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理論探索與命題話語權的建構11

文?? 史?? 哲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2011 年第4期(總第325 期) No??4, 2011( Serial No. 325)史學理論探索與命題話語權的建構陳支平摘?? 要: 理論探索應該是中國歷史學家們的不懈追求, 然而在過去的一百年時間裡, 中國史學理論探索基本上是藉助西方的理論來改造或替代自己原有的思維評判模式, 從而產生了許多削足適履的不良反應。在新世紀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 中國的歷史學以及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 需要的是我們自身的堅持與自信, 而不是過分地對於西方的理論與方法論亦步亦趨。中國歷史學家應該積極地建構和開拓中國歷史學的命題話語權。只要我們自己能夠對於中國的歷史學作出堅實的貢獻, 那麼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 中國的文化學術影響力必然隨之提升, 任何的急於求成和邯鄲學步, 都不是我們推進中國歷史學前進的根本之道。關鍵詞: 史學; 史學理論; 社會經濟史學 史學理論的探索, 是一個讓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家們既感到無比興趣而又十分頭疼的永恆問題。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之所以對史學理論的探索有著無比的興趣, 是因為從近現代以來, 大家深感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治史之道, 過於陳舊呆板, 不能適應時代進步的需求。而西方學界層出不窮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論, 往往可以讓人產生耳目一新的效果。於是, 藉助西方等海外史學理論來充實或改造自己, 成了20 世紀以來中國歷史學界的學術潮流。然而, 這種藉助于海外史學理論來充實或改造自己的理論重構, 卻往往又有削足適履的不良反應, 這當然很讓中國的歷史學家們感到十分的頭疼。筆者試就中國社會經濟的理論與方法論問題談三個方面的想法。一、理論探索必須與中國歷史學的實際相結合 近二十年來, 中國的社會經濟史學研究, 在專門經濟史、區域經濟史以及斷代經濟史領域取得了眾多的成果, 值得自豪。然而毋庸諱言的是, 學者們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理論與方法論方面的探索總結, 似乎滯後於中國社會經濟史實的研究, 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理論和方法論的探索, 對於推動中國經濟史學的研究, 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0 世紀中國的歷史學家運用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 當然首先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的運用, 可以說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學的傳統思維模式, 為中國歷史學重構與進步發揮了毋庸置疑的作用。然而與此同時, 全搬這種理論的學術後遺症, 同樣也是十分明顯的。譬如, 近年來學界反覆討論而糾纏不清的「封建社會」一詞, 就是這種後遺症的顯著體現。 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的一部分學者們, 開始對於全盤照搬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 進行了重新的審視與反思。20 世紀80 年代初, 吳承明先生就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論方法論問題, 進行了具有開創性的思考探索。特別是發表於《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 年第1 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 全面地闡述了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新發展, 以及自己對於方法論的深刻解讀和思考。吳承明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指出: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建立以來, 我們的失, 多半是在教條主義上。對於外國通用的一些經濟學方法, 在我國都有一個先是否定、然後肯定的過程, 而且都是在研究社會主義現實經濟上應用以後, 才引起史學家的注意。在方法論上, 史學家是比較保守的。正因為如此, 吳承明先生對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前瞻性的介紹, 這其中包括經濟計量學、發展經濟學、社會學、系統論、區域經濟史方法, 以及我們耳熟能詳卻又理解有所偏頗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史料學與考據學方法。吳承明先生關於中國經濟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一系列思考探索, 對於這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擺脫陳舊的思維模式, 摸索新路子, 起到了有益的指導作用。 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 我們不能斷然排斥國外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 而是應該予以消化吸收。傅衣凌先生早在在半個世紀之前, 就開始了跨越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的學術研究。傅先生早年在日本受過社會學的訓練, 在研究中特別注重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史, 在複雜的歷史網路中研究二者的互動關係; 注重地域性的細部研究、特定農村經濟社區的研究; 把個案追索與對宏觀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大勢的把握有機地結合起來; 強調注意發掘傳統史學中所輕視的民間文獻如契約文書、譜牒、志書、文集、賬籍、碑刻等史料, 倡導田野調查, 以今證古, 等等。