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造就北大之「大」

北京大學紅樓

北京大學紅樓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沙灘五四大銜，為「工」字形四層紅磚樓，建於1918年8月，是當時北京大學校本部、圖書館和文科教學樓。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以後，延聘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到北大任教，紅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中，紅樓和它北面的民主廣場成為當時愛國活動的主要場所。1918—1919年，毛澤東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

蔡元培造就北大之「大」

公元1916年年底，蔡元培接受出任北大校長的聘請，執掌中國的最高學府。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赴任。這年他50歲，剛屆天命之年。

那天，校門口排著一隊畢恭畢敬的雜役，歡迎這位新到任的校長。當蔡元培走近這一列工役的時候，校工們按照禮節，向新校長行禮。但是他們鞠躬之後肅立在校門前，卻驚訝地發現，這位新校長竟然向他們面前走幾步，表情好像誠惶誠恐的樣子，摘下禮帽，非常尊重地向他們回禮，以標準的西方人的姿勢，也鞠了一個躬。

當時蔡元培在國內鼎鼎大名，然而就是他，竟然向在其他人甚至是這批人自己眼裡都無足輕重的僕役鞠了一躬！不僅校工們吃驚，就是聞訊趕來先睹新校長風采的眾多學生，也大為驚訝。蔡元培的這一鞠躬，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他針對學校的風氣，告誡同學應「砥礪德行」、「敬愛師友」、「服役社會」，而他放在首位的，是「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他說：

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教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蔡元培這裡表明的，其實就是他後來的施政綱領。他奉勸學生珍惜光陰，勤奮學習，而他本人所做的，就是為學生創造一個最適宜於學習的環境。這個環境，不光是指提供完善的物質設備，更是指聘請優秀的教師，以利於學生知識的長進、道德的提升與研究興趣的培養。

蔡元培在1922年3月發表的文章《教育獨立議》中說：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

蔡元培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幫助一個人「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其實就是魯迅的「立人」思想。魯迅在《文化偏至論》里說：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意思是說，國家的存亡取決於人，而人的優劣，則取決於有否真正的個性。

蔡元培關於教育目的的論述，今天我們讀來還是特別親切，他是抓住了教育的本質。

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說：

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說，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主義，歸根到底是學術上的自由、民主。他認為：

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地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

蔡元培提出了人才難得的思想，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人才。

蔡元培邀請陳獨秀到北大任教，陳獨秀不想受聘，因他在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苦口婆心，反覆勸他把雜誌搬到北京來辦。也許感動於蔡元培的誠懇，陳獨秀最終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學長，而《新青年》編輯工作自從轉移到北京後，與北大合在一起，聚集了一批銳意革新的文化勇士，風雲際會，成就了新文化運動。陳獨秀等人在中國現代文化、思想方面的影響，使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蔡元培1868年生，生肖是兔，陳獨秀小他十二歲，生肖恰好也是兔。蔡元培引陳獨秀入北大，是一隻兔子引來了另一隻兔子。

我們再來看第三隻兔子。

陳獨秀向蔡元培舉薦胡適，蔡元培1917年1月13日正式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後，就請陳獨秀寫信告訴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胡適，代為轉達他的意思，請胡適回北大任教。胡適這時正在撰寫博士論文，然而，因為他的導師杜威對他不能專心於學問有所不滿，所以他的論文並沒有通過，也就是說，胡適回國後被稱為「博士」，是不符合實際的。

胡適的成就當然與博士一紙文憑沒有太大關係。他的聲名，首先起於他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話文學的論文。胡適提倡白話文學的銳氣這時被蔡元培看中，因此是作為「人才」加以引進的。蔡元培說：

延聘教員，不但是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種標準，雖不是一時就能完全適合，但我們總是向這方面進行。

巧合的是，胡適比陳獨秀小十二歲、比蔡元培小二十四歲，屬相也是兔。所以後來有人說，是「三隻兔子」引領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個屬兔的文化人，也是三個造就了中國現代文化一個光輝傳統的文人，在北京大學聚首，開創了一個時代。

