕的讀者的常識來決定。」這是約翰遜博士為普通讀者下的定義，第一次讀到，我就被那個「未受文學偏見腐蝕的讀者」的命名擊中。　　關注同代作家是進入文學現場的必要工作之一。因此，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翻閱文學期刊，翻閱刊登文學作品的都市報紙，翻閱以書代刊的新銳雜誌，成為我文學批評工作的一部分。在其後幾年時間裡，我也有意尋找那些當代文學的新鮮面孔：一個一個辨認，寫下密密麻麻的閱讀筆記，也寫下最初的驚異、驚喜、感慨，或者，失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我的電腦里，建立了許多以「70後」作家命名的文件夾，幾年下來的追蹤記錄，已然變成了他們最初的文學年譜。那些被辨認出來的作家作品、那些不經意間形成的龐雜文學記錄，是構成這部書的重要素材。　　多年的文學研究工作逐漸使我意識到，作為文學批評家，以自己的方式為那些新作家畫下最初的文學形象是我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我要尋找到新作品裡那些潛藏著的、正在萌芽的藝術品質並進行闡釋；我要儘可能給一位新作家最初的、最為合適的理解和定位；我要以與作家一起成長的態度來理解他們。當然，我深知，我的批評出自同時代人視角，屬於同時代人的批評，因而必然帶有局限性。　　每一篇文字都非迅速寫就，它們經歷了長時間的觀察、沉澱，甚至跨越多年。比如路內論。2008年，我曾經寫下《少年巴比倫》帶給讀者的驚喜，也寫下自己的好奇：「十年之後，路內的路是怎樣的，他會寫出什麼樣的作品？」之後幾年，我讀到《追隨她的旅程》，讀到《雲中人》《花街往事》……直至8年後《慈悲》出版，這篇作家論才得以完成。　　之所以名為「眾聲獨語」，在於此書的確是「眾聲」之書，書中收錄了20多位「70後」作家的聲音，範圍跨越海峽兩岸，也跨越文體邊界。這也意味著這本書的趣味蕪雜、多元、廣博，它致力於呈現作家們文學追求的「差異」而非「相同」。另外，我鍾愛「獨語」一詞。在我心裡，它是一個人的兀自低語，是一個人的秉燭夜遊，也是一個人的逆水行舟……是的，喧嘩浮世，倔強的獨語者們各說各話，各有所思，各有所異，此為文學最具意義之所在。　　當然，獨語也指我個人的一種言說方式。今天我們關於當代文學的理解逐漸形成了一種陳規與框架，我希望此書能重新激活我們慢慢已成定見的文學史格局，換言之，它致力於發現那些與以往講述卓而不同的、獨屬於文學現場的東西。　　身份共同體的指認　　「60後」作家以個人的姿態成功使自己的寫作面貌一新，「70後」作家作品的個人姿態則曖昧不清　　歷史已然給了「70後」作家非常厚重的財富，可惜的是，大部分「70後」作家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也許，提「70後」並不合適，事實上，我也認為，文學現場中的代際命名不過是權宜，它們很快便會失效。但是，我依然決定將這些文字以一種代際命名的方式出版，因為它的確曾是過去十年來的一種文學身份共同體的指認。　　「70後」與「60後」寫作有明顯不同。儘管兩代人都喜歡提「個人寫作」，但當年「60後」作家提出的「個人」是有指向的，而「70後」作家跟在「60後」的後面，依然強調「個人」，並未看到他們所面對的語境發生了變化。　　如果說，1960年代出生的小說家是以個人主義的姿態成功使自己的寫作面貌一新，那麼「70後」作家作品的個人姿態則曖昧不清，畢竟，在後者的創作語境里，「個人」與自我並沒有前一代小說家所面對的場域。因此，當這一代人強調日常生活、迷戀物質生活，強調作為物質個人的自由和安逸時，有可能忽略或遺忘一種精神追求。文學寫作是社會行為的一部分，是作家面對社會的態度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的文字，會傳達並註解我們與現實世界所發生的種種關係。因而，當我們強調個人，擱置對現實與歷史的關注時，那很可能意味著我們的逃避與拒絕承擔，以及放棄與世界的爭辯。　　