他提出的中國傳統社會「彈性論」、「早熟又不成熟論」、「公私體系論」, 以及「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結構論」等一系列著名論點, 在中國歷史學界特別是中國經濟史學界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著名經濟學家吳承明先生認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 中國傳統社會多元論」和「 明清社會變遷論」, 是自梁啟超提出「 近世」概念以後, 對中國近代史最精闢的看法①, 「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會變遷論』, 提出『從16 世紀開始, 中國在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發生一系列變化』, 但因種種原因, 這些變化有中斷以至倒退, 但最後仍未脫離世界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 我深佩其說」②。傅衣凌先生在消化吸收海外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上的探索, 無疑應該值得我們學習。 20 世紀90 年代初, 方行、魏金玉、經君健諸位先生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結構等一系列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這是一次更有針對性的經濟史理論探索, 其意義不僅在於對以往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研究進行深刻的梳理反思, 而且試圖探討開拓新的理論思維方向, 為新世紀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夯築更為堅實的學術基礎。這次經濟史理論問題的討論, 其成效也是顯而易見的: 人們已經不能習慣於用單線的思維來考察中國傳統社會的所謂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問題了, 從不同的層面和視野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多元經濟結構, 已為新一代的經濟史學者所普遍認同。 老一輩學者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理論方法論的重視以及他們不懈的思考探索, 固然是我們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界的寶貴財富, 但是如果我們年輕一代的經濟史學者對於中國經濟史學理論方法論的思考探索缺乏興趣, 不能很好地繼承下去, 那麼中國的社會經濟史研究, 勢必失去了其不斷發展的理論依據與強盛後勁。中國社會經濟史是根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社會經濟發展史, 中國經濟史學理論方法論, 必須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歷程相結合, 這才是真正紮根下來的理論方法論。希望我們年輕一輩的經濟史學者, 能夠像前輩學人那樣, 在經濟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思考探索上, 走出新的路子。二、加強宏觀研究與命題話語權的建構 大概是受到20 世紀50 至70 年代歷史學界的某些以論代史、泛論空談之風的負面影響, 這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界的研究方向, 有意無意地迴避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問題的整體宏觀審視,而更多地熱衷於具體專題與區域問題的研究, 特別是區域經濟史的研究, 參與的學者不少, 成果也很多。深入開展具體專題的研究和區域性的研究, 固然有助於推動中國經濟史的細部考察, 進而以小見大, 剖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方方面面。但是如果中國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都把主要精力用於細部的考察, 終究無法完全代替中國社會經濟歷史的整體宏觀審視。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構建, 將缺乏其應有的完整性。 筆者一直比較感興趣於區域經濟史的研究, 也曾經為推動區域經濟史研究呼籲倡議過。但是近年來的一些研究成果, 卻不能不讓我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宏觀研究有所反思。舉兩個例子。一是美國學者麥迪森( August Maddiso n) 的一部著作《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近年在中國出版, 該書聲稱在清代嘉慶末葉的1820 年, 全世界的GDP 大約是7150 億美元( 1990 年國際美元) , 而中國佔有2190 億美元, 將近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這個經濟史的數據立即在國內引起了高度重視, 許多政府官員和新聞媒體紛紛向國內的經濟史學家求證, 甚至責怪中國的經濟史學者何以如此愚鈍落後,中國在一百多年前有如此輝煌的成就為何視而不見? 例子之二是我們的同行好友秦暉教授, 就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賦稅負擔問題提出了所謂的「 黃宗羲定律」。這一「 定律」的提出十分引人矚目, 其在經濟學界、政治學界的影響似乎遠遠大於歷史學界, 據說連某些國家領導人都感嘆不已, 更不用說許多地方官員奉為口頭禪, 時加引述。 老實說, 美國學者的所謂1820 年的世界GDP 數據, 是怎麼算出來的? 其可靠性如何? 在嚴謹的經濟史學者眼裡, 都是需要認真考慮印證的。「黃宗羲定律」既然命名為「定律」, 似乎也有許多值得認真論證說圓的地方。儘管如此, 這些論點的提出, 畢竟為我們的社會包括我們的經濟史學界提供了一個可以相互討論的命題。假如我們經濟史學界的同仁都不太關心類似宏觀問題的研究, 提出相應的帶有普遍意義的討論命題, 那麼我們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就將逐漸失去其共同關注的前進方向和學術意義, 更遑論對於社會現實產生應有的借鑒價值。這些年來, 我們的經濟史學者也許以為只有扎紮實實地作好經濟史細部探索之後, 才有可能綜合各種細部的研究成果, 進行宏觀的整體考察。 但在實際上, 這是一個永遠不能夠達到的目標。經濟史的細部研究與整體的宏觀考察應當是並行不悖的, 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 互為補充、互為促進的, 不存在孰先孰後的問題。中國經濟史是發生在中國人身上的社會經濟歷史, 在中國經濟史的整體宏觀研究上, 作為中國的學者, 理應擁有更多的命題話語權, 不應當老是跟在外國人後麵糰團轉, 而不管外國人講得是對還是錯。 