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區域性」特徵與東亞安全研究

　　內容提要：維護東亞區域內持續的穩定、和平與繁榮，既是21 世紀國際安全研究最為棘手的問題，也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面臨的重大挑戰。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並不能有效地解釋東亞安全不斷出現的問題和未來有可能的發展趨勢。如何發揮中國學者在東亞安全領域內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並不是單純借用已有的以「歐洲經驗」或者「北美經驗」為主體的國際關係理論,而是在以這些已有的理論為分析工具和參照物的同時，建立新的「研究計劃」，利用東亞安全研究中不斷出現的「新事物」和「新特點」，測試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唯如此，才能真正在東亞安全研究中創新，才能有效地發展出既能夠更好地指導現實政策、又能提高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水平的理論。

　　關鍵詞：東亞　區域　安全研究

　　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研究是國際安全研究的「顯學」。學者們普遍認為，和歐洲、北美等全球政治經濟中的其他重要地區相比，東亞的安全構造是最不確定的。東亞地區安全中欠缺幾乎所有的穩定要素，例如，沒有一個區域性的多邊安全制度、大國崛起、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的多樣性、領土爭議、歷史問題以及冷戰在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地區的殘存等等。[1] 這些研究大都集中於運用已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來「質疑」和「探討」東亞為什麼無法形成有效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究竟增進了安全還是削弱了安全、國內政治與經濟環境變化所產生的認同改變以及東亞區域層次上的權力結構變遷問題。與此同時，主張根據東亞區域政治經濟與地理、文化和歷史特徵來梳理區域安全研究的理論架構和分析工具，已經成為區域安全研究的主要關注對象。[2] 未來東亞的地區安全局勢，究竟能形成長期的穩定格局還是將爆發新的大國對抗? 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後冷戰時代的安全研究無一例外地將東亞安全的走勢看作是最重要的戰略性議程。特別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東亞的區域安全格局究竟將如何演變，未來的東亞將出現什麼樣的權力結構和戰略態勢，已經構成了東亞安全研究的重大議題。[3] 然而，學術界普遍忽視的問題是，冷戰後的東亞安全研究並非只是局部國家的變化或者局部安全細節的變化，更不是單一的分析要素——權力、制度或認同——的變化。後冷戰時代的東亞是一個整體的區域性變遷過程，未來東亞安全結構的重建也必定是東亞歷史、傳統、區域政治經濟以及各種「東亞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什麼是東亞安全研究不同於歐洲、北美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獨特的「區域性」( regionality) ? 這些東亞的「區域性」特徵究竟會如何影響東亞地區安全的演變? 顯然，單純運用基於「歐洲經驗」或者「美國經驗」而得出的已有國際關係理論來檢討和比照東亞安全的「問題」與「可能性」,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東亞安全研究發展的需要。本文將從探討東亞安全研究中的「區域性」問題入手，試圖強調東亞安全研究必須不斷增加和拓展新的研究計劃和研究內涵，而並非只是單純依靠已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來規範東亞安全研究的「問題領域」。筆者認為，只有將東亞安全研究中獨特的「區域性」特徵加以進一步的澄清，才有可能真正增強東亞安全研究的現實針對性，才能提升中國學術界對國際關係研究的「中國貢獻」。

　　東亞地區安全研究： 「區域性」問題的提出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研究中，重視「區域」層次的分析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研究方向。傳統上，國際關係學者歷來強調理論的普世性，絕大多數人都把從區域安全和國別研究中產生的經驗總結，抽象到「全球」的意義。儘管「區域研究」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從未產生過獨立的「區域變數」。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廈中，分析層次分別是由國際系統、國家和人所組成的。這三個分析層次幾乎涵蓋了國際關係所有的研究領域。通常所說的「區域研究」都是在這三個層次上的研究，區域的歷史、文化、種族、經濟、政治與外交關係的特殊性雖然是區域研究的重點，但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變數可以讓學者們去思考或者分析其對區域內國家行為究竟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和作用。國際關係理論常常故意排斥「區域」作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分析層次( unit level) 的存在。肯尼斯·沃爾茲在其名著《人、國家和戰爭》中就提出了國際關係分析的三個「意象」(images) ——人、國家和國際系統。他認為第三個意象——國際系統——「設定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沒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們也將無法了解決定外交政策的力量; 第一和第二意象代表了國際關係中的各種勢力，但沒有第三意象的話，我們也就無法發揮第一和第二意象的作用，並預知它們的行為」。[4]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一是因為以往的國際關係理論一般都強調國際關係的系統要素對國家行為的作用，過於相信國家行為的理性選擇與理性互動原則。學者們相信，基於理性主義的國家行為分析、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分析框架和抽象模式可以運用於世界政治——地球上所有的區域; 基於理性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抽象和概括是沒有「例外主義」的。經典的國際關係教科書更是常常跳過對不同區域的特別關注，而將泛區域的理論總結置於整個國際關係的中心位置。[5]

　　二是因為國際關係研究歷來都有「大國研究的偏見」 ( great power bi2as) ，認為只有研究系統層次上的大國關係，才能真正掌握與解釋對國際關係有著至關重要影響的戰爭、和平與合作等重大問題。沃爾茲就曾明確指出： 「國際政治的一般理論必然是著眼於大國關係。」[6] 列維(J ack Levy) 則強調： 「均勢理論及其相關假設總的來說，就是大國行為的國際關係理論。」[7]其結果是跨區域的大國關係遠比單純的「區域安全」更重要，「區域安全」的主題往往也是研究大國在區域層次上的互動與行為，並總結這些互動和行為對系統層次上大國關係的意義和作用。區域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充其量只是不同的「政治單位」、「經濟單位」和「地理單位」，而不是真正的「分析單位」，更不是方法論中得到公認的「結構單位」。在比較政治研究中，跨區域的比較更是少而又少。國際關係理論的「大國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戰的產物。二戰後的冷戰結構使得不同的區域被壓縮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全球對抗的世界體系之中，區域的發展歷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於美蘇全球戰略需要和這兩個超級大國的直接影響。區域的特點在相當程度上被這樣的兩極結構所淹沒了。正如赫德利·布爾( Hedley Bull) 所言： 「只有冷戰後的世界，才能成為更加區域化的國際系統。」[8]

