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真容之辯 - 《看歷史》的日誌 - 網易博客

溫故·解密 2011-01-13 14:38:14 閱讀71555 評論311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看歷史》主筆│楊東曉

那個流傳甚廣，以一把磁勺放在一個銅盤上的「司南」造型，確切的出現時間是1940年代末，而學術界的一種看法則是，這個造型從來就不是歷史上真正的司南。但真正的司南是什麼呢？

2006年9月27日，中國公路零公里標誌在北京中心地帶的正陽門前對公眾開放。清華大學王培波教授設計的方案從來自全國的1024個方案中勝出。這個標誌整體造型取自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概念，中間刻有代表東南西北的「四靈」圖案。而此前在民間有過呼聲的司南造型方案並沒有被採用。

早在「中國零公里標誌」圖案評選開始時，就曾經有人提出以「司南」圖案作為零公里標誌，這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又有很高的公眾識別度。但這一方案提法很快就被否定。當時外界還並不知曉確切原因。實際上，那個流傳甚廣，以一把磁勺放在一個銅盤上的「司南」造型，確切的出現時間是20世紀40年代末，而這個造型是否是歷史上真正的司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內部早已存在諸多爭議。點擊定購《看歷史》2011年1月刊

「司南」的誕生

1952年，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從事金屬物理研究的錢臨照接到一個特殊的任務，中科院院長郭沫若要去訪蘇，需要帶一件象徵中華文明的禮物送給蘇聯。禮物確定為仿製一套代表中國古代科學成就的「司南」。

物理所的錢臨照找來最好的磁石，又到全北京玉活最好的琉璃廠找玉工幫他琢磨，按照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館處王振鐸處長提供的方案，琉璃廠的師傅取型於漢代勺子，雕琢出來一把造型優美的天然磁石器物。

這隻磁勺被安放在精美的青銅地盤中央，地盤是東漢一種占卜工具，四周刻著四維、八乾和十二地支共二十四個方位。地盤中央部位被打磨得光滑無比，但是經過反覆試驗，這隻天然磁石製作的「司南」就是不會指南。可是離郭沫若出訪的日子越來越近，於是，只能採用電磁線圈給這柄磁勺充磁，使它本身的磁力足夠大——以抵抗勺子旋轉時的摩擦力。

天然磁石製作的「司南」無法指南，這不僅僅是錢臨照1952年碰到的問題。實際上，王振鐸從1945年就反反覆復地做了無數遍實驗，也遇到同樣的問題。直到1947年，王振鐸在一篇論文中寫道，他最終請玉工磨成了一把天然磁石製成的磁勺，「琢瓏成司南後，置於地盤上投轉之，而仍賦有較強之磁性，因其仍據有指極性之表現，其杓指南。」

但這把能指南的天然磁勺除了在論文中出現過之外，卻再也沒有音訊。當《看歷史》雜誌記者向國家博物館考古學家孫機求證時，孫機表示國博的研究者們至今沒有見過這把天然磁勺。

自新中國以來，無論是中國歷史博物館時期，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年代，收藏和展出的陳列品中，「司南」都是經人造磁場充磁的鎢鋼(即普通電磁鐵)，或經人工用電磁場傳磁的天然磁。但中國古人並不會用電線繞成線圈來製作人造電磁場，如果古人真的用天然磁石雕出「司南」後，怎麼讓它指南呢？點擊定購《看歷史》2011年1月刊

「司南」之辨

1937年，37歲的英國生化學者李約瑟在三名中國留學生沈詩章、王應睞、魯桂貞的影響下，對中國古代文明產生了濃厚興趣，他決心學習中文。他每周向捷克漢學教授古斯塔夫·哈隆學習兩個小時的漢語課，課本就是哈隆正在翻譯的《管子》。

1942年9月，李約瑟受命於英國皇家學會，準備到中國陪都重慶擔任「英國文化委員會駐華機構」代表。1943年春天，他首先到了中國昆明，考察了處於戰爭邊緣但仍保持非凡創造力的學校和實驗室，隨後便到重慶就職。李約瑟在中國的4年中，到過川、滇、豫、陝、鄂、甘等很多地方考察，與從實驗室中的科學家到鄉野村民溝通，收集了大量與傳統科技有關的資料，在他1946年離任回英國時，已經收穫了很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他回國後不久，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演說中，高度讚揚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成就，「中國人最偉大的三項發明無疑是造紙及印刷術、磁羅盤和黑火藥」。

但無論是「三大發明」，還是「四大發明」，司南都被認為是磁羅盤或指南針，而司南到底是什麼？不但當時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國人也並不完全明白。就在李約瑟在重慶、敦煌、北平等地考察中國古代文明之時，王振鐸剛過而立之年，也因抗日戰爭而遷到了四川。

抗戰前，這位燕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研究生，就已經完成了「張衡地動儀」外型和內部結構圖的繪製，並完成了關於其工作原理的論文。在輾轉於川滇後方的艱難遷徙中，他仍然沒有停止考古與復原古文物的工作。

從王振鐸完稿於1947年12月15日的一篇論文可知，「三十四年十月」(即1945年10月)，他已經開始在四川南溪縣李庄鎮做人工磁體和天然磁石勺型司南在地盤上指極性準確性的試驗，在此前，他已經完成了司南形狀的設計和玉床琢洗的階段。

在這個復原和實驗的過程中，他將司南設計成了一個「勺」型。對於這個「勺」型的來源，王振鐸根據的文獻是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流傳下來的東漢王充《論衡·是應篇》通行本。其中對王振鐸的復原工作起到決定作用的幾個字是「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現代漢語的解釋即為：「如勺之司南，投轉於地盤(東漢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

