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女性的悲劇【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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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女性的悲劇

《金鎖記》是張愛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它問世不久,便為張愛玲贏得了較高的聲譽。

傅雷先生認為「《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而夏志清先生也認為,「《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作品中,張愛玲以細膩的筆觸、刻意營造的懷舊氛圍、對人性獨到的把握以及對人物心理細膩地刻畫,充分顯示了作者對世俗人生悲劇性的生命體驗。她在作品中將中國傳統女性「親情的悲劇、愛情的悲劇、命運的悲劇」演繹得淋漓盡致,這一層比一層深入且相互滲透的悲劇,使作品具有濃郁的中國傳統女性悲劇意蘊。

買賣式的婚姻使七巧首次飽嘗了親情的冷漠。她的哥哥曹大年為貪圖錢財竟然置妹妹的幸福於不顧,讓她去陪伴身患骨癆的姜二爺度過漫長人生。而且在七巧婚後,假借走親戚之名,向七巧索取財物。面對七巧的不滿,曹大年非但沒有半點同情和愧疚之意,反而義正辭嚴地加以反駁,「憑良心說,我就用你兩個錢,也是該的。當初我若貪圖財禮,問姜家多要幾百兩銀子,把你賣給他們做姨太太,也就賣了。」字裡行間透露出親情的冷漠,一切只是以金錢來衡量。娘家的親人尚且如此,婆家的親人如何待她便可想而知。

婚後,她非但沒有爭取到做人的資格,而是欲做奴隸都不得,想討好人卻到處碰壁還遭人痛恨。在婆媳關係中,七巧倍受精神的折磨,婆媳之間缺少正常的關愛和理解,有的只是故意表現出的殘忍與有意製造的痛苦。而在與下人們的相處中,更使她感受到一種自卑和孤獨,體會到一種無法溝通的情感隔膜。

在姜家上自老太太下至丫環僕人中,沒有誰對七巧表示過一絲好感與溫情,她體會到的只有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冷酷。在姜家這個大家庭中,眾人帶著譏笑和嘲諷注視著她的生活,用熟視無睹和冷漠回應她的痛苦,他們幸災樂禍的言詞或不動聲色的冷眼旁觀就像刀子一樣深深地刺痛著七巧的心,使她倍感情感的落寞,也特別能夠顯示其為人的粗俗、地位的卑微。七巧「自己也知道這屋子裡的人都瞧不起她」,但她仍徒勞地向別人訴說自己的痛苦。以撥弄是非來填補生活的空虛,以擁有金錢來獲得安全感。

在封建社會裡,婚姻在很多時候就是一場交易。當時的封建包辦婚姻制度本身決定了女性很難會有真正的愛情,作品中的女性都是被動地接受命中注定的婚姻,如芝壽、絹姑娘。而七巧與女兒長安對愛情的追求也都以失敗而告終。

七巧作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在她的身上較為典型的體現了女性的悲劇命運。七巧的婚姻對曹、姜兩家來說純屬是一種等價的交換行為。姜家以犧牲家族名譽為條件換取了健康的媳婦,而曹大年以犧牲妹妹的青春為條件得到了地位的滿足和經濟上的補償。很明顯,支配這樁有悖情理的婚姻的主導因素無疑是家族雙方各自的利益,而對當事人七巧而言,這樁婚姻則無任何幸福可言。

七巧本來是一個渾身充溢著青春氣息的姑娘,她嚮往著健康清新的愛情,她的身邊也不乏喜歡她的人。然而正當少女時代的七巧對美好的愛情與未來充滿幻想之際,半是包辦半是買賣式的婚姻無情地將她送入姜家,這對於有著鮮活生命的七巧而言無疑是殘忍的。在這種畸形的夫妻關係的禁錮下,七巧從未享受到愛情的甜美與家庭的快樂,心中有的只是孤寂和屈辱。

極度壓抑下,她渴望過屬於正常人的有情愛、有性愛的生活。於是,她熱烈地追求小叔子季澤。在遭到季澤拒絕後,她甚至哀婉懇求:「我就不懂,我有什麼地方不如人?我有什麼地方不好……難不成我跟了個殘廢的人,就過上了殘廢的氣,沾都沾不得?」在冷漠的姜家,對季澤的性幻想,是七巧荒漠心靈的唯一慰藉,「她從前愛過他,他的愛給了她無窮的痛苦,單只這一點,就使她值得留戀多少回了,為了按捺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甚至在趕走試圖騙取她錢財的季澤後,她還在真誠地懺悔,「他不是個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裝糊塗,就得容忍他的壞。她為什麼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歸根究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這些直率的語言滲透著傳統女性多少愛的感傷與無奈,人生的凄苦與蒼涼。

在封建尊卑等級觀念森嚴、封建舊制度與舊禮教支配一切的環境里,在封建綱常倫理思想束縛下,中國女性一直在三從四德的陰影中生活,她們活著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洩慾和傳宗接代的工具。這就是她們存在的全部意義。作品中的女性體會不到真正的愛情和溫馨的親情,最後或走向異化或走向死亡。

《金鎖記》中的女性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對傳統的倫理道德主動接受者,玳珍與蘭仙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一類是對傳統的倫理道德想妥協而不得者,如芝壽、絹姑娘,她們委曲求全,想用忍耐來保持自己的名聲、地位,試圖在以祭「道德」的決心來度過自己的一生。但就是這樣的願望也不能夠實現,無奈之下以死來實現對這個殘酷現實的不滿與憤恨;另一類是不滿意封建倫理道德社會千百年為婦女安排的「宿命」,為了生存而努力抗爭者。但她們在痛苦的爭扎中總是被一隻看不見的大手所推動和決定,儘管不斷地掙扎,最終都難以解脫。那無可逃遁的宿命般的歸宿,給讀者以徹骨的悲涼。

張愛玲作品中的悲劇性與她生命世界的情感體驗密切相關。張愛玲的出身和經歷使她在對人生的觀察和思考中形成了穩定的思維模式,作為歷經家庭變故與戰爭離亂的女性作家,她對待親情世界,對待人類的生存處境有一種悲劇性的認識。在她看來,「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人生只是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張愛玲以家庭中的日常人生為切入點,以現代意識關注、思考著永恆的人生。在以現代意識關注人生、思考人生的同時,她繼續堅持自己平民化、世俗化的審美追求,堅持自己的藝術個性,這正是張愛玲小說藝術獨特的魅力所在。

(倪萬俐:中傳在讀,代表作《同行》,曾任電台晚高峰節目主持人,南京藝術學院朗誦藝術高級教師。常州廣播電視台《青春告白》大型演講選秀節目總冠軍。多次獲國家級、省市級徵文、演講比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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