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和總理衙門

文祥和總理衙門 朱維錚 2009-03-17

在這期間，滿清三易其帝，出現慈禧與慈安兩位太后二度「垂簾聽政」，而恭親王與慈禧的叔嫂鬥法已導致他三度被黜，因此文祥作為總理衙門的實際主持人，對於咸同到同光之際的滿清外交連續與轉折的重要性，應說不言而喻。

據《文文忠公自訂年譜》，他是滿洲正紅旗人，瓜爾佳氏，世居滿洲故都盛京，無世職，靠個人苦讀，得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時年二十七歲。嗣後做京官，由主事而郎中而侍郎，咸豐八年（1858）五月，以內閣學士、署刑部左侍郎，「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見《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隨改禮部、吏部右侍郎，又轉工部、戶部右侍郎。就是說，他四十歲入軍機，不到兩年已遍歷中樞六部的五部。他的政績不詳。英法聯軍迫近京郊，被嚇壞的皇帝準備逃往熱河，遭到眾多王大臣反對，「軍機文祥爭之尤力」（《翁同龢日記》咸豐十年八月初一）。或因此，同年八月初八咸豐帝棄圓明園而「秋獮木蘭」， 在軍機大臣中唯獨留下文祥。

同時，咸豐帝起用御弟恭親王為欽差大臣，留京為英法聯軍議和，而指定大學士桂良、戶部右侍郎文祥，為其輔佐。恭親王於外事隔膜，他的岳父桂良年老昏聵，因而與英法聯軍談判，唯靠文祥。

《翁同龢日記》表明，這位咸豐六年狀元，早在注視文祥動向。他記咸豐帝出逃後，北京大亂，「署步軍統領文祥，忠義奮發，周視九門，守城兵不滿萬人，駐守各門者多滿洲一二品大員，不受節制也。文公力任開倉放米，戶部侍郎寶鋆亦力任開庫撥銀，人心稍定。」（見該日記咸豐十年八月十一）步軍統領，相當於後來的首都衛戍司令。但文祥臨危受命，北京九門沒有一門的滿洲駐軍將領聽其指揮，無非因為品級比他高。他還是與同為關外滿人的寶鋆合作，極力安撫京師駐防旗人，使北京免遭更大混亂。

以後清廷與英法俄相繼簽訂「北京條約」。流亡在熱河的咸豐帝及其「總理行營王大臣」，多半照準。留京的王大臣，既然被賦予同英法俄美談判的全權，既然已享有熱河行宮與北京政府及各行省聯繫中轉的特權，而皇帝又躲在熱河遲遲不肯「迴鑾」，那麼恭親王在北京不是朝廷的表徵嗎？因而，當咸豐十年冬，流亡皇帝因處理夷務而要求恭親王等「妥議章程具奏」，同年十二月初三（1861年1月13日），恭親王、桂良、文祥便「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表明恭親王們早有準備。其附件章程六條，最重要的是第一條，「京師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文祥的傳記資料，可知這點子是他出的。從此清廷便有了專辦外交的部門。

如前已述，滿清自雍正、乾隆父子越來越視國事為皇帝家事，甚至連奉旨可以說話的科道言官，敢於批評皇帝的親信奴才，也被他們認作干預皇帝的家事，不遭貶黜，便遭流放。他們的繼承人嘉慶、道光、咸豐三帝，一個比一個更無能，卻越發借口祖制，唯恐政府體制稍有變動，便削弱皇帝的個人獨裁。因而，當年咸豐帝批准在北京設置總理衙門，一是強調其性質在於「通商」，二是由給於關防而示其為臨時性特設機構。豈知形勢已變，恭親王和文祥、桂良，通過掌握與英法俄議和的全權，而留京王大臣唯彼等馬首是瞻，已形成足與咸豐帝及其「總理行營」王大臣抗衡的另一個權力核心。

於是，咸豐及其行營王大臣，面對重組的權力二元格局，不得不屈從既成事實。經恭親王一辯，咸豐帝便同意取消總理衙門關防內「通商」二字，等於出默認它是外交部，而不是外貿部。但關防依舊，表明咸豐帝及其親信，仍視此衙門為臨時機構，不可列入祖傳的內閣編製。

結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儘管地位重要，儘管已從軍機處奪取了外交決策權，但歷經咸豐、同治到光緒三朝，它還是臨時機構。直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流亡在西安的慈禧政府，被迫同意辛丑和約，為博「與國之歡心」，而下詔改官制，首先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列於「新官制」之首，就是說時隔總理衙門設置四十年，才將它由臨時機構改為正式部門。不僅如此，「新官制」還規定外務部在尚書、侍郎之上，還設總理大臣、會辦大臣，等同於內閣總理，其職常由領軍機大臣兼任。這個變化，發生於文祥去世四分之一世紀。

晚清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為當時事實上的外交部或更高層次的對外政軍商文的統籌機構，在體制中如此重要，卻因其臨時性，在號稱正史的《清史稿》的表志中甚至不列專篇，不僅可笑，而且荒唐。

滿清是保存中世紀中國君主專制形態的最後一個王朝。君主專制，無論古近中外，權力運作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治，「人在政存，人去政息」，或者說「有治人無治法」。所謂治人，並非如孔子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是往往相反，「不在其位，要謀其政」。在咸豐朝，肅順不過是宗室庶子，直到咸豐十年「行在」至熱河，才由御前大臣、戶部尚書，晉協辦大學士、署領侍衛內大臣，終身未入軍機處，就是說從未有「宰執」名義，卻權傾朝野。與他相對，文祥雖早入軍機，官僅侍郎，但在留京王大臣中位卑而權重。正如咸豐帝死，肅順成為熱河行在顧命八大臣的實際領袖，而文祥也早為在京的恭親王第二政府的主要決策者。辛酉政變，恭親王與慈禧內外勾結，搞掉了肅順為權首的顧命大臣。其間文祥的作用，史闕記述。但《清史稿》將他與文慶、寶鋆列為同傳，特別稱道他「洵社稷臣」。美國的中國史家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名著《同治中興》，也認為他是總理衙門的「主要決策人」。因而文祥在晚清對外關係史上跡近埋沒，當然需要再研究。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重讀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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