　　冷戰結束以後,「區域」在掙脫了美蘇世界性對峙的束縛之後，在國際關係中的意義和作用不斷地增強。這一方面是冷戰的結束讓區域問題的解決和區域的發展成為了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動力。冷戰後的單極體系雖然是國際系統的權力結構特徵，但各個區域對單極體系的反應卻非常不同。美國的單極霸權影響區域事務的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在從冷戰時代為了抵消蘇聯的全球擴張而進行的直接區域捲入和干預，變成有選擇的前沿駐軍、預防性防禦、軍事和「平衡者」角色。正如卡贊斯坦( Peter J1 Katzenstein)所言，世界正在成為「區域的世界」，不同區域自身回應和解決各種安全與發展問題的方式讓世界政治有了展示其未來的真正「鑰匙」。對「世界政治的解答就是對美國主導下的區域世界的探索」。[9] 不分析不同的區域特點，冷戰結束的國際關係意義就無法得到清楚的表述和認識。

　　另一方面，目前的全球化進程對世界各個區域的作用十分不同。這不僅是指不同區域所經歷的全球化程度不同，全球化對各國政策與自主性的影響也十分不同，更重要的是不同區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構造迥異。分析全球化所導致的國際關係後果，只有在區域研究的基礎上才能有一個準確的判斷。[10]「全球化」並不能作為一種「系統要素」，難以跨區域地對所有的地區產生同樣的影響。因此，世界政治結構中的區域性差異已經開始出現，全球不同區域的不同發展歷程本身是當代國際關係最重要的發展內涵。只有將「區域」當作基本的「分析單位」 ( unit of analysis) ，才能更好地解答和檢測全球化以及冷戰的結束所導致的影響和作用。[11] 如果將區域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析單位和分析層次，那麼，國際安全理論甚至整個國際關係理論，都需要逐步發展出一種「中間領域理論」 (mid2range theory) ，以便能更好地對應解釋包括東亞安全在內的不同區域的不同安全問題。這已經成為冷戰結束以來安全研究中正在不斷擴大的一種觀念和努力。[12] 1992 年，美國總統布希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倡議時，兩位丹麥學者就提出了「誰的秩序」的疑問，認為世界政治中的不同區域由於對全球化和冷戰終結的感覺與反應不同，對「新秩序」的理解取決於區域內部「社會性交往關係」 ( societal relations) 中不同行為者的互動過程。[13] 為此,《國際研究評論》季刊曾專門組織討論，發出了加強國際關係理論中區域層次研究的呼籲。[14]

　　抓住「區域性」特徵、超越現有研究中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爭論

　　當前的東亞安全研究可以說是新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的結合體，即便是新現實主義學者也常常綜合不同流派的安全理論來解讀和預測東亞政治的未來。各種不同安全研究範式在東亞區域安全中的運用,使得冷戰後的東亞安全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性成果，為我們認識東亞安全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和觀察視角。[15] 然而，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學術界對東亞安全研究的主流範式還是新現實主義。這一點是由東亞安全的區域特點決定的。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區域性多邊合作制度，由於區域內還存在尚未解決的領土與歷史爭議，由於國家間關係還處在不確定的轉型時期，各國政府的角色、戰略與政策傾向依然還是東亞安全研究不可迴避的重點。正如謝爾頓·西蒙(Sheldon Simon) 所指出的： 「迄今為止，主導性的東亞安全研究還是基於現實主義。那就是說，最終的和最重要的，東亞國家都會繼續保護它們的主權。」[16] 但東亞安全的「區域性」特徵究竟是可以被「歐洲經驗」改造的，還是從本質上來說東亞的「區域性」將發展出東亞未來獨特的「非歐洲經驗主義」和「非美國化」國際關係理論的安全構造，對此，現有的東亞安全研究涉及得非常少。

　　現實主義者常常是「悲觀主義者」，但悲觀的理由卻並非都是現實主義的。無論是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都總是從「歐美經驗主義」主體出發來分析和探討東亞安全。結果，東亞安全的研究議程充其量只是擴展到多個分析要素的「共同決定論」，而不是在探討東亞特殊的「區域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造和發展現有的國際安全理論。

　　例如，冷戰後美國學者圍繞著歐洲戰後秩序發展的「制度」因素而展開討論，受此影響，眾多現實主義學者對冷戰後歐洲安全前景較為樂觀，而相比較而言對亞洲的安全前景卻極不樂觀。范·埃弗拉(Van Evera) 認為,歐洲由於以歐共體( EC) 為代表的地區合作進程的發展，已經建立了緊密型的經濟與政治合作機制，形成了「安全共同體」，因此歐洲的未來不會回到1945 年之前的列強爭霸的戰爭局面。[17] 在許多學者批評米爾斯海默從進攻性現實主義安全範式出發所發出的「歐洲安全悲觀論」的同時，東亞與西歐對比所欠缺的安全制度的力量、民主制度的普及以及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支撐，讓許多現實主義學者擔心後冷戰時代東亞政治將會進入衝突時代，理由之一就是東亞沒有地區性的安全制度，也沒有地區性的經濟合作框架去緩和與調整各國的安全爭議，因而「安全困境」的消極作用將更為深刻。[18] 由於日本經濟在「泡沫化」破裂之前咄咄逼人的態勢，有的分析家認為美國和日本也將重新進入地緣競爭的時代。[19] 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們也特別注意到了「歷史問題」在東亞的嚴峻性。他們運用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認為在東亞沒有解決的「歷史問題」造成的直接惡果是區域相關國家彼此之間的相互認同程度很低，相互不信任成為了區域內國家難以消除的知覺特徵。這不僅進一步加大了「安全困境」作用下各國在戰略層次上出現的對其他大國政治與軍事力量發展的警覺甚至敵意，而且「互不信任」很可能招致直接的戰略對抗和衝突。為此，有美國學者堅信，如果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從東亞撤軍,中日等國將很快進入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因為基於「歷史問題」的戰略不信任幾乎是根深蒂固的。[20] 一種流行的觀點是相信未來的東亞安全將不可避免地由於權力、財富以及威望的爭奪，進入一個以新興大國間多極對抗為特徵的時代。

