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

布熱津斯基——國際大棋局的影子棋手

　　「想成為全球性大國，一個國家必須在各個方面，包括政府的屬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權利上領先，中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個方向努力」

　　作為地緣政治理論家，布熱津斯基不但有理論，而且有實踐（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1997年，布熱津斯基在自己的新書《大棋局》中寫到，本書獻給我的學生——幫助他們造就明天的世界。

　　這彷彿是一個隱喻：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書，所帶的最知名博士生是奧爾布賴特（美國歷史上首位女國務卿）；他在擔任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一名行政助理羅伯特·蓋茨後來擔任了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國防部長；奧巴馬在哥大聽過他的課，並且以蘇聯核裁軍為主題撰寫了論文《布熱津斯基是蘇聯問題專家》。

　　除了他的學生，他的同事、同學一樣改變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薩繆爾·亨廷頓……

　　布熱津斯基還是一個暢銷書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無一不是全球暢銷書，也成為外界掌握美國戰略走向的參考書。

　　他的書一直為中國人所看重。在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期間，中國就以「內部出版」的形式發行了《布熱津斯基言論選》。他的每一本暢銷書也都被翻譯引進到中國，只是每本書的序言里都加上了類似「供批判用」或者「批判閱讀、審慎閱讀」的字樣。

　　儘管已經83歲，但他的手跟鷹爪一樣，回答問題的時候眼睛絕不離開你，像盯著獵物般鎖定你——這個人銳利的目光曾經無數次地穿過談判桌，一絲不漏地傳達到對面。勃列日涅夫、鄧小平都曾是桌子對面的人。

　　上海國防戰略研究所副所長趙楚對布熱津斯基的評價是：「在世的最一流戰略學者、最具有古典主義氣質的地緣政治理論家。他不但有理論，而且有實踐。雖然在冷戰時代成名，但他的理論在新時代隨之更新，並且被現實政治所印證。從奧巴馬政府在軍事上和盟友關係的處理上，可以看出布熱津斯基的痕迹。」

　　地緣政治的古典主義大師

　　布熱津斯基有一個在英語里發音極怪的名字（Zbigniew Brzezinski）。同為歐洲出生的美國人，他並沒有像基辛格那樣把名字改得美國味更濃一些。

　　他經常拿名字的發音開玩笑，但他更自豪的是：一個生在國外、讓美國人都覺得難以拼出名字的外國人居然成為這個國家安全事務的協調人，這本身就足以證明美國的包容與開放。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戴維？伊格納修斯則認為：正因為出生地的關係，布熱津斯基的美國感覺更為強烈。

　　當談到中國是否可能尋求一種類似美國的世界地位時，布熱津斯基認為，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變成一個美國人，但只有中國人才可以是中國人——這就給任何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實施一國霸權設置了額外和重要的障礙。

　　1928年，布熱津斯基出生在波蘭的一個外交官家庭，因為父親的關係，這個波蘭貴族的後裔在少年時代就開始在全球遊歷。他的父親駐德國時，納粹黨開始發跡，隨後他們一家轉駐蘇聯，他們看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轉駐加拿大時，二戰開始了，他們的祖國從地球上消失了。1945年，當硝煙散盡，老布熱津斯基選擇繼續留在加拿大，拒絕回到波蘭，他知道，他們這種身份的人回到蘇聯羽翼下的祖國，將會迎來什麼樣的命運。

　　或許是這種流亡者的經歷，布熱津斯基對於發生在波蘭和蘇聯的事情特別感興趣，並以此作為終生研究方向。他的太太也是東歐流亡者的後裔，其祖父是捷克第二任總統。

　　布熱津斯基一直堅信蘇聯只是一個暫時現象。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內容是關於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和蘇聯的帝國主義。在他看來，以蘇聯名義統治的俄羅斯，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在莫斯科發號施令的帝國。蘇聯是形式上的民族主義，實質上是社會主義，蘇聯的做法其實是在鼓勵非俄羅斯人中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增長。在更大範圍的蘇聯集團中，當曾經有過獨立歷史的國家被迫屈服時，這就更加明顯了。