近二三十年來, 中國的有些學者之所以熱衷於跟在西方學者的論說後面, 模仿學步, 除了因為受到20 世紀50 至70 年代歷史學界的某些以論代史、泛論空談唯物史觀之風的負面影響而望而卻步之外,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這個時代從封閉走向開放過程中所產生的某種浮躁學術心理。人們急於擺脫舊框架的束縛而尋求新的突破, 最便捷的道路, 莫過於引進搬弄一些可以引人矚目的新概念。 於是, 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的醒目標籤就大量出現在中國的各行各業, 包括我們的歷史學界。現在回頭看起來, 這些年來引進搬弄的一些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論, 並沒有在中國的歷史學界產生什麼太大的學術影響力。無論是法國的「年鑒學派"也好, 還是威廉·施堅雅的六邊型市場理論也好, 等等, 大體如此。事實上, 所謂的"與國際接軌", 本身就存在著一個重心的問題。至今人們所熱衷言談的「與國際接軌」, 似乎其接軌的重心是在西方, 而不是中國。與國際接軌, 就是委屈自身,接他人之軌。這種接軌, 歸根到底, 還是與20 世紀50 年代以來照搬西方的唯物史觀從而所造成的某些「削足適履」的情景並無本質上的差異。我們為何不能讓外面的人來接我們的軌呢? 傅衣凌先生和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學者幾乎是同時代的人。傅先生在中國社會經濟史領域所進行的注重基層社會的細部考察與宏觀審視相結合以及跨學科的學術探索, 與同時代的法國年鑒學派的學人們所秉持的將傳統的歷史學與地理學、經濟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多種社會科學相結合, 把治史領地擴展到廣闊的人類活動領域特別是社會生活史層面, 使得歷史學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聯繫更加緊密的學術意趣, 實實有許多相通之處。然而, 由於20 世紀下半葉中國社會的封閉狀態, 和外國學界缺少應有的交流, 因此, 與年鑒學派在歐洲史學取得主導地位的發展情況相比, 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顯得沉寂, 但是傅衣凌先生在如此艱難的學術環境里, 開創出深具學術生命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 這一事實無疑是不應該被抹殺的, 是應該讓我們倍加自豪和珍惜的。如今, 在國際學術界, ?? 科際整合??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歷史學與其他人文科學的邊界更加模糊, 在互相滲透和融合中產生了許多新興學科生長點。中國年輕一代的史學家們對於法國年鑒學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而傅衣凌教授所開創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特別是區域社會經濟史學, 也已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興趣。美國、加拿大和港台的一些人類學家, 也受到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影, 注重民間文獻的解讀和闡釋。可以預見, 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將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而在國際的學術交流中顯露出應有的互動與影響力。 20 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 中國的歷史學界圍繞著生產關係的演變而開展了一系列的問題討論, 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所謂的「五朵金花」的討論。固然, 這種歷史學命題的產生,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當時政治命題的影響。然而我們應該看到, 這些命題的提出與討論, 吸引了國內眾多歷史學家的積极參与, 開拓了許多中國傳統史學所未曾涉及的研究領域。更有甚者, 由於這種命題討論的話語權掌握在中國的歷史學家手裡, 反而吸引了許多海外學者包括歐美學者的參與。20 世紀80 年代, 中國的歷史學家們對於「五朵金花」及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逐漸失去了應有的興趣, 而海外的一些學者,卻仍然久久興猶未盡。如美國的黃宗智、王國斌, 加拿大的趙岡等人, 陸續出版了許多很有學術影響力的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即使是上面所提到的麥迪森( August Maddiso n) 的《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 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研究, 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上一世紀中國歷史學界關於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市場經濟史研究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西方的政治家及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們, 已經對於馬克思主義失去了其正面的興趣, 甚至視之為洪水猛獸; 此時的中國又處在與世界基本隔絕封閉的狀態, 但是這種掌握命題討論話語權的學術研究, 依然產生了非凡的影響力。這種狀態,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嗎? 中國的歷史學家對於中國歷史學的進步, 應該起到引領性的主導作用。而這種主導作用的發揮, 顯然必須以不斷地建構和更新我們自己的命題話語權為前提, 只有這樣, 我們才不至於永遠地跟隨在外國人的後面, 圍繞著別人設定的命題爭論不休。當然, 我們這樣說, 並不等於就要否定甚至排斥引進和借鑒國外的先進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筆者始終認為,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即使從今天的學術角度看來, 它的正確性與普世性依然無法讓我們忽視。同樣的, 國外的許多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 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其學術上的合理性與借鑒價值, 值得我們去關注和吸取。