　　「悲觀主義者」相信，「多邊主義」在東亞的薄弱、區域制度的匱乏以及深植於歷史問題的不信任同樣也影響和削弱了區域經濟合作進程。APEC 作為鬆散的區域組織雖然在1993 年西雅圖會議前接納中國的加入，但區域合作背後的權力政治考慮和各主要區域國家戰略上相互信任的缺乏，卻成為阻礙東亞地區安全合作進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1] 他們儘管意識到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程對東亞區域的影響以及東亞在中國發展起來之後區域經濟實力新的增長，但依然認為東亞安全議題中的「權力政治」因素幾乎是難以解決的，這是東亞基本的「區域特徵」。[22] 東亞區域顯著的國際關係特徵似乎註定是現實主義的： 大國雲集、大國關係的戰略信任存在疑慮、民主國家與轉型國家共存而導致的國內製度上的差異、競爭性的領土與歷史問題，以及地理位置兼具海洋與大陸雙重特徵而產生的嚴重「安全困境」。即便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Josep h S1Nye) 也承認，他在1995 年負責制定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報告時，特別需要「一劑健康的現實主義」。[23]

　　相對而言，現實主義的「樂觀主義者」則是對東亞政治、特別是對中國政治的「理解派」。他們對中國在後冷戰時代和平外交的體認比較深刻，也更能夠通過中國改革開放後所出現的歷史性發展進程審視和看待中國、較少抱有西方的意識形態的成見。從這個角度來說，也可以認為這些現實主義的「樂觀主義者」是美國東亞戰略觀察中的「中國重心派」。他們認為美國要想在東亞保持自己的戰略地位和商業利益，最重要的是與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建立起可以管理的、穩定的戰略關係。為此，他們從東亞政治的歷史傳統出發，認為美中關係的戰略穩定來自於中國是「大陸國家」、而美國及日本都主要是「海洋國家」的地緣戰略事實。由此出發，認為中國只要不向東亞大陸外延的海洋國家擴張、與美國和日本競爭海洋強國地位，東亞的戰略秩序就可以形成以中國為代表的「大陸強國」和以美國為代表的「海洋強國」之間的均勢關係。只要美國無意於在東亞大陸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不去壓縮中國在大陸的安全空間，尊重中國在東亞大陸的安全利益，美中兩國就可以在東亞建立穩定的「兩極體系」。[24]「樂觀主義者」對於中國政府在戰略選擇上的看法也相對比較積極，認為在經歷了以前的貧困、動蕩之後，改革開放的中國需要實現的目標是如何為自己的民族贏得尊嚴、繁榮和發展，並非是一種具有強烈擴張性質的國家。中國大戰略的核心是要爭取成為經濟強國,而不是全球性的擴張大國。中國的權力性質和歷史上其他的大國相比，是偏於「保守的」、謹慎使用武力的。[25]

　　綜合起來說，現實主義的東亞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區域安全議題的「結構與進程」 ( st ruct ure/ process) 兩個各自獨立但又相互聯繫的分析層面。其分析架構既集中在「第三意象」 ——國際系統層次上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作用，也擴展於「第二意象」 ——區域內國家「單位層次」上的互動關係。現實主義的東亞安全研究者都採取這兩個層面的分析方法。「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的區別，很難說是因為更側重在哪一個分析層次而得出了不同看法，但總的說來，「悲觀主義者」偏好「第三意象」的分析，而「樂觀主義者」更注重「第二意象」的研究。對「第三意象」的重視讓東亞安全的分析家們重視世界體系的轉型，並從這種轉型中去重新建立美國對東亞安全認識的「國家視角」。一方面，他們認為，冷戰結束後由於兩極體系的崩潰，「世界政治的主導趨勢將不可避免地是『區域化』而不是『全球化』，是『分散化』而不是『統一化』。自由經濟秩序的衰落以及遺傳性的貿易集團對峙是這一趨勢的重要代表。」[26] 形成這一看法的最重要的原因來自於結構現實主義的經典判斷，即國家總是為了贏得安全而不斷地追求自主的權力，兩極體系是最穩定的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27] 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大多數的現實主義者認為美國主導的「單極霸權」體系可以得到維護與持續，單極霸權可以最大程度地符合美國的利益。因而結構性現實主義者中的多數擔心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威脅和挑戰，擔心「區域的多極化進程將成為國際政治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特點」。[28] 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來說，建立在歐洲經驗主義基礎上的對「多極體系」的恐懼和擔憂，是一種普遍的認識。但冷戰後美國對東亞安全的認識，不僅在於擔心歷史上多極的系統權力結構所造成的頻繁衝突，更在於不想讓美國的全球霸權受到挑戰，不想再回到受到致命制衡的核恐怖均衡與全球戰略對峙中去。因此，從「霸權穩定」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出發，維護東亞區域內的美國霸主地位，就是讓美國能夠為其他國家提供「公共安全物品」，以換取各國在戰略與安全利益上對美國的遵從,而任何有潛力和可能性挑戰美國在東亞單極霸權的國家都是美國最主要的「對手」。

