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理性看待中國出口依存度

從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除了繼續保持貿易順差之外別無選擇。而認為中國出口依存度已經過高，並據此將繼續推行對外開放國策與促進國內需求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立起來，無疑是不明智的

屈宏斌/文

出口佔GDP比重高，經常被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的依據。不少人在此基礎上提出對外部需求的過度依賴，將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性，進而建議決策層重新考量已經實行了30餘年的對外開放戰略，轉而主要依靠內需推動經濟增長。

推動內需無可置疑，但對中國出口依存度過高這一判斷需理性分析，這一被國內外社會廣泛引用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流於部分數字表面所呈現的現象。

理性判斷對外依賴度數據

誠然，代表外貿依存度的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從1978年的9.7%上升到最高2006年的65%的水平，比任何大型經濟體都要高(同期美國和日本的外貿依存度約佔GDP的20%-25%)。而其中我國的出口依存度(出口佔GDP的比重)也從1978年的4.6%上升到2006年高點超過35%，與之形成對比，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比率為10%-14%。也正是這兩個數字，給了人們中國對外部需求過度依賴的印象。

實際上，儘管人們通常將外貿額以及出口額跟GDP進行對比，希求理解一國總產出中外部需求的佔比，並引申至一國經濟對抗外部經濟衝擊的能力。從歷史經驗看，小國開放經濟的出口依存度高與大國相對出口依存度低這兩種現象被視為相對正常狀態，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今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出口佔全部產出的比重之高，是此前經濟學常識所不能解釋的，從而其可持續性不斷遭到懷疑。

用出口佔GDP的比重來考察一國的出口依存度是一個非常粗糙的估測方式，因為將貿易額與一國國民生產總值價值增值的概念相比本身就不具可比性，而且理論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關於出口佔GDP水平多少才合理的規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隆國強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探討了我國外貿依存度在全球化進程加速的階段，即上世紀90年代以來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指出這一變化表明我國是受益於全球化的主要國家之一，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通過可比方式估算仍在大部分時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而如果僅僅從出口佔GDP的比重高就得出依存度過高的結論，未免有流於表面的嫌疑，不夠嚴謹。

加工貿易比是否造成數據扭曲？

通過出口貿易額與GDP的比率來計算出口依存度，對於加工貿易佔一半以上出口的中國來說難免誇大而失之偏頗，因為出口的製成品價格中包括了進口的零部件價格。如果對進出口數據進行詳細考察，就會發現真實情況並不像表面所呈現的那樣。

我國進口數據顯示，全部進口產品中，中間產品和資本品佔比超過98%，最終消費品僅佔不足2%。而其中按照聯合國廣義經濟分類和投入產出表估算用於加工貿易出口的中間產品和資本品佔總進口的45.7%。測算將顯示，我國與加工貿易相關的進口中，進口零部件佔比在75%以上。

從統計上說，要扣除對進口零部件的重複計算，更科學的方法是估計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運用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與GDP所代表的生產附加價值總和進行比較更具合理性。

而根據估算，中國出口扣除進口零部件後的附加價值佔GDP的比重約為17%-20%，這一比率與大部分大國經濟體基本一致。不應忽視的是，相比其他從事加工貿易的國家，由於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將進口的零部件、半成品加工和裝配成為最終產品的最後一環——進口零部件的加工貿易佔全部貿易的比重一半左右，這一中國特有的現象決定了對於進口零部件價值的重複計算情形尤其嚴重。

隆國強在估計中國對外開放度時運用貨物貿易占第一二產業增加值比率，以及服務貿易占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結合世界銀行關於貿易開放度指數的編製方式進行調整，發現中國的貨物貿易對外開放度在扣除加工貿易重複計算之後處於開放度最低的第七位，而這完全逆轉了中國對外貿易依賴度過高以至不可持續水平的這一認識。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運用既有的統計方法描述中國經濟現實時需要做大量工作，否則很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數據也得出類似結論，亞洲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出口目前已經佔全部亞洲出口的27%，出口到中國的金額較十年前上升四倍多。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中間產品占亞洲對中國出口約60%，而中國出口至全球的產品結構中，最終產品佔60%以上。顯示中國作為亞洲乃至全球製造業裝配中心地位的增強。