　　1968年，在蘇聯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後，他得出結論，共產主義理想已經耗盡，民族感情變得越來越強烈，這應當成為美國政策的主導。

　　當他從學者轉型為政治人物後，充分發揮了這一點，在蘇東地區培養親西方的民主派實力是他大力推進的政策。

　　布熱津斯基承接的是布坎南開創的對蘇思維。儘管是民主黨人，但他從來不忌諱提出對蘇聯的遏制策略，被視為民主黨內的鷹派，這與基辛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基辛格的博士論文提出了國際政治的均勢理論，並且在日後的實踐中加以貫徹。

　　布熱津斯基說：「我們並不青睞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我們的目標是要在緩和的大背景之下，在蘇聯集團內部培養多樣性。我們希望將緩和視為一種能夠促進蘇聯解體的動態過程，而不僅僅是一種戰術安排。」

　　他一直認為，輸出民主應該是美國國際戰略當中重要組成部分，但也指出，維持地區穩定對於美國的重要——如果埃及實現民主，那麼極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會上台，這是一個對美國並不友好的組織。

　　對於街頭民主運動，布熱津斯基認為，親民主運動的關鍵是團結。他的分析是：波蘭民主運動成功的關鍵，是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精誠團結。他們所有人都洋溢著民主理念。他們下決心創造一個民主國家，他們想要和平轉變，而這種和平轉變，又以其他形式，在烏克蘭「橙色革命」和喬治亞「玫瑰革命」中重現。

　　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教訓，民主是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如果僅僅依靠相對封閉的社會力量，民主就不可能機制化。它必須反應出一個社會的成熟度。很明顯，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人們完全不在一個知識水平上，瓦文薩是一個非常簡單但是非常直觀的領袖，葛萊米克教授又是老於世故、精通民主。

　　這就是民主如何在和平中誕生，我會仔細看待整個事件，看看工人和農民是否也參加到抗議人群中，他們是否有能夠引領他們建立民主的統一理念。

　　軍隊瞄準誰，總是很關鍵。如果軍隊認為這只是一小部分社會力量在抗議，就會開槍。

　　關於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熱津斯基的中心論點非常簡單：美國力量是維護國家主權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當今全球穩定的根本保證。

　　說到底，美國面臨的政策方面的中心問題是：「稱霸是為了什麼？」要害問題是：美國是打算在利益分享的基礎上塑造新的全球體系，還是打算運用強大的全球力量首先擴大自己的安全。

　　當外界質疑美國的作用，他反問：「如果美國國會要求迅速從國外的3個主要駐軍地區——歐洲、遠東和波斯灣——撤回美國的軍事力量，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作為一名地緣政治學家，在地圖前分析指點江山成為他極大的樂趣。他說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認同拿破崙說過的一句話：「只要看看這個國家的地圖，就能明白他們的外交政策。」

　　布熱津斯基給今天的世界畫了一個動蕩之地集中的「衝突圓地區」——畫兩條交叉的線，一條從西到東，從西奈半島到印度到中國，另一條從北到南，從俄羅斯南部邊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據這兩條線畫一個圓，裡面大約會有6億人，到處都是種族、宗教和社會矛盾。

　　作為一名冷戰時代成名的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的觀點並沒有停留在核威脅的時代。進入新世紀，他就指出：本世紀的意識形態挑戰，不會是反恐戰爭，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東西，主要包括3點：第一是全球政治覺醒，全人類第一次都在政治上積極起來，這是非常巨大的變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從大西洋兩岸轉移到了遠東，這並不意味著大西洋兩岸的國家將會崩潰，而是說它們將失去500以來的統治權；第三，出現了全球共同的問題，我們必須共同應對，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難。這3個方面的主要變化定義了美國必須面對的挑戰，而美國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決於美國如何應對以及應對措施是否得當。