　　現實主義者採用「第三意象」分析層次審視東亞安全，其結論幾乎都是懷疑性質的。從「結構」的層次分析東亞地區安全，「悲觀主義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他堅持認為中國的崛起代表了國際政治中難以抑制的大國衝突進程，因此主張： 美國想要避免未來和中國走上戰爭或者直接軍事衝突的道路，就應該馬上開始對中國實行「遏制」(containment) 政策，就如同在冷戰時期美國「遏制」蘇聯一樣對待中國。[29]即便是溫和性現實主義者，出於美國自身安全戰略的需要，從「結構」的角度也往往看到更多的不確定性。國家由於實力增長的不同必然造成國家間權力分配的變更，國際系統層次上的權力結構的改變必然對國家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形成同盟的重組、甚至新的對抗性軍事集團的出現。這在東亞可能將會變得尤為突出。理查德·貝茨(Richard Bet t s) 認為，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因而世界體系的權力結構是「單極」結構，但結果卻反而有可能助長東亞地區的多極化趨勢。美國雖然有能力控制東亞的軍事衝突，但美國對全球安全承擔義務，這是單極霸權難以避免的「自我流動」效應( self2liquidating effect) 。[30] 冷戰結束後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被認為是中國追求「擴張性」大國戰略的必然步驟，因為這將大大增強中國的「力量投射能力」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y) 。結果是東亞其他國家也必然跟隨發展軍事力量，軍備競賽將會出現，在東亞區域內的戰略競爭將會大大增強。日本、中國和東盟將會相互影響去追求能力的擴張。[31] 因此，東亞地區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體系的終結肯定將會使地區安全局勢更加富於不確定性，並呈現「安全困境」的消極作用螺旋上升的緊張局勢。[32]

　　在「進程」的分析層面上，「非沃爾茲學派」 ( non2Waltzian) 的現實主義者堅信「非結構要素」的作用，認為不能單純從「結構要素」分析後冷戰時代的全球與區域安全議題。羅伯特·傑維斯早就主張判斷國家行為是接受衝突還是傾向合作，許多因素都必須在單位分析層次上才能得到科學考察。他主張用「第一意象」以及「第二意象」的分析層次來審視國家的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33] 冷戰後現實主義學者通過「第二意象」來分析歐洲安全，得到了許多經驗及理論的總結，進一步說明了「非結構要素」促進地區穩定與安全的重要性，產生了在歐洲安全分析上的「樂觀主義」。[34] 但由於「歐洲經驗」缺乏在東亞的可比性，反過來卻又以「歐洲經驗」為鏡子，照射出了東亞安全的困境。現實主義的「歐洲樂觀主義」到了東亞，戲劇性地變成了「悲觀主義」。

　　加強「區域性」研究、推動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雖然「歐洲經驗」的安全研究同樣也可以產生對東亞的「樂觀主義」,但無論是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還是建構主義的「樂觀派」的理由，同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歐美經驗主義」而不是東亞「區域性」特徵基礎上的。

　　埃弗瑞·古德斯坦(Avery Goldstein) 認為，19 世紀後半期德國俾斯麥時代的「自律」政策，可以成為中國崛起過程中參照的依據。如果中國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能實行「俾斯麥政策」 ——在核心利益上強硬，但並不觸動主導大國的戰略性利益，中國的和平崛起依然是可以實現的，穩定並不會受到根本破壞。[35] 此外，多數從「第二意象」研究中國在東亞戰略性影響的學者，從中國採取的睦鄰合作以及和平外交政策出發，認為中國一直在崛起的過程中爭取向國際社會提供其和平意圖的「戰略保證」 (assurance) 和對周圍國家的「戰略兼容」(accommodation)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東亞區域內的「權力變遷」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相應上升，並對美國一定程度上構成「損害」; 但這樣的損害並不是「致命的」，或者說並不會實質性地傷害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他概括了中國崛起的七種模式，並認為沒有一種模式會出現中國用軍事手段威脅世界秩序的局面。[36] 羅伯特·羅斯(Robert Ro ss) 則認為，20 世紀90 年代後期以來，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是穩定的，美國需要通過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來遏止中國可能出現的軍事擴張主義前景; 而中國則除了在台灣問題上顯示了不惜通過武力解決問題的決心之外，在其他的區域問題上並沒有通過軍事手段挑戰美國的意圖。特別是中美兩國都不希望「台獨勢力」的挑釁打破這種東亞區域層次上的戰略穩定關係，因而中國和美國聯手遏止「台獨」成為了雙方共同的戰略需求。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秩序不會給「台獨勢力」提供真正的活動空間。[37] 對於除了中美關係之外的其他地區性安全挑戰，中美可以通過兩國的戰略協調來共同應對和解決。因而中美在地區穩定、繁榮與合作上可以形成重要的共同戰略利益。

　　其結果是東亞安全研究在冷戰後無論是從「結構」的分析層次，還是從「過程」的分析層次出發，壓倒性的價值和主張從美國學者的角度來看一律都是冷戰時代美國主導下的「霸權穩定」論。美國的地區力量優勢被普遍認為是保證東亞秩序的核心。這一核心的基礎既包括美國通過前沿駐軍和同盟關係為東亞安全繼續承擔義務，來「看管」和從戰略上「防止」所謂中國不確定的大國崛起，也包括力圖通過美國在東亞的安全責任，避免「安全困境」深化而導致地區層次上出現不可挽回的「大國對抗」。[38] 因此，美日同盟的研究既是要加強美國在日本駐軍的區域安全意義(不僅僅是強調美國的前沿干預戰略) ，而且也強調美日同盟對周邊國家的「再保證」 ( reassurance)作用，免得其他國家因為對日本侵略歷史的疑慮和對日本未來的擔心而推動東亞走上軍備競賽的道路。同時，美日同盟也在鼓勵日本承擔更加活躍的同盟義務的同時，通過美國提供強有力的核保護傘來避免日本追求核武器和大幅度地進行「重新武裝」。[39] 特別是隨著20 世紀90 年代初中國的崛起，美日以及美韓同盟在東亞的戰略作用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這一新的認識高度已經不再是簡單維持美國在東亞安全中「霸權平衡者」的作用，而是成為了美國要防止地區安全中出現對美國的最大威脅——一個新的區域霸權國家或者新的區域挑戰者的出現——最重要的戰略依靠。

