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法國著名史學家：拿破崙為什麼會遭遇滑鐵盧

雷蒙·阿隆說過：「法國人固執地把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當作英雄來看待，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喪失了全部的審慎和節制。」今年是滑鐵盧戰役200周年，法國歷史學家如何看待這場結束拿破崙政治生命並影響十九世紀世界格局的戰役呢？我們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委託，採訪了拿破崙基金會（Fondation Napoléon）主席蒂耶里·朗茨（Thierry Lentz）先生。蒂耶里·朗茨是法國著名的第一帝國史專家，巴黎索邦大學拿破崙研究所客座教授。他的代表作有四卷本《新第一帝國史》（Nouvelle histoire du Premier Empire）、《拿破崙的外交》（Napoléon diplomate）、《維也納會議：歐洲的重建》(le Congrès de Vienne :une refondation de l』europe) 和《拿破崙：我的雄心壯志》（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等。這些作品曾先後獲得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和法蘭西學術院授予的多個獎項。今年元旦，憑藉對第一帝國史研究的貢獻，他本人被法國政府授予了拿破崙創立的榮譽軍團勳章。

拿破崙基金會主席，第一帝國史專家蒂耶里·朗茨滑鐵盧戰役為歐洲1814年至1815年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划上了句號。1814年拿破崙在反法聯軍的壓力下被迫退位，並被流放到義大利附近的厄爾巴島。1815年3月，正當歐洲列強在維也納舉行會議，為後拿破崙時代歐洲秩序爭吵不休時，拿破崙卻悄悄從厄爾巴島潛回法國，沿途招降守軍，僅花了二十天就重返巴黎。路易十八倉皇出逃，復辟不足一年的波旁王朝轟然倒塌，百日王朝開始。雖然拿破崙宣稱不再對外擴張，對內實行立憲君主制，但是反法聯盟拒絕承認百日王朝的合法性，大戰重新爆發。拿破崙先勝後敗，最終於6月18日下午在今天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南部的滑鐵盧被英普聯軍擊敗。戰敗後拿破崙被流放到南大西洋上的聖赫勒拿島，並於1821年病逝在此地。

拿破崙從厄爾巴島歸來受到法國軍隊的熱烈歡迎。昭楊：許多人認為，1814年路易十八復辟不得民心是導致拿破崙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的原因，而您認為這種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看待路易十八的復辟？路易十八不得人心的觀點又是因何產生的？蒂耶里·朗茨：路易十八曾經於1814年和1815年兩次復辟波旁王朝，這兩次復辟的性質不同。1814年拿破崙遜位後，法國面臨無政府狀態，波旁王朝是大多數法國人的選擇。我們不應當站在今人的角度認為這是歷史的倒退。實際上這是非常聰明的決策，因為路易十八承諾保留大革命成果，不復辟舊制度。同時，正是因為路易十八的登基，法國在維也納會議上才得以免於嚴厲的懲罰。而1815年的情況就不同了，無論在法國還是在反法聯盟內部，路易十八的統治能力都受到了質疑。因為他1814年的復辟統治顯而易見是失敗的。但是，英國的威靈頓公爵卻堅決主張路易十八重返法國，所以，1815年的復辟才是外國強加的，而之前的那次則是法國人自己的選擇。從本質上來說，拿破崙建立百日王朝是一場個人冒險。拿破崙充分利用法國軍隊對波旁王朝復辟政府的不滿，依靠軍隊支持重返巴黎，所以，他的返回實際上是一場軍事政變。所謂人民愛戴拿破崙、國家需要拿破崙，都只是宣傳口號。拿破崙從登陸大陸到重返巴黎只花了二十天時間，按照當時的交通通信條件，絕大部分法國民眾根本不了解發生了什麼。拿破崙從重返法國開始，就有意識地進行波旁王朝不得人心、人民盼望他重返皇位的政治宣傳。這雖然和當時的事實不符，但是19世紀拿破崙崇拜的熱潮使這個政治神話流傳了下來，並影響了很多有關拿破崙的作品。