　　他認為，「9？11」是美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悲劇性的、不可避免的轉折點。當時美國犯下的錯，今天仍在修補。因為美國行為的合法性與可信度被極大削弱了，這些反而將本？拉登的行為反襯得十分重要，同時凸顯出美國人所陷入的全國性的突發性的歇斯底里，許多導致負面效應的政策被制定出來。讓布熱津斯基痛心的是，大多數民主黨人也表示贊同。

　　2002年8月，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如果我們必須戰鬥》，他提出：戰爭是一幢過於嚴肅的生意，其動態結果極度不可預測。尤其是為了耍個人脾氣、處於蠱惑人心認為製造恐懼的需要，或者基於模糊的事實論斷，就要進入一個高度動蕩的地區發動戰爭，就越發不可預測。

　　早在伊戰開戰前，他就已經提出了絕大數人忽視的問題——戰後伊拉克會是什麼樣？如果真的開戰，我們如何改造它？

　　他認為解決中東問題的核心在於巴以衝突，在他擔任國家安全助理期間，就表現出對猶太社團的並不友好態度，被美國媒體視為是美國反猶勢力的代表。

　　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學大師和美國歸化者，美國人的世界觀讓布熱津斯基痛心疾首：根據《美國國家地理》統計顯示，絕大部分進入大學的美國人，在地圖上找不到英國在哪裡。伊拉克戰爭爆發5年後，也在地圖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

　　布熱津斯基認為，如果美國真要去啟發和領導全球，就必須擁有成熟和老練的思維與心態。

　　在他看來，美國人對於電視劇的敏感度要高於對世界大事的敏感度，這種狀況不可能持久，「如果我們對於外部世界的挑戰一頭霧水，我們怎麼能夠做出相應的內部改革呢？」

　　知行合一

　　從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的辦公室窗戶望出去，白宮和國會山，都不過是幾分鐘的路程。

　　在冷戰時代擔任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情，很多場景就像美劇《24小時》里描述的那樣緊張刺激。

　　布熱津斯基曾經用7分鐘和和一億五千萬人死亡來形容這份工作的壓力：我們會在蘇聯大規模發射核導彈後一分鐘內發出核打擊預警，大概在第二分鐘內就能夠得到該次核打擊的基本規模以及可能目標的數據，並且精確度相當高。到第三分鐘，我多少已經知道何時預估後果，也在此時，總統會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鐘，總統會決定如何做出反應。

　　從一開始就變得非常複雜，如果是全面核打擊，那麼反應就會相對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報復，但如果這只是一次有選擇的小規模打擊，那麼就會有多種選擇。總統需要權衡各種選擇的利弊，這個過程必須在7分鐘內完成。到了第7分鐘，執行的命令就必須下達，無論什麼決定都需要執行。曾經有過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熱津斯基半夜被叫醒並被告知，戰略指揮系統已經啟動，最後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練，卻被誤傳為核打擊。

　　到了第28分鐘，華盛頓就會被夷為平地，6小時之後，一億五千萬美國和蘇聯人就會死去。

　　布熱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為結束冷戰而努力，換句話說，就是為了對付蘇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響至今。在某種意義上說，基地組織是由布熱津斯基思想的產物。

　　在擔任國家安全助理期間，他建議卡特總統秘密支持喀布爾反蘇派，這項援助計劃將會誘使蘇聯出兵。中央情報局開始在阿富汗培養訓練游擊戰士，本？拉登也在其中。

　　當蘇聯果然出兵阿富汗後，布熱津斯基寫信給卡特——蘇聯終於也陷入了他們的「越戰」。這場戰爭曠日持久，直接導致了蘇聯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國《新觀察家》雜誌採訪時，當被問起作為資助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始作俑者，是否會因恐怖主主義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生命的損失而感到後悔時，他反問，「是什麼在歷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還是蘇聯垮台？是穆斯林鬧事還是解放中歐和結束冷戰？」