　　從新自由主義理論出發，冷戰結束以來的東亞安全之所以未能出現實質性的發展，是因為東亞無法形成區域性的安全制度，全球化對不同國家的「吸納程度」的差異，以及經濟的區域化發展尚未決定性抑制權力政治所導致的對立，但至少完全從傳統的權力政治角度透析東亞安全問題已經過時。[40]讓自由主義者感到樂觀的是，東亞安全在缺乏地區安全主義( security re2gionalism) 以共同應對安全問題的同時，東亞並沒有出現同盟體系的擴展和重組，也沒有出現同盟體系重組基礎上新的陣營性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東亞安全研究視角主要側重通過區域經濟的相互依賴以升高衝突成本，進而遏止戰爭，藉助區域主義的力量產生對安全合作的功能性「溢出」效應，以及依靠經濟全球化改變國家內在結構和國際行為以便產生更多的「自由主義國家」 ——「和平愛好者」 ——這三個方面。但新自由主義的研究議程同樣在東亞面臨著重大的挫折感。經濟的相互依存和自由貿易並不必然對東亞的區域安全產生積極的影響，它的消極影響也是明顯的。

　　從理論上來說，東亞區域合作的功能主義影響必定將滲透和擴展到安全領域。這種影響並不必然同東亞採取何種區域經濟合作方式有關，而只同區域合作是否提高國家間軍事衝突的成本有關，同區域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培育與締造「合作的習慣」有關。為此，樂觀主義者認為，即便存在著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與亞太區域合作的「競爭性」概念，合作進程對主體的合作性影響並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削弱。[41] 特別是區域經濟合作使得國家通過自由貿易和經濟交往所獲得的利益大大上升，將明顯地增加國家介入戰爭的代價,因而有助於降低東亞區域中軍事衝突的可能性。[42] 與此同時，東亞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已經成為我們看待大國關係的重要分析工具。例如，台海近年出現的相對穩定的局勢與中美在共同管理台海問題上共同利益的上升有關,並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兩國之間經濟依賴的擴大。中美兩國關係中經濟和金融紐帶增強，兩國戰略關係穩定性的因素就會提高，從而讓台海兩岸的經濟交往有了發揮積極作用的戰略空間。兩岸經貿交流的深入讓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下降。[43] 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

　　而建構主義者更多地強調「認同要素」的獨立性和主導性，認為認同可以超越經濟相互依賴和權力要素而決定東亞成員之間的安全關係。例如，作為「台獨勢力」基礎的「台灣意識」和「台灣認同」，並沒有受到1988 年兩岸關係開放交流以來經貿關係長足進展的實質性影響，兩岸的經貿交流並不能削弱「台灣意識」，因而也就不能降低兩岸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對安全議題的影響是有限的。[44]

　　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東亞安全的「轉型」似乎印證了新自由主義的結論： 一個國家接受與整合進入全球經濟系統越充分，該國政策的自由化程度就越高。國家經濟與政治的自由化又將有助於徹底終結地區冷戰殘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正在進一步促成區域安全的整合，缺乏制度架構並不代表東亞安全沒有受到不斷深化的經濟相互依賴的強大推動。例如，中國在不斷推動與東盟自由貿易區( F TA) 建設的過程中，清楚地展示了中國增長的自信以及通過提升與區域成員的經貿合作關係來淡化「中國威脅」疑慮的成功做法。在同地區國家擴大經貿交往和形成自貿區合作過程中，中國擴大了影響，改善了區域安全環境，這又進一步促使中國通過加深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安全關注。[45] 中國從全球化進程中的獲益不僅使得中國的國際行為不斷變得具有「合作性」，而且中國也通過全球化成為了發展中國家中的「第一個世界大國」。這一「中國式」的成長曆程將決定中國「扮演什麼樣的新角色」和「承擔作為有影響大國什麼樣的新責任」。[46]中國的經濟增長以及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上升，正在成為重新塑造中國國際行為的重要力量。

　　對於東亞區域安全中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和解釋，早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視點。雖然最初提出的方式並不是建構主義的，而是現代化研究中對文化現象的重視，但至少對於文化應該構成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變數關係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47] 阿查亞(Amitav Acharya) 認為,以東盟為代表的次區域合作制度反映了東盟國家相互之間渴望和平、穩定以及用外交和談判解決問題的觀念，東盟的制度又進一步促成了這種觀念對東盟內部國家的影響，因而成為了可以有效規範東盟內部各國關係的「合作文化」。[48] 從東盟制度建設引申出來的建構主義分析，常常是東亞安全的樂觀主義者。阿查亞和他的同事認為，中國由於自20 世紀90 年代初以來積極發展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關係，參與東盟多邊合作與多邊對話，對中國的國際行為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和美國依然側重於與東盟的雙邊關係相比，中國更注重合作規範的參與和發展，更代表了東亞安全努力中多邊主義的發展方向; 中國區域行為中的「合作認同」使中國成為了東亞合作文化的重要支持者。[49]

　　無論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還是建構主義，都給我們提供了研究東亞地區安全在後冷戰時代演變和發展的基本理論範式和分析工具。從這些範式出發所得到的理論視角和基本結論，都只是從一個側面或者一個角度揭示了東亞地區安全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但都不能單獨或者獨立地為我們提供審視和把握東亞地區安全的可靠理論方法。正如沈大偉所提出的，只有把這些理論綜合到一起，才能真正建立起我們對東亞地區安全的完整與多維的審視角度。[50] 但如果我們缺乏對東亞安全「區域性」的深刻把握，即便是多樣性的分析視角和工具的運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帶來理論的「創新」，依然存在著「疑問」。特別是對於許多中國學者來說，綜合運用這些多樣化的分析工具固然是促進中國國際關係與東亞研究發展的必然途徑，但對東亞安全的現實問題具備更好實證研究基礎的學者來說，如果無法創造性地去發掘東亞安全獨特的「區域性」，那就會在很大程度上無法充分利用今天東亞作為世界政治「實驗場」的優勢，提出和發展中國自身的國際關係研究的學科與理論優勢。學術界有關「中國學派」的理論爭論已經持續了十幾年，其中一個重要的欠缺就是，中國學者如何在熟練和深入把握國際關係的理論分析工具的同時，緊密追蹤現實的政策動向，去不斷地開創新的研究議程和批評性地檢討已有的理論積累。

　　對探討和發展東亞區域安全研究中「區域性」的幾點建議

　　東亞安全研究更需要一種「區域理論」或者「區域方法」，結合地區安全的過去、現在，並在這種區域「特殊性」的基礎上「理論化」區域安全的經驗事實，這是東亞區域安全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方向。