蒂耶里·朗茨的代表作：四卷本《第一帝國史》。昭楊：在《新第一帝國史》中，您說拿破崙雖然在百日王朝奪回了皇位，但是未能重建他的帝國。也就是說，百日王朝的拿破崙帝國和1814年以前的拿破崙帝國有很大的區別。您能具體說說有哪些區別嗎？這些區別是否對拿破崙在滑鐵盧的失敗產生了影響？蒂耶里·朗茨：在疆域上，1814年前拿破崙帝國的版圖更大，除了包括今天的法國，還包括義大利北部、比利時、荷蘭等，還擁有那不勒斯、西班牙、萊茵聯盟、華沙大公國等衛星國。而百日王朝的拿破崙帝國只繼承了復辟王朝的領土，其範圍是由維也納和會規定的，和今天法國的領土範圍大致相當。第二，在制度上，1814年以前的行政制度被複辟王朝和百日王朝繼承了下來，百日王朝的制度和1814年前並無差別。但是在實際運轉中，拿破崙個人的位置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為了重返皇位，他曾經做出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許諾，所以百日王朝時期的議會權力更大，輿論更加自由。然而另一方面，拿破崙本人既不能理解也不讚賞議會政治，還是希望像1814年以前那樣獨攬大權，這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是無法實現的。於是，拿破崙將內政事務完全交給了內閣大臣去處理，這和1814年前皇帝在內政上親力親為非常不同。拿破崙專心準備與反法聯盟的戰爭。因為他迫切希望通過打敗反法聯盟重新獲得統治權威，所以他不顧多位資深將領拒絕參戰的請求，在火炮、戰馬等物資都不充足的條件下，決定先發制人，突襲聯軍。拿破崙急於求勝的心態和倉促的戰前準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滑鐵盧的失敗。

滑鐵盧戰場上反法聯軍統帥英國威靈頓公爵和普魯士布呂歇爾元帥。 昭楊：滑鐵盧戰役結束後，追隨拿破崙的法國將領被複辟的波旁王朝審判甚至處決，而拿破崙本人卻未經審判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安度餘生。歐洲列強為何選擇流放拿破崙而不是將其審判處決？這種選擇更多地是基於歐洲的政治傳統，還是擔心激起法國的民變？蒂耶里·朗茨：拿破崙和他麾下的將領是不同的，他是奧地利皇帝的女婿，歐洲各君主國公認的皇帝。在兩百年前的歐洲，一個君主不會審判和處決另一國的君主，這是一個共識和默契。一旦打破這個慣例，所有君主的尊嚴和安全都有可能受到威脅。在歐洲歷史上，審判並處決君主的往往是共和國的革命者，比如17世紀英國查理一世、18世紀末的法國路易十六和20世紀初的俄國尼古拉二世，他們都是被本國革命者審判處決的。反法聯盟成員都是君主國，他們不審判和處罰拿破崙是很自然的。將拿破崙流放到聖赫勒拿島主要是英國的主張。鑒於拿破崙從義大利厄爾巴島捲土重來的教訓，英國決定將拿破崙流放到七千公里外的小島上。但是拿破崙在島上仍然可以像普通的富人一樣舒適生活，有自己的僕人隨從可以支配，這種流放生活實際上是軟禁。拿破崙麾下的將領在滑鐵盧後被判處死刑的大概有三四位，這些人被處決的理由是叛變君主，因為他們在1814年宣誓效忠路易十八後，卻又在拿破崙重返法國後轉而效忠拿破崙。整體上說，波旁王朝第二次復辟後並沒有展開大規模的清算和報復行動。民變是不太可能的。傳統史學對路易十八過低的評價，才導致所謂民變的猜測。實際上，路易十八不僅繼承和延續了拿破崙帝國的所有重要制度，還第一次在法國建立起穩定的議會政治和新聞自由。所以，路易十八的復辟王朝和法國人民實現了和解，並不用擔心處置拿破崙會引起民變。 昭楊：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後，拿破崙如何評價法軍在滑鐵盧的失敗？蒂耶里·朗茨：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向他的隨從口述一生參與的重大事件，他首先回憶的就是百日王朝和滑鐵盧戰役，因為他根本不明白滑鐵盧戰場上發生了什麼才導致法軍一敗塗地。在這部回憶錄中，拿破崙完全逃避自己的責任，他不願意理性思考誰該為這場災難負責，總是去找別人當替罪羊。比如，拿破崙在回憶錄中一直抱怨格魯希元帥應該在追擊普魯士軍隊回德意志後，立即和拿破崙統帥的主力匯合，如果格魯希做到了，那麼滑鐵盧的戰局就會扭轉。但我們客觀研究滑鐵盧戰役整個過程，就會發現犯錯的不是格魯希，而是拿破崙自己。拿破崙總是假設如何將英軍和普軍各個擊破，但他根本不知道英軍和普軍早就達成同進同退、絕不分兵的協定。何況，即使格魯希達成了追擊普軍到德意志境內的目標，按照比利時的地理形態和道路狀況，也無法及時返回滑鐵盧參戰。因此拿破崙的戰術構想是幾乎無法實現的，他該為戰局的失敗負責任。