　　和基辛格一樣，布熱津斯基公職生涯結束之後，依然保持了重要影響力。他們來訪中國或者中國領導人去美國訪問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都要去接見他們，了解他們對世界格局的見解。當布熱津斯基訪華時，與他見面的不但有江澤民、胡錦濤，還有曹剛川、徐才厚這樣的軍方高層。

　　雖然不在政府系統內，但他戰略大師的地位讓每一任美國總統都無法忽視。1994年，美國討論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柯林頓為此所困，很煩惱，私下打電話給布熱津斯基，問他對中國實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適——當時的布熱津斯基剛結束在中國的訪問，正在夏威夷的海灘上度假。

　　此外，他還擔任了很多美國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從亞塞拜然通往土耳其的巴庫——傑伊漢管道，是布熱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項目之一，這條管道完全繞開了俄羅斯國土，為西方直接提供了裏海和中亞的石油。1995年，柯林頓總統讓布熱津斯基帶一封親筆信給亞塞拜然總統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與俄羅斯高級代表團談判，晚上則專門與布熱津斯基交談。

　　最後，在他離開之前，亞塞拜然承諾接受美國提議，拒絕了俄羅斯關於阿境內石油必須全部過境俄羅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紅旗緩緩降下，這是布熱津斯基個人最高滿足和成就感的瞬間。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蘇聯的消亡還重要的事情已經發生——歷史上最後一個疆域遼闊的大帝國正在解體、或許是永久性集體。

　　他的博士論文得到了證實。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北京奧運會之前，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中國一些領導人對他表示，很擔心台灣會干擾奧運會。他的回答是：「台灣不會，西藏倒有可能。你們知道我是中國的朋友，你們應當就這事找達賴喇嘛談一談。」

　　他繼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開啟的與中國交往之旅，儘管對共產主義有著強烈的態度，但他在與中國交往方面，表現出極強的務實精神。1978年，他強烈要求卡特總統批准自己去中國走一趟，並被授權可以對中國人說，美國承認中國提出兩國關係正常化的3個基本條件：同台灣斷交、撤走美國在台軍事人員和設施以及廢除美台安全條約。

　　他見到了鄧小平和華國鋒，德國《法蘭克福彙報》說：「布熱津斯基可引以為榮的是，中國領導人隆重接待了他，規格堪比接待基辛格。」蘇聯塔斯社則攻擊他，在美國官員中只有他積極唆使中國反蘇。《紐約時報》倒是透露了另一個信息：美國悄悄答應向中國出售用於地質調查的紅外線航空掃描儀，一種具有軍事用途的儀器。

　　在出訪中國時，他注意到，晚上招待他的京劇上演的是傳統劇目。他意識到，中國在發生著變化。

　　訪問中國時，他向鄧小平發出了訪美邀請。第二年，鄧小平到了美國後，布熱津斯基專門在家設便宴招待他。飯桌上，他拿出一瓶上等的蘇聯伏特加（蘇聯駐美大使所贈），告訴鄧小平，這是勃列日涅夫所喜歡的佳釀。鄧聽完之後，哈哈大笑。

　　在白宮的歡迎宴會成為鄧小平表演的舞台，也是卡特總統執政期間格調最高的一次，並由電視現場直播。

　　3年之後，當布熱津斯基再次訪問北京時，鄧小平和他的同事依然津津樂道那晚的場景。

　　鄧小平專門要求要與卡特進行單獨私下會面，在這次會面中，鄧提出：「我們認為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的氣焰，適當教訓他們一下。」