　　第一，「區域性」研究必須針對東亞安全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運用多樣化的理論分析工具來尋求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在回答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地「運用」理論，而是要「檢討」理論。

　　儘管冷戰後東亞地區安全研究出現了研究範式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反映了東亞區域政治經濟發展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但上述的三種解釋東亞地區安全的理論範式事實上並無法單獨對東亞安全做出深刻與全面的分析與論述。相反，這三種基本理論範式之間並非完全的相互排斥，東亞安全的動態也沒有能夠驗證僅有一種範式的正確而排斥其他範式的解釋能力。今天的東亞安全的演變進程正在展現三種範式中所涉及的「問題」同時在發生作用的事實，權力、制度和文化正在同時交織著影響和推動東亞區域安全。[51]

　　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今天的東亞安全走勢從總體上有利於自由主義的範式，因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存在各種歷史問題、地緣政治衝突和「安全困境」，但東亞主要國家進行軍事競爭和衝突的可能性並沒有絕對上升。中國的軍費增長似乎是對中國持懷疑論者的一個主要依據，但任何國家都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加軍事投資，這是一種自然規律。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並沒有超出中國著眼於「近海防衛」的能力與戰略範疇。即使美國學者也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直接等同於中國的戰略選擇就是要做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軍事大國。相反，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一直在集中力量進行國內經濟建設。[52]

　　與此同時，後冷戰時代東亞區域經濟聯繫的增強以及相互依賴的擴大並沒有能夠實質性地改變東亞安全的結構特徵。從目前來看，東亞增長的經濟相互依賴至少產生了兩個消極的作用： 首先，區域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帶來大國關係的實質性改變，相反，由於受經濟相互依賴所產生的對國家力量發展的「相對收益」( relative gains) 影響，中美以及中日關係中的戰略性相互戒備因素在不斷上升。其次，經濟依賴的擴大，產生了在區域經濟內部新的競爭關係。即便是以自貿區模式為代表的區域經濟合作進程在發展，但在東亞共同體( EAC) 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反映了包括地緣戰略要素在內的地緣經濟考慮在區域內國家中的競爭性。從這個角度來說，不管自由主義的安全影響如何重要，東亞區域安全依然還是一個本質上在安全的「問題領域」內獨立討論和處置的問題。[53] 區域經濟的發展究竟將在多大程度上實質性地促進和發展地區性的安全聯繫與合作，是否自由貿易與經濟依賴程度的深化真的能夠實質性地改變大國之間的安全競爭，還是一個需要時間才能證實的問題。至少目前來看，經濟因素對安全關係的決定性改變依然還是一個疑問,自由制度主義對地區安全的理論熱情更是常常受到打擊。冷戰後東亞的地區經濟合作雖然有了長足進展，但迄今並沒有能夠形成一個覆蓋整個區域的地區性組織。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導國家之間對區域合作政策的戰略調整，例如，隨著「雁行模式」的崩潰，日本對區域化的牽引力已經遠遠不如20 世紀80 年代; 也有各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體制上的重大差異，但不可迴避的是，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主導權以及外交與政治資源的再分配過程，正在使得為了單純經濟收益而進行的區域經濟合作變得更為複雜。複雜的政治與戰略競爭因素是阻礙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原因。[54]

　　第二，加強「區域層次」的分析，努力探索和找尋影響東亞各國國際行為的「區域變數」，應該成為未來東亞研究重要的理論探索的方向。否則,我們將難以真正地掌握和理解東亞安全的內在特性和自身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演化路徑。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所採用的基本方法並非歐洲模式中的從單一產業的區域合作擴大到關稅同盟、進而形成共同市場的方式。東亞的以自貿區為中心的雙邊和多邊的自貿區合作，為東亞的區域合作進程打開了大門，也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實踐形式和依據。那麼，東亞國際關係的發展、東亞的地區安全合作是否也能夠根據東亞特殊的區域條件和環境找到自身的實踐方式，並能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提供獨立的「東亞變數」或者「東亞學派」呢? 答案是肯定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崛起之後，除了日本之外其他東亞區域內的國家都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很顯然，這是違背正統的「制衡理論」的。從「歐洲經驗」出發，中國的崛起應該至少有更多的國家感到「恐懼」，從而轉向對中國採取實質性的、不友好的、強硬的制衡立場。這樣的理論會告訴我們，美國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在東亞的軍事同盟至少應該是「日+韓+N」，而不是現在的美日與美韓同盟。顯然，目前的東亞政治是傳統均勢理論的一個悖論。但戴維·康從東亞歷史上「朝貢制度」的研究出發，認為廣大的東亞中小國家從歷史上就接受「等級體系」。中國的強大並不讓許多地區內的國家無法接受或者感到威脅。[55] 而另外一位學者在深入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行為之後發現，發展中國家並不像發達國家那樣熱衷於結盟。為了保持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性，發展中國家常常比發達國家更願意處於「不結盟」狀態。[56] 很顯然,單純從大國關係或者「歐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制衡理論」並不能客觀、準確地解釋東亞中小國家的行為選擇，更不能只是單純依據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而在漠視東亞區域特殊的「場景要素」分析的情況下，解釋和預測東亞區域內的安全問題。

　　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學術界在有關非洲的研究中出現了一批以探求非洲「區域變數」為導向的研究成果。一些學者運用非洲的「區域研究」,較為系統地發展出了解釋像非洲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組成的大陸在安全、國家發展、國家能力建設等方面的特殊經驗，對正統的國際關係理論發起了挑戰和衝擊。[57] 這些研究充分揭示了在安全問題上獨特的「非洲變數」，批評已有國際關係理論的「大國偏好」和普世主義論斷，為國際關係與國際安全研究打破在理論上的「美國化」或者「歐洲化」注入了生命力。這些研究確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事實，那就是對非洲政治與區域安全問題的認識與預測，必須緊緊圍繞「非洲視角」，而不是單純地套用國際關係理論已有的內容。這是「非洲區域」特性研究給國際關係學術界帶來的「非洲經驗」。[58]