滑鐵盧戰役示意圖昭楊：人們對拿破崙的批評集中於他無休止地發動戰爭，透支了法國的國力和民力。然而，1802年，通過《亞眠和約》法國曾經和英國達成了和平協定。那麼，誰應當為此後連續不斷的戰爭負責？蒂耶里·朗茨：其實，法國大革命開始後，歐洲所有的戰爭都是英國和法國數百年來爭霸戰爭的繼續，這場戰爭從1689年大同盟戰爭開始，一直持續到滑鐵盧戰役結束。實際上，這是兩種歐洲政治構想的衝突。英國提出了歐洲平衡，而法國則繼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雄心，希望主宰歐洲大陸。從路易十四時代到第一帝國，法國在農業、商業、軍事、外貿等領域都是歐洲一流水平，是英國全球稱霸的頭號對手。1802年，兩國雖然達成和平協定，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戰爭，但是這個和約僅僅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根本沒有觸及如何構建歐洲政治版圖的核心問題，所以《亞眠和約》是非常脆弱的。直接引發和約破裂的是馬爾他島歸屬權問題。當時地中海貿易對於歐洲經濟至關重要，而馬爾他島又處在地中海貿易中的關鍵位置上，英國不惜違約佔領馬爾他島以控制地中海貿易。在這個過程中，有歷史學家強調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個人作用，但我認為更應該考察整個英國政治。當時的英國政治實際上由大商人領導，他們最看重的是商品市場的開放，阻止歐陸強國控制歐洲和壟斷市場。總之，英國首先毀約開戰。當然，拿破崙也深知《亞眠合約》的脆弱，對戰爭做好了充足的準備。隨後英國連續組織五次反法同盟，直到滑鐵盧戰役勝負徹底分曉，英法兩國才實現了長久的和平。昭楊：傳統觀點認為，滑鐵盧戰役後建立的維也納體系導致歐洲王權的集體復辟，是歷史的倒退；但也有觀點說，維也納體系至少維持了歐洲一百年的和平。您怎麼評價維也納體系？蒂耶里·朗茨：對維也納體系的負面評價主要是基於民族主義歷史觀，因為維也納體系壓制和推遲了民族國家的產生。但是，我更願意從整個歐洲歷史的視角去看待這次和會。維也納和會有很多創新之處，它在宗教改革引發的大分裂後第一次建立起了歐洲協調機制。各國在維也納體系下解決了很多跨國問題，比如萊茵河航行問題，並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徹底廢除了奴隸貿易。它的協調機制甚至是19世紀世界博覽會得以舉辦的重要條件。維也納體系將國際關係從單邊主義時代帶入了多國合作的多邊主義時代。最重要的是，維也納體系成功地將戰敗的法國納入到了國際體系中，通過精巧的權力平衡機制，確保了歐洲的百年和平。這一點維也納體系比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都要高明很多。