「70後」一代都成長於時間斷裂處：中國社會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一代作家一度哀嘆自己生存在夾縫中，這當然是事實，但夾縫的位置對於寫作者而言並非不利，夾縫意味著他們正處在某個歷史的節點。　　就此而言，歷史已然給了「70後」作家非常厚重的財富，那是一種時代的饋贈。可惜的是，今天看來，大部分「70後」作家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別林斯基說：「當我們的街道失火時，我們必須向著而不是背著火跑，這樣才能和別人一道找出滅火的方法；我們必須像兄弟一樣攜手合作來撲滅它。」在別林斯基那裡，「火」指的是現實，另外一個方面，也隱喻了難度，文學的難度。今天讀來，許多「70後」的寫作已成慣性寫作，或者說，是放棄難度的寫作。換言之，「70後」一代實在需要寫作經驗的蘇醒和歷史經驗認知的蘇醒。　　重寫城鎮生活　　對城鎮生活的重寫是近年來「70後」寫作最為重要和關鍵的變化　　進入城鎮中國的腹地，也進入了基層現實的內部　　20年來，「70後」作家都堪為當代文學的「乖孩子」、「好孩子」——他們有屬於這代人對世界的理解方式和寫作視角嗎？他們是否能帶給當代文學新鮮經驗？諸多批評家在不同場合都對這代作家的創作表達過擔憂和質疑。　　2009年，一些變化到來。當代文學湧入了許多新的「70後」面孔：李娟、路內、阿乙、曹寇、葛亮、張惠雯等。他們和先前活躍的魏微、金仁順、魯敏、盛可以、徐則臣、張楚等「70後」作家一起，構成了當代文學的「新勢力」。他們的作品開始選擇直面現實。值得關注的不是作家都矚意於當下最熱點的社會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作家的寫作視角和書寫路徑，他們熱切渴望書寫的是這些社會事件之所以發生的緣由，渴望書寫社會事件背後潛藏的那些隱而不顯的場景。　　這些故事大多數發生在城鎮。對城鎮生活的重寫是近年來「70後」寫作最為重要和關鍵的變化。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是，當代最為活躍的「70後」作家及文藝家，魏微、魯敏、盛可以、徐則臣、張楚、阿乙、曹寇，包括賈樟柯、韓松落等，都出身於小城鎮。換言之，大部分「70後」文藝工作者都是此地生活的親歷者，他們是城鎮何以變為「今天的城鎮」的最直接的見證者。曾經的小城鎮青年身份，曾經的小城鎮生活，使得這代作家的作品具有十足的地氣。從對城鎮生活持續關注開始，這些「70後」新銳小說家開始正面強攻我們的時代，他們直接進入了城鎮中國的腹地，也進入了基層現實的內部。　　長出新的筋骨　　有一些人開始慢慢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歷史地位，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來路和去處　　這些變化使他們站在當代文學的最前沿，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堅力量　　近幾年來，「70後」作家創作發生了更為明顯的變化。　　徐則臣在《耶路撒冷》中，將個人放在一個更為寬闊的場域，那裡不僅僅有歷史的維度，還有世界的寬度；事實上，他們中有一些人開始慢慢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歷史地位，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來路和去處。　　《慈悲》中，路內的工廠生活往前延伸到了父親們的有毒氣體車間，在那裡，父親們不只是父親們，他們還是我們，與我們有血肉相聯的一代人；《北鳶》中，1925年來的20年，不僅僅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更是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的抗戰歷史。