　　第三，中國學者的區域安全研究需要進入一個「比較區域安全研究」(comparative regional security study) 的新時代。

　　這個時代學者需要完成的工作，並不是簡單找出東亞缺乏安全區域主義域安全研究不是在於簡單地找出不同區域的差異，而是應該更多地去解釋現有的差異為什麼在區域發展進程中得以延伸，以及在這些差異基礎上不同區域安全發展的內在生命力。因此,「比較區域安全」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不再是簡單地找到差異、說明差異，而是要揭示「差異」基礎上不同區域安全體系發展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事實上已經超越了「差異克服」就能達到理想目標的傳統研究路徑。因此,「比較區域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解釋不同區域的安全進程中所不可替代和不可簡單地相互轉換的原因與事實。

　　正因為如此，該是國際學術界和中國學術界思考和解答什麼是「東亞視角」和「東亞經驗」的時候了。否則，東亞研究可能永遠只是在為「美國化」或者「歐洲化」的國際關係理論做註解，而不是能夠真正地根據東亞自身的特點和挑戰，來解答和展望「東亞問題」和「東亞未來」。

　　注釋：

　　[1] 有關對冷戰後東亞地區安全的悲觀性看法 ,參見 Sheldon W. Simon , ed. , East Asian Securi- t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M. E. Shape , Inc. , 1993 ; Aaron L. D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 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8, No. 3 , Winter 1993/ 94 , pp. 5- 33 ;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8, No. 3 , Winter 1993/ 94 , pp. 34-77 ; Denny Roy ,「Hegemon onthe Horizon?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 pp. 149-168.

　　[2] 冷戰後總結東亞安全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代表性論述 ,參見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 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Samuel S. Kim, ed. ,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 , 2004 ; J. J. Suh , et al. , eds. ,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 f icienc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3]關於冷戰後東亞未來安全格局的研究 ,參見 Michael E. Brown , et al. , eds. , East Asian Se- curity :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 MIT Press , 1996 ; Michael E. Brown , et al. , eds. , Rise of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 MIT Press , 1999 ; Sheldon W. Simon , ed. , 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 ,2001; Muthiah Alagappa,ed. ,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4] Kennet h N. Waltz , The Man, State an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57 , p. 238.

　　[5] Donald Gordon , et al.,「An ISP Symposium on Power,Wealth and GlobalOrder: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xtbook for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 Vol.3, No.3 , August 2002 , pp. 2352257.

　　[6] Kennet h N.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Reading , Mass: Addison-Wesley , 1979, p.73.

　　[7] Jack S.Levy , WarintheModernGreat PowerSystem,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1983 , p.xi.

　　[8] Hedley Bull , TheAnarchicalSociety:AStudyof Orderin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2 sity Press , 1977 , p.261.

　　[9] Peter J.Katzenstein ,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6 , pp. xi-xiii.

　　[10] 有關全球化對不同區域的影響以及不同區域對全球化的不同反應 ,參見 Paul Hirst and Gra2 hame Thompson ,「The Problem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 National Eco2 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ding Blocs」, Economy and Society , Vol.21, No.3, 1992 , pp.2582359; Gene M.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 eds., Beyond Westphalia?StateSover2 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1995.

　　[11] Hans2Henrik Holm and Georg Sorensen , eds., Whose World Order ?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Westview Press , 1995 , pp.129.

　　[1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onclusions and Extensions : Towards Mid2Range Theorizing and Be2 yond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Fall2005,pp.101321044.

　　[13] Hans2Henrik Holm and Georg Sorensen , eds., Whose World Order ?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4] Robert B.Woyach , 「The New Theoretical Challenge : Encompassing Regional Diversity」,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40, No.3 , Winter 1996 , pp.33923411

　　[15] 綜合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種理論來分析東亞安全的研究成果 ,參見 J1J.Suh , et al.,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 ficiency; Samuel S.Kim ,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16] Sheldon Simon , ed., 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 , p.3.

　　[17] Van Evera ,「PrimedforPeace: EuropeaftertheCold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15 , No.3 , Winter 1990/ 9., pp.7257.

　　[18] Aaron L.Driedberg ,「Ripefor Rivalry: Prospectsfor PeaceinaMultipolarAsia」, pp.29233 ; John Duffield ,「Asia2Pacific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kenberry and Mastanduno ,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 Pacific, pp.243-270.

　　[19] 20世紀 90年代初 ,美國持有對日本將成為美國新的戰略競爭對手的看法的人士並不只是少數 ,當時 ,有相當一部分分析家認為 ,日本和美國的經濟摩擦和地緣經濟競爭將會擴展到安全領域。

　　[20] Aaron L.Driedberg ,「Ripefor Rivalry: Prospectsfor Peaceina Multipolar Asia」, pp.29233 ; Thomas Christensen ,「China , the U.S.? 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2 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3, No.4 , Spring 1999 , pp.49280 ; Richard J.Samuels , Securing J apan : Tok 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7.

　　[21] Gilbert Rozman ,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22] Tong Whan Park ,「Regions Matters : The Return of Power Politics in East Asia」,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40, No.3 , Winter 1996 , pp.3432345.

　　[23] Joseph S.Nye ,「The 『Nye Report』: Six Years La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 ic , Vol.1, No.., January 200., p.95.

　　[24]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is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3, No. 4 , Spring 1999 , pp. 49-80;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 Great Wall and Empty Fortress , W. W. Norton & Company , 1999.

　　[25]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 ty , Vol. 22, No. 3 , Winter 1997/ 98 , pp. 36-73 ; Robert S. Ross ,「China as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 f f airs , Vol. 77, No. 3, 1997, pp. 24-36 ; Avery Goldstein ,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 Chi- 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Stanford University , 2005 ; Zbigniew Brzezinski ,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 No. 146 , January/ February 2005 , pp. 46-50.

　　[26] Aaron L. Driedberg ,「Ripefor Rivalry: Prospectsfor PeaceinaMultipolarAsia」,p. 5.

　　[27] Kennet h N. 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 161.

　　[28]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 and Passed Buck :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 Spring 1990 , p. 168.