也就是在這十二個字的指引下，一個磁勺放在方盤上的造型誕生了。這個造型，成為日後中國人重新認識司南的開始。但是，按照這個造型製作出來的磁勺如何指南，卻是數代文物工作者的難題。

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學者孫機在2005年第4期《中國歷史文物》上發表的《簡論「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中，提到了更古老的《論衡·是應篇》版本——前北平歷史博物館舊藏殘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宋本中相應的這幾個字為：「司南之酌」，「酌」字一直至元本都沒有改變。而「酌」與「杓」在古文中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酌」訓「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

一字之差，不但關涉的是司南的造型，而且在於司南到底是什麼這個核心問題。另外，「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韻》、《廣韻》中，都是指「碓衡」。碓衡是一段橫木。而這與司南車上木人指方向的臂部相當。(孫機《簡論「司南」兼及「司南佩」》)

孫機於是提出，司南其實指的是指南車，這樣一來，「司南之酌，投之於地，其柢指南」的現代漢語解釋就成了：「使用司南車，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橫杆指向南方」。

不僅宋本的《論衡·是應篇》中為「司南之酌」，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清朝本涵芬樓盛名通津草堂本中，宋刻元明補修本《論衡·是應篇》中，用的也是「司南之酌」。該本雖為清朝本，但因是「宋刻元明補修本」，所以還是延用宋刻時的「酌」字。

而指南車，在宋以前的文獻中也叫「司南」，是一種木製的、靠機械結構的運動來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孫機的論點正確，這也就與天然磁性材料指南無關了。點擊定購《看歷史》2011年1月刊

民族感情

根據現有的文獻，中國人發現磁性能指示南北方向，是從北宋開始的。而司南的出現遠遠早於北宋。《論衡》是東漢時代的著作，如果將司南解釋成利用天然磁性指南的磁勺的話，那麼中國人使用磁性辨別方向的時間，將往前推大約1000年。

即便中國人發現磁性指南出現在北宋，也是人類最早利用磁性指南的開始。但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那個特殊時期，復原和展現中國古人的科學成就，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命題，也同樣是一個涉及到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的問題。

因此，這個「勺狀」的複製品，儘管無法用天然磁性指南，但仍擔負著發展國際友誼的重任，1952年，它被當作中華古老文明的象徵而送到了蘇聯。第二年，中國郵政還出了一套特種郵票「偉大的發明」，一共四枚，其中第一張(特74-1)就是這個勺狀的「司南」。這也使得這個「司南」成為家喻戶曉的形象。

1952年夏天，李約瑟在北京重逢了他在西南時期的中國科學界故友，並新結識了王振鐸，在北海團城玉佛寺的亭台上，王振鐸向李約瑟講述了他的「司南」。在李的記憶中，他們「共同討論體現了他的結論的精美模型」。

與王振鐸的這次會面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記憶。在李氏《中國古代科學》一書中，「18世紀以前中國傳到西方的機械和其他技術」列表裡，「磁羅盤」(李氏用詞，非中國古代的水羅盤和旱羅盤，他在這裡註解為「天然磁石製成的匙」)早於西方11個世紀。

「四大發明」寫進歷史課本，一代代的中國學生由此認識了這個勺狀的「司南」。這個「司南」也一再被送給國際友人，雖然在贈送的同時，都會說明這是今天複製的模型。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個珍貴的模型禮物同樣是由鎢鋼製成並經過現代科技的電磁場強化過。因此在它的身上，體現的與其說是古代文明，不如說是現代科技。

不過，物理學界從1956年起就有人開始質疑勺型司南，已故東北師範大學物理學院劉秉正教授對司南的質疑從1956年開始，他找到七種不同的天然磁石，不僅做了大量的物理學試驗以證明天然磁石無法像展出的司南那樣指南，而且一直到2006年還在發表論文從各個方面來表述，司南不是勺形磁石。

事實上，1952年用人造磁場給磁石充電的事情，在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內部並不是秘密。到了1980年代，社會動蕩都已過去，正常的研究工作得以進行，孫機便查找各種古籍版本，詳細考察對於司南的記載，並得到早於王振鐸明刻本的宋刻本上的記載「司南之酌，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進而從文字的角度，試圖解開了司南到底是什麼這個謎。

2002年，勺型「司南」的模型被安放到南極點。到了2008年，勺型「司南」出現在奧運會開幕式上。而實際上，中國歷史博物館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確認「司南」模型是個錯誤的概念，90年代末就不再對公眾展示了。

「司南」的複製與研究，不過是科學實驗和考古復原工作中，不斷犯錯、修正、再犯錯、再修正環節中正常的一環。但這個小小的「勺狀」物，卻承載了它原本不該承載的內容，在時代的大潮中，被人為地塑造成一個象徵。點擊定購《看歷史》2011年1月刊

「四大發明」的誕生

中國人最早利用天然磁石的磁性來辨別南北，本是早已得到世界範圍認可的事情。

義大利數學家傑羅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個指出，中國對世界所具有影響的「三大發明」：是磁羅盤、印刷術和火藥。1620年，英國哲學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書中提到：「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而後，在1861～186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將這些發明的意義推到了一個高峰，他們在《機械、自然力和科學的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寫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

1946年李約瑟離任回英國時，收穫了很多中國科技史珍貴的文獻資料。他回國後不久，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演說中，高度讚揚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成就，「中國人最偉大的三項發明無疑是造紙及印刷術、磁羅盤和黑火藥」。

在這次演講中，李約瑟的論述把「造紙術」與「印刷術」並列，也作為了中國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他認為：「如果沒有火藥、紙、印刷術和磁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華覺明《中國四大發明和中國二十四大發明述評》)

也就是在此次演講之後，這「三項發明」進一步分拆成「四大發明」，從而成為代表中國古代科學最高成就的概念，被世界範圍內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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