任何閉門造車、固步自封而沾沾自喜的學術態度, 都是與現代社會文化進步的多元化趨向所不相適應的。三、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問題必須舊事重提 那麼, 我們應該如何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術研究上不斷地樹立自己的命題話語權從而起到引領性的學術主導作用呢? 試圖完整地回答這一問題, 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 這裡要著重指出的是,從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思考, 有關國計民生、社會變革與時代進步的結構性問題, 無疑是我們不斷建構和更新我們自己的命題話語權的主要領地。20 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中國歷史學界圍繞著生產關係的演變而開展了一系列的討論, 之所以至今仍然產生著學術影響, 它的秘密正在於此。 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必須構建自己的命題話語權, 這就需要具備較為敏銳的時代變遷感, 隨著時代變遷及多元文化的前進而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而與此同時, 一些具有反映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基本特徵的主題領域, 也是需要不斷追求探索、持之以恆加以充實的。這就像西方學者對於文藝復興與民主憲政史的不懈研究一樣。不斷開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 固然是我們經濟史學界的一項重要任務, 但是作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基本核心問題, 我們同樣有必要予以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視。 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往往有著「因噎廢食」的通病。許多學者記取了20 世紀歷史學研究過於政治化和概念化的教訓, 對於上一世紀歷史學界所熱心討論的命題, 有些畏縮情緒, 甚至於不屑一顧。近二十年來, 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者們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學者們, 都在努力開拓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 這無疑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人們在尋求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的同時, 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些重要問題而且在上一世紀一度成為研究熱點的課題, 卻正在為人們所遺忘。這其中一個最突出的例子, 就是中國傳統社會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的研究, 以及商業、商人及市場問題的研究。 中國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的重要性, 這是眾所周知而又不容置疑的。學者們之所以在新時期里缺失對於這一極為重要的經濟史問題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與20 世紀經濟史理論教條主義的偏頗以及學界的「一窩蜂」有所關係。然而無論如何, 作為中國兩千年來經濟史的基礎核心, 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不僅直接關係到歷代中國人的繁衍生息, 而且還對國家的興衰、政權的更替, 以及思想文化的陳襲演變, 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原動力式的廣泛影響。即使到了今天, 農業經濟及農村經濟在全社會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但是超規模的農民群體與廣闊的農村社會, 依然在時時地散發出她的巨大的潛在影響力。農村與農民問題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最為嚴峻的社會經濟改革難點, 是任何一個政府所不敢忽視而又必須認真解決的緊迫問題。 通過對於現代中國農村經濟與農民的觀察, 我們不難發現, 現代的中國農村與農民問題, 在本質上與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村及農民問題, 有著顯著的歷史延續性與共通性, 歷史上中國農村及農民所發生的許多事情, 在現代的中國農村, 依舊可以看到它的依樣模式或變異形態。如果說明清時期中國的農民負擔曾經出現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的話, 那麼現代中國農村的「黃宗羲定律」現象難道就完全消失了嗎? 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出現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現象, 但是中國春節喜慶時刻的農民工「 春運」難題, 為什麼僅出現在中國? 當前蔓延於全國各地的「圈地拆遷」之痛, 不正是一千多年來農村土地問題在新時期的反映嗎? 中國農村及農民問題的舊事重提, 是我們經濟史學界永恆的任務。 同樣的, 中國傳統社會裡的商業及商人, 是以農民經濟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多元經濟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而這一問題也曾經在20 世紀中葉引起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由「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所引申出來的中國傳統市場等問題, 以吳承明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經濟史學派, 作出了重大的學術貢獻。但是到了本世紀以來, 大概是人們對於當時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有了某種程度的反思與檢討, 而商業及商人在內的所謂商品經濟, 是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最主要前提,因噎廢食, 年輕的學者們對於這一問題的探索, 也就缺少興趣, 較少有人問津了。 