　　[29] John Mearsheimer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Norton & Company , W. W. 2001.

　　[30] Richard Betts,「Wealth ,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pp. 24-77.

　　[31] Michael T. Klare ,「The Next Great Arms Race」, Foreign A f f airs , Vol. 72, No. 3 , 1993 , pp. 136-152 ; Desmond Ball ,「Arms and Affluence: Military Acquisi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8, No. 3 , Winter 1993/ 94 , pp. 78-112.

　　[32] Aaron L. Friedberg ,「Ripefor Rivalry: Prospectsfor PeaceinaMultipolarAsia」, pp. 26-33.

　　[33] 有關羅伯特 ·傑維斯的研究方法 ,參見 Robert Jervis ,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

　　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6; RobertJervis, System Ef f ects :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 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34] 有關主導歐洲後冷戰時代區域穩定的 「非結構要素」分析 ,參見 Stephen Van Evera ,

　　「Primedfor Peace: EuropeaftertheColdWar」, pp. 7-57; Robert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 tics: WillItResemblethePast?」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6, No. 3 , Winter 1991/ 92 , pp. 29-73 ; Jack Snyder ,「Averting Anarchy in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4, No. 4 , Spring 1990 , pp. 5-41.

　　[35] Avery Goldstein , 「An Emerging China』 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A Neo-Bismarckian Turn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 sia-Pacif ic, pp. 57-106.

　　[36] David Shambaugh , ed. , Power Shif t :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 2006 , Introduction.

　　[37] Robert Ross ,「Taiwan』s Fadi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Foreign A f f airs , Vol. 85, No. 2 , March/ April 2006 , pp. 141-145.

　　[38] 這一方面的代表性論述 ,參見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pp. 36-73 ;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 ma in East Asia」, pp. 49-80 ; David Shambaugh ,「China』sMilitaryViewstheWorld:Ambivalent Se- 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4, No. 3 , Winter 1999/ 2000 , pp. 52-79.

　　[39] Michael Green , J apan』s Reluctant Realism :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Uncer- tain Power , Palgrave , 200., pp. 556-560 ; Michael Oksenberg ,「China and theJapanese-American Al- liance」, in Gerald L. Curtis , ed. , TheUnitedStates, JapanandAsia:ChallengesforU. S. Policy , W. W. Norton & Company , 1994 , pp. 96-12.;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lin , The U. S.- 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 1999.

　　[40] Joseph S. Nye ,「The『Nye Report』: Six Years Later」,p. 95.

　　[41] Richard Higgott and Richard Stubbs ,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APEC versus EAECin the Asia-Pacific」,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Vol. 2, No. 3, Fall 1995 , pp. 516-535.

　　[42] Matake Kamiya , 「Hopeful Uncertainty : Asia-Pacific Security in Transition」, A sia-Pacif ic Review , No. 3 , Spring/ Summer 1996 , pp. 95-115.

　　[43] Ming Wan ,「Economics versus Secur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Comment on Krastner」,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 Vol. 6, No. 3 , September-December 2006 , pp. 477-479.

　　[44] Scott L. Kastner ,「Does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ke Military Conflict Less Likel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 Vol. 6, No. 3 , September-December 2006 , pp. 319-346.

　　[45] Kevin G. Cai ,「Chinese Changing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ast Asian Free Trade Area」,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 f f airs , Vol. 3, No. 4 , Summer 2004 , pp. 584-599 ; Guoli Liu ,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Aldine De Gruyter , 2004.

　　[46] Ronald C. Keith ,「China as a Rising World Power and It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 f f airs , Vol. 3, No. 4 , Summer 2004 , pp. 507-523.

　　[47] Wil Hout ,「Culture and the Problematic of Region: Southeast Asia」,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 40, No. 3, 1996, pp. 343-345.

　　[48] Amitav Acharya ,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 Routledge , 2001.

　　[49] Evelyn Goh and Amitav Acharya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mpar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Positions」, in Mellissa Gurley , ed. , A dvanc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 Routledge , 2005.

　　[50] David Shambaugh ,「Asia in Transition :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 Vol. 105 , Iss. 690 , April 2006 , pp. 153-157.

　　[51] Peter Katzanstein and Allen Calson , eds. ,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rans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 ;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 ic;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 eds. , Asia-Pacif 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 September 1993.

　　[52] Robert Ross ,「China II: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 f f airs , Vol. 76, No. 2, 1997,pp. 33-44 ;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 national Security , Vol. 29, No. 3 , 2004/ 05 , pp. 64-99 ; Avery Goldstein ,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53] Mike M. Mochizuki ,「Economics and Security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 eds. , The U. 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 1999 , pp. 231-246;Jonathan Kirshner,「States , Markets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inthe Pacific: Some Realist Expectations」,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 chael Mastanduno ,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 ic, pp. 273-298 ; Ming Wa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 Mitigating Conflict and Transforming Se- curity Order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 ed. , Asian Security Order :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 pp. 280-310.

　　[54] Gilbert Rozman ,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Baogang He ,「East Asian Ideas of Regionalism: A Normative Critiqu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 f f airs , Vol. 58, No. 1, 2004, pp. 105-125 ; Simon Tay ,「Regionalism and Legalization: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in 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Reader, Vol. 4, No. 1, 2004,pp. 20-32.

　　[55]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 4 , Spring 2003 , pp. 57-85 ; David Kang ,「Hierarchy ,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8, No. 3 , Winter 2003/ 04 , pp. 165-180.

　　[56] John Vasquez ,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

　　grams」, A 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9., December 1997 , pp. 35-54 ; Steven R. David ,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World Politics , Vol. 43 , January 199., pp. 85-96.

　　[57] 這些非洲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 ,參見 Christopher Clapham , A f 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 ,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 KevinDunnandTimothy Shaw , A f 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Palgrave , 200.; Glibert Khadiagala and Terrence Lyons , eds. , A f rican Foreign Policies : Power and Process , Lynne Rienner , 2002.

　　[58] Douglas Lemke , 「African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 World Politics , Vol. 56 , October 2003 , pp. 11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