尤其是在李修文的《山河袈裟》中，這位沉寂十年後重新出發的作家在前言中清晰記下了他的創作觀念的變化——「我曾經以為我不是他們，但實際上，我從來就是他們。」他認識到「人民」的意義，「是的，人民，我一邊寫作，一邊在尋找和讚美這個久違的詞。就是這個詞，讓我重新做人，長出了新的筋骨和關節。」　　這是卓有意味的變化，這些作家不再僅僅認識到寫作的個人性，更認識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很顯然，這些變化使他們站在當代文學的最前沿，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堅力量。　　一個時代在慢慢來臨。這是令人欣喜的。「一代人必須得尋找或開闢新的道路」，阿倫特說。她所說的一代人並不特指十年為限，她指的是同時代人在一個歷史場域裡面要試圖審視和開闢新的道路。今天，之所以在書中重提「70後」，重新討論他們的身份共同體，我希望以這樣的方式提醒我們這一代人——作為「背著因襲」的一代，我們是否肩住了「歷史的閘門」？　　《眾聲獨語：「70後」一代人的文學圖譜》　　張莉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書摘　　路內小說不耽溺。節制使路內小說有了說服力。戴城裡技校的生活，以及糖精廠的日常。在工廠里成長起來的青年盡最大努力地講述著「我們」，以及和我們同齡人共同經歷的年代，慌亂、不安，生命中有鮮血和離奇地死亡，也有著說不再見卻突然面對面的境況。　　很慶幸，節制使路內小說的工廠生活敘述沒有變成當下文壇特別耀眼的底層敘事標籤，其實路內的小說某種程度就是一部「工人階級」的成長史。這使小說的內在視角更有寬度，也使我們對往日生活的理解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確認。路內小說的內斂、剋制以及某種隱隱的自嘲使我們對敘述人的「誠實品質」不得不予以信任。　　——摘自　《卑微的人如何免於恐懼——路內論》　　小說家更迷戀的恐怕是日常二字。讀葛亮的創作談不難發現日常是這位小說家的關鍵詞。有時候這日常於他是「七聲」，是「他們的聲音」，是「眾聲喧嘩」；有時候這日常於他是「過於密集行動鏈條的末端，時刻等待著有一隻蝴蝶，在遙遠的大洋彼岸扇動翅膀」；還有時，這日常於他是「經年餘燼，過客殘留的體香」，「是狹長的港口，和蜿蜒無盡的海岸線」。但無論哪種，最吸引他的恐怕是傳奇背後的暗淡，又或者是平淡生活里的突然暗潮湧動。　　一如他的成名作《謎鴉》。那是一對青年夫婦的日常生活，伴隨著烏鴉的聲音，有非同尋常的故事走向，也有強烈的荒誕感。　　——摘自《對日常聲音的著迷——葛亮論》　　「希望在他們頭頂掠過，如流星從夜空中隕落。」這是歌德的詩句，也是我對徐則臣小說中那些漂浮在北京的外鄉人命運的感受。　　對北京城裡「特殊」人群的關注，使徐則臣脫穎而出。在最初，他也許只是一群人生活的揭秘者，一種生活狀態的刻畫者；很快，讀者們意識到，作為一個敏感的勤于思考者，徐則臣以他不斷地努力完成著屬於他個人的寫作責任，發揮著屬於他個人的寫作才華：他的中短篇小說序列揭示著這個時代社會文化中被我們秘而不宣的那部分特質——那是關於過上好日子而不惜窮盡一切手段的生活狀態，是關於底層向上層流動的探求。經由這樣的人物系列，他的筆下顯現出了與老舍那京腔京韻迥異、與王朔式京城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學想像。那是作為美好願景的北京，那是作為攀比對象的北京，那是作為奮鬥目標的北京，那是作為各種慾望攪拌器和巨大陰影存在的北京……關於北京的想像、傳說，與許多在黑暗中奔跑著的族群一道，構建了徐則臣關於人與城的陌生想像。　　——摘自《重構「人與城」的想像——徐則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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