　　——就是在卡特任內，中美正式建交。

　　布熱津斯基並不是中國崛起的鼓吹手。不過，早在小布希的任期內，他就冷靜看出中國重要性的上升和俄羅斯恢復元氣、正在創造新的地緣政治權力組合——不像老的中蘇同盟那樣直接公開針對美國，而是一致的地區利益和共有的（但未公開聲稱的）鉗制美國過長羽翼的企圖驅動。中國在靜靜地推動亞洲合作共同體，美國在其中至多扮演二流角色，中俄共謀減少美國在後「9·11」時代入侵阿富汗後在中亞發展軍事的存在。在中東和非洲以及發展中的中國與巴西經濟關係中，都可以感知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

　　在布熱津斯基為美國制定的外交大格局計劃中，遠東將成為未來美國戰略重心之一，中國的崛起不可忽視。

　　他曾經觀察過中俄邊境的對比：「如果你去哈爾濱——這裡過去是俄羅斯人的勢力範圍，有很多俄羅斯人。特別是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大量白俄逃到這裡——這裡有一個專區專門從事對俄貿易，所有的街道名都用中俄文標誌。然後中國人賣汽車、電視和iPod，俄羅斯人賣套娃和其他木頭玩偶，這會告訴你太多信息。到了晚上，你找一家餐廳吃飯，所有中國人都在大口吃飯，環顧餐廳，牆邊幾排椅子上，相當漂亮的俄羅斯姑娘坐在那兒等客人。」

　　在14年前，布熱津斯基就指出了中國模式的幾個問題：「最明顯的缺陷是機械地依靠統計數字做預測，日本就曾經被認為是下一個超級大國，但日本經濟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連續性的問題都使其沒有走向那條路，而中國是否能堅持20年內的爆炸性增長速度，也是一個極難肯定的問題。再者，中國的高速增長很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副作用，將會限制其發展。民主化的問題也是不能無限期迴避的，因此，中國除了繼續向世界開放外，別無其他經濟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現實選擇。」

　　他對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早就有冷靜分析：「中國人痛恨日、美、俄、英、法使他們遭受的長期民族恥辱。隨著占統治地位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蛻變成缺乏時代感的空論，中國人不斷增強的民族主義有可能成為中國政治團結的主要源泉。在中國周圍，印度人忙於國內日益加劇的種族衝突，他們十分嫉妒中國對於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力更大一點。俄羅斯則擔憂，從長遠來看，他們在遠東的領土也許會被更加強大和人口稠密的中國奪去。」

　　當「G2」、「龍象之爭」成為國際媒體報道的議題時，布熱津斯基顯得並不熱衷，這名「中國通」指出：亞洲各主要國家的經濟生命力都毫無例外地依賴海上貿易能夠自由出入兩三個主要港口。只要用幾顆磁性水雷擋住上海、橫濱或者孟買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國、日本或印度的經濟幾乎陷入停頓。它們的經濟幾乎完全依賴船運貨物，包括對這些國家來說極其重要的石油進口。國際商業鐵路運輸不僅對日本和印尼這樣的島國不適用，對中國和印度來說也意義不大。距新加坡不遠的馬六甲海峽是一條至關重要的海上通道，因為遠東與歐洲的貿易以及從中東進口的石油都是通過這條狹窄的通道運輸的。

　　在布熱津斯基的「國際大棋局」當中，對於中國和遠東方面，他認為，美國應當鼓勵日本謹慎而穩步增強軍事力量——在其高技術領域與美國的防禦設施融為一體，重點發展空中和海上力量，而不是旨在赴大陸作戰的龐大陸軍。另外還應該督促日本發展一支能執行特殊任務的精銳打擊部隊，用於直接參与旨在促進全球和平的海外行動。日本憲法雖規定軍事作用限制在自衛範圍內，但促進全球和平應該理解為與日本憲法的規定是一致的。此外，中美日3國還應該建立正式的軍事磋商機制，產生信任並擴大到更大範圍的地區安全問題。

　　我們的採訪被安排在華盛頓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採訪結束後，他馬上進入到另一間辦公室，會議室門上的告示顯示：這裡正在召開一場有關全球經濟格局的討論。

　　老兵雖老，但沒有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