梁漱溟在當時非新非舊，自學成才，蔡元培聘請他到北大任教，最能體現蔡元培執掌北大的包容性。梁漱溟1916年接受蔡元培的聘請，第二年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及中國文化。梁漱溟當時年齡不過24歲，而北大的學生當中就有他少年時的同學如雷國能、張申府等人，學生里後來相熟發展成為朋友的，也有顧頡剛、馮友蘭、朱自清等人，而年齡最大的一個譚鳴謙（後以譚平山之名行世），已經年近三十。同時，梁漱溟對佛家唯識一宗雖然甚有研究，但也老實向蔡元培交底，說對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其實所知甚少。

蔡元培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梁漱溟也說不知道，蔡元培就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這樣，一席話打動了他，梁漱溟也就很難再推辭了。

於是，年輕的梁漱溟就進入北大哲學系，成為講師。

梁漱溟記得他1923—1924年講儒家思想，聽課人數最多，情形也最為熱烈。同學中彭基相、余文偉對梁漱溟的唯心主義歷來沒有好感，每次上課都說，「我聽聽他荒謬到什麼地步」。

在當時，北大風氣更新後，以哲學系最為興盛。系中既有胡適這樣的「明星」老師鼓吹新思想，又有梁漱溟這樣的人守護傳統文化，雙方雖然沒有形成直接的對立，但在學生眼中，無疑也是屬於「對台戲」。

各種論爭和駁訐，在北大課堂上也是層出不窮。比如，當年教文字學的有兩個人，一位錢玄同，一位黃侃，恰好一新一舊。某天上課，眾人正聽錢玄同上課，也在對面教室里上課的黃侃突然大聲地罵起了錢玄同。學生都覺得很尷尬，但錢玄同滿不在乎的樣子，照樣講課。罵人者算不得有風度，被罵者倒不失雅量。

這樣的長期熏陶，可以促使學生逐步習慣獨立地鑽研問題，並真正感到思考的愉快。

北大從這時開始，形成了學術自由的風氣，並成為傳統。

蔡元培網羅了當時社會上的一批學界名流，匯聚於北大，北大之「大」，正在於此。蔡元培的功績，也正是由於他造就了當年北京大學之「大」。

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說過：「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凡是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學府，都是因為有傑出的大師而著名，而非有世界一流的大樓而著名。

1918年4月14日，北大開辦「校役夜班」，蔡元培到場發言。他並不高調，說夜課對在座的「人民群眾」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鞏固現在的職位，二是可以為將來另謀高就作準備。

1920年1月18日，北大又開設「平民夜校」。蔡元培首先講演，他說：

此事不惟關係重大，也是北京大學准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可以進去。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開辦「平民夜校」，實際上就是打通學校和社會之間的圍牆，拉近兩者的距離，把自由、平等的空氣，擴大到社會上去。

1920年3月11日，《北大日刊》專門介紹了首批進入北大旁聽的9位女生。1920年秋季開學，北大招收正科女生。北大從此實行男女同校，開風氣之先。

蔡元培在北大的可圈可點之處，不能不說到一件事。對於「五四」運動中走出校園上街遊行的學生，蔡元培深信學生的舉動「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不得不關心學生的安危。在警察廳逮捕了幾十個學生後，蔡元培聯合北京專門以上十四校校長在北大集會，討論營救學生方法。之後，費了些周折，終於解救出了被捕的學生。

蔡元培生活的年代，是清朝滅亡、民國興起，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時代變革中，他作出了自己的建樹。

傅斯年這樣評價蔡元培：

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之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覯。

蔡元培曾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建立現代教育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礎。

對於蔡元培的功績，梁漱溟這樣評價他：

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現在一提起北大，就自然想起了蔡元培開創的北大，這就是他的遺風尚存吧。

2012、9、28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