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加工貿易的迅猛增長所體現的是我國在全球化產品內分工體系中的份額不斷增長。正如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盧鋒教授的一項研究所表明，如果把貿易順差與當代經濟全球化的全新時代環境聯繫起來，加工貿易已不僅僅是貿易活動；它代表了隨著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配置，其中製造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轉移到中國，與中國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優勢[2401.22 -0.33%]相結合。

換言之，從國際分工形態演變視角看，產品內分工的迅速興起使中國的充足勞動力得以參與到全球整體產業鏈中，成為服務於全球市場的加工裝配基地。外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從其他國家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利用中國勞動力進行加工、組裝、裝配並把最終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這意味著加工貿易順差所代表的主要是勞動附加值，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中國產業工人向全球輸出勞務的圖景。

凈出口變動率才是關鍵

如果從總需求角度看，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才是人們要關注的重點。支出法GDP核算中，區分為代表內需的資本形成與最終消費和代表外需貢獻的凈出口。這一區分更多地體現為會計核算角度上。考察西方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不同就會發現，內外需對GDP的貢獻率在不同時期波動很大，與經濟體的規模以及開放度並不存在穩定的相關關係。

從這一指標出發，中國過去十年平均兩位數的GDP年增速中，凈出口的貢獻率僅為1.2個百分點，這無疑與人們通常的印象差距較大，也意味著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僅為10%左右。

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與GDP增長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從而也無法通過支出法表達的需求方面的周期性變動對GDP進行預測。從中國經濟增長與凈出口的關係看，也可以得出相同結論，經濟增長拉動了凈出口提升而不是反過來，中國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根源在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對外開放以及將國內製造業與國際範圍的競爭相銜接，其間發揮了催化劑及乘數效應。

凈出口既可表現為正，也可表現為負，即表現為貿易順差或逆差。貿易順差和逆差水平的高低並不能表明外需對國內產出的影響，而只有凈出口的變動率，也就是順差和逆差的變動率才是決定外部需求對GDP貢獻率的核心指標。

增長過度依賴出口有待商榷

如果從2004年-2007年間的數據來看，我國凈出口貢獻率達到了平均2個百分點左右，占同期GDP增速的10%(2007年一度超過15%)。即便如此，凈出口對GDP貢獻率也仍然與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當。這一水平與同一時期的美國及日本相比而言比較平穩，因為美國及日本凈出口對GDP增速的貢獻波動很大。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逆轉了這一進程，2009年凈出口對當年9.1%的GDP增速貢獻為-3.9個百分點。儘管今年出口回暖反彈，但強勁的國內投資需求拉動進口增長大幅回升，今年上半年凈出口較去年同期是下降的，因而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是負的，據測算，約為-0.6個百分點。這也意味著，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需求對於整體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百分之百。

若從過去更長的歷史時期看，內需投資及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除個別年份外總是在85%左右，那麼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就成為一個問號。

人們往往容易對經濟增長的原動力誤解為，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實際上，長期來看，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來源。

對於開放國際貿易並將本國產業與全球市場競爭銜接起來的國家來說，採用最先進的生產及管理技術提高效率，是其為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的必然選擇，出口增長通過技術外溢效應推動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有所提升。貿易作為正和博弈，使得所有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能得以在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不對其他國家構成傷害。這一點不僅對小型開放經濟體適用，對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也是如此，對中國經濟也同樣適用。

香港金管局何東也通過投入產出表以及格蘭傑因果檢驗等分析工具，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進行了測算，認為出口對於需求方的國內投資和消費影響，相對於供給方的全要素生產率影響並不顯著，並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實際出口依存度僅為15%-18%。

人民幣匯改重啟之後，面臨全球經濟復甦受阻的現實以及美歐經濟二次探底風險的上升，對於中國貿易順差的批評乃至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很可能再次升溫。而對於貿易順差應放到更寬廣的發展戰略的視野中審視。應該看到，貿易順差不僅僅是一種貨幣現象，順差背後所表現的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化全球生產體系的必由之路。

從發展的角度看，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除了繼續保持貿易順差之外別無選擇。而認為中國出口依存度已經過高，並據此將繼續推行對外開放國策與促進國內需求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立起來，無疑是不明智的。

作者為滙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