但是, 中國商業及商人問題的重要性, 並不會因人們的研究興趣的增減而有所變化。事實上, 以往學界對於中國商業及商人問題的許多認識, 都有重新討論的必要。上一世紀, 學者們過於執著於中國傳統社會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制」的認知, 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把商業經濟及商人的發展, 與農業經濟對立起來。這種把農業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思維模式, 並不十分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實際。根據筆者的分析, 中國傳統社會裡的農業經濟與商品經濟, 基本上是屬於多元經濟結構的共生體,它們之間有著比較密切的依存關係。當然, 這兩種經濟成份間的某些不和諧現象也是存在的。而這種既和諧又不和諧的經濟關係, 正是我們今後有必要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 近年來, 筆者在明清時期的家族商人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在家族商人的發展演變歷程中,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家族組織、鄉族組織在商人們的經濟經營活動中所起到的某些促進作用。這說明中國的傳統家族制度及其組織, 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跟隨著時代的步伐, 逐漸融入到社會經濟變遷的進程中, 並且在其間發揮著某些積極作用的。中國傳統的家族、鄉族制度及其組織, 作為明清以來社會基層的基本構造, 其文化觀念已經與社會經濟的變遷和發展息息相關, 融為一體。因此, 我們如果從傳統家族文化發展的層面來考察, 則傳統的家族制度可以容納商業經濟的事實, 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的家族制度所具有的比較廣闊的包容性和自身修復與適他功能, 使得中國的家族制度可以不排斥時代的新生事物, 而一旦在社會環境允許和經濟形態變遷的情況下, 家族組織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適應時代所催生的各種新事物, 包括家族組織適應商業市場經濟的運轉模式。中國傳統家族制度完全有可能在近現代的社會經濟變遷歷程中, 發揮比較積極的適應和促進工商業市場經濟進步的作用, 從而保持與時代潮流的共同前進。 從中國近現代企業的發展歷程看, 無論是海外的華人華僑企業, 或是當代的私營企業, 都有著一個共同的顯著特徵, 即這些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帶有家族經營的色彩。這種家族經營的特徵, 往往受到學者們的詬病。但是如果我們從中國家族制度具有包容性和自身修復與適他功能的文化角度來思考, 則中國私營企業的這種特徵, 就不難為人們所理解。更為重要的是, 不管人們對於中國私營企業帶有家族經營色彩理解與否, 這種社會經濟現實卻是始終存在, 而且還必然存在於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甚至可以說, 中國近現代企業帶有一定程度的家族、鄉族經營的色彩, 也許正是中國商品市場經濟及中國工商業企業家有別於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 顯然, 這些帶有中國社會基本特徵的歷史學研究, 是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的, 需要我們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同仁們薪火相傳, 不斷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從而推動學術的前進, 引領中國歷史學的前進方向。舉一個經濟史之外的例子。前些年, 中國的歷史學界及考古學界, 組織多學科的力量, 從事「夏商周斷代工程」, 一度引來了一部分國外學者的批評之聲。我認為, 中國學者從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 就是一項具有建構命題話語權的重要工作。只要我們自己能夠扎紮實實地完成這項研究, 對於學術有所推進、有所創新, 無論是受到國際上學者的讚揚也好, 批評也罷, 都是這一學術命題話語權已經確立起來的一種表現。夏商周斷代年表的重新編定, 只要是科學的, 國際上的歷史學者就不能不採用。其最終的學術地位, 在於其學術命題話語權能否經得起時間的驗證, 而不是口舌之爭。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時間裡, 中國的歷史學, 也包括中國的其他人文社會科學, 在國際社會上的聲音十分微弱。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不斷進步, 包括歷史學家在內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家們, 急迫希望自己的學科能夠在國際上有著比較強烈的展示聲音, 這是十分正常的。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 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已經在這個地球上橫行了很長的時期。作為後進的國家, 任何的文化表述, 都在習慣性上被視為低劣的產品; 更不用說西方的相當一部分人還對發展中的中國帶有莫名其妙的政治與文化偏見。在這樣的處境下, 中國的歷史學以及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 需要的是我們自身的堅持與自信, 而不是過分地對於西方的理論與方法論亦步亦趨。只要我們自己能夠對於中國的歷史學作出堅實的貢獻, 那麼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 中國的文化學術影響力必然隨之提升, 任何的急於求成和邯鄲學步, 都不是我們推進中國歷史學前進的根本之道。希望我們年輕一代的經濟史學者們, 能夠在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理論探索、宏觀研究、命題建構, 以及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基本問題的深入研究探索上, 發揮聰明才智, 開創出嶄新的局面。[ 責任編輯?? 王大建?? 范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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