維也納會議的會議紀要昭楊：有歷史學家認為，由於不斷的對外戰爭，法蘭西第一帝國是法國衰落的開始。您同意這種觀點嗎？蒂耶里·朗茨：我既同意，又不同意。同意的原因在於，滑鐵盧戰役之後，法國再也沒有機會挑戰英國了，這場戰役開啟了一個世紀的英國霸權。從此之後，法國雖然還是歐洲強國之一，但對外行動至少要得到英國的默許。我們可以說，滑鐵盧戰役為1689年至1815年的百年英法爭霸戰爭划上了句號。英國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霸主，法國則淪為歐洲強國之一。但同時必須指出的是，法國的衰落不是法蘭西第一帝國一個時代的結果，更不是拿破崙一個人的責任。比如從長時段來看，人口因素非常重要，在當時的歐洲，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繁榮的經濟，更充足的兵源。法國國力最強的時期是17世紀的路易十四時代到19世紀初的拿破崙時代，這一百多年法國人口一直是歐洲之冠。然而此後，法國人口的增長速度逐漸放緩，逐漸落後於俄國和統一後的德國，法國的國力優勢也因此逐漸喪失了。 昭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真正確保了封建制度在歐洲的終結，鞏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而托克維爾認為，第一帝國實際上建立起了專制下的平等。那麼您怎麼看法蘭西第一帝國呢？蒂耶里·朗茨：這是個好問題。首先，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於第一帝國的論斷是公正的，正如法國大革命史家阿爾伯特·索布爾（Albert Suboul）在其名著《拿破崙的法蘭西》一書中指出的，拿破崙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進步成果：法國大革命打碎了舊制度，但是將革命成果轉化成制度的是拿破崙。1804年頒布的《民法典》真正徹底地結束了法國的封建體制，在受到法國影響的歐洲國家中，封建體制也遭到了巨大的衝擊。雖然拿破崙對外政策的最終結果對法國造成了災難，但是其內政上的創舉（包括民法典、警察制度、高中畢業會考、榮譽勳章等）建立起了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一直影響到當代法國的方方面面。最關鍵的是，他實現了大革命之後整個法蘭西民族的和解：天主教徒和無神論者、流亡貴族和弒君者、旺代叛亂分子和革命志願軍戰士都可以在帝國內和平共存。總之，除了激進的雅各賓分子和頑固的王黨分子外，第一帝國包容了其餘所有不同派別和立場的公民。拿破崙不喜歡自由，這是他的局限，但是把第一帝國描述為專制帝國則更多地是帶有特定政治立場的解讀，忽視了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第一帝國在內政上的成就。

安格爾創作的《御座上的拿破崙》昭楊：近十年來，法國兩位前總理德維爾潘和若斯潘都撰寫過有關拿破崙的專著，他們的觀點截然不同。前者認為，「拿破崙在榮耀和失敗的時候都同樣偉大」；而後者在《拿破崙之惡》（le mal de napoléon）中提出，「拿破崙的帝國是災難性的」。拿破崙帝國已經是兩百年前的事，為什麼這些法國當代政治家仍然著迷於拿破崙這個主題？他們對於這段歷史的重新解讀，是希望傳達某種政治理念嗎？蒂耶里·朗茨：首先，在政治活動之餘著書立說是法國政治家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是很深厚的，政治家們寫作的主題往往是歷史 ，而很多政治家都對拿破崙時代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是，這些作品的性質卻大相徑庭。客觀評價，有些政治家的作品不亞於專業歷史學家的著作，比如德維爾潘的《百日王朝》(les cent-jours)和《崩塌或孤獨的帝國》(la chute ou l』Empire de solitude)，而有些政治家偏愛政治解讀，忽略了史實，若斯潘的《拿破崙之惡》就是一例。對歷史的政治性解讀往往是有危險的，因為政治人物的影響力很大，因此，以歷史外衣包裝的政治觀點甚至會遮蔽真正的史學研究。除了政治家寫作歷史書的傳統外，拿破崙時代對於法國歷史，甚至是現在法國社會的意義也是它受到關注的原因。雖然滑鐵盧戰役已經過去兩百年，但是拿破崙時代創建的制度卻在很大程度上延續至今，和現代的法國社會一同發展，例如，法律體系、議會制度、教育體系等等。可以說，現代法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與拿破崙時代甚至與拿破崙本人產生直接的聯繫，所以，有關拿破崙時代的歷史一直都有非常現實的意義，拿破崙帝國的歷史仍然是生機勃勃的歷史。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