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君：古代官員如何教育「官二代」

如何教育「官二代」，歷來就備受關注。古代有見識的官員，都相當重視家庭教育，都有嚴格的家訓，都期望後代都能成才，知書達理，以維繫良好的家風，延續家族的良性發展。重言傳，更重身教，力戒兒孫奢靡浪費宋代孔平仲的《續世說》記載，北魏貴為司空的長孫道生，一生清廉節儉，騎馬時用於遮擋塵土的一條熊皮做的障泥，總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縫，多少年都不換新的。兒輩們見父親這樣，也都自覺地勤儉節約。皇帝派人編寫歌詞稱頌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號召全國的幹部都來學習崔浩的慧智和長孫道生的清廉。帝制時代，皇帝是最大的官。《續世說》載，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朝廷一改官場奢靡之風，提倡節約簡樸。一天，唐文宗的女婿韋處仁戴著條漂亮高檔的夾羅頭巾來見他，皇帝老丈人說：「由於讚賞你家世代門第清高素雅，不尚虛華，所以才把公主嫁給你，像這麼豪華貴重的頭巾，不適合你啊！」駙馬從此不敢再用高檔奢華的衣飾，轉而將精力放在學業上。後唐名將李存審憑著戰功，官至宣武節度使，深得皇帝信任。他常對兒孫說：「我家境貧寒，年輕時帶劍從軍，40年來出生入死，歷經艱難困苦才到今天的位置，你們看我全身上下的100多處傷口就知道了。」邊說還會邊拿出箭頭給兒孫們看，以教育他們不要奢侈浪費，要學會進取、吃苦。後來，他的兒輩們都成為頗有作為的大臣。宋代吳處厚的《青箱雜記》記載，後周大臣李昉於朝代更迭後，再任宋朝的官職，深得宋太祖宋太宗的器重，擔任宰相，原因是他為人忠厚樸實，「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其實，他教育後代也很有一套，「家法尤嚴」，尤其是在經濟上實行平均配給。他要求在京城當官的兒子們，所得工資不許私自動用，連同老家莊田的收入一起存入家族的總庫房裡，然後，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貼，「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於是，家族團結和睦，欣欣向榮，深得時人稱頌。深知子孫才分有高低，但必須讀書明理中國古代的官員，自古就有立「家訓」的傳統。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訓》中諄諄教導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來，讀書比奢華的衣食更重要。清代王晫在《今世說》記載，順治年間的戶部尚書梁清標教育子弟「家法醇謹」，要求子弟們即使是走路的姿勢、進退的方式都必須符合禮儀，並且，嚴格規定，除了當時視為正統學問的理學著作和有關經世濟民的書籍之外，小說、野史之類的雜書一律不許閱讀。可見其對子孫們讀書的重視程度。晚清名臣曾國藩對後代的教育也相當重視。曾大人直接教育兒子如何做：「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讀書與做人，實質是相容並包的。通觀曾國藩的一生，其言傳身教對於曾氏家族的兒孫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續發展都奠定了紮實基礎，值得今人借鑒。不許兒輩出入公門，要遵紀守法，要做善事古代官員在外做官，囿於公務以及交通不便，長期回不了家，沒有如今發達的通訊工具，與家人聯繫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員的「家書」成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種重要形式。清代王士禎的《池北偶談》記載，明神宗時的禮部尚書沈鯉在京為官，常寫信給商丘老家的兒輩，對他們的約束極其嚴格：出行上，不許兒輩「出入公門，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車」；衣著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產業上，要求自家減少田畝，不要多積財貨，不要購置太多的房產田地，「使身終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等等。並且，他還經常寫信提醒兒輩「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顯然這是要家人遵紀守法。此外，沈大人還要求兒輩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襖施捨給窮人，對於親戚中的窮苦者、孤寡者，也要經常接濟等等。他在家書中教育兒輩：「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焰，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歷史上的沈鯉為人正直，為官清正，被推崇為賢臣。清代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載，官至吏部尚書、工部尚書的陳宏謀，在清代廣西籍官員中職位最高，任官時間最長(48年)，歷經省份最多(12省)，政績卓著，在民間影響很大，同時也是一位學識淵博、著述甚豐的學者。他曾寫過一副對聯：「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教育子孫後代要珍惜勞動所得，不要鋪張浪費，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賴他人。力戒兒孫勿奢靡宋代孔平仲的《續世說》記載，北魏貴為司空的長孫道生，一生清廉節儉，騎馬時用於遮擋塵土的一條熊皮做的障泥，總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縫，多少年都不換新的。兒輩們見父親這樣，也都自覺地勤儉節約。唐朝的盧承慶博學有才幹，曾任宰相，臨終時交代兒子：「我死後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殮，不要用牲畜祭奠，墳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認就行了，不要過於高大寬廣；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槨，那樣太浪費了；碑文只記載官號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許多漂亮話在上頭。」這無疑是對兒孫的一種言傳身教，在旖旎繁華、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儉樸平實、不尚浮華，絕對也是有益世風的。必須讀書知明理中國古代的官員，自古就有立「家訓」的傳統。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訓》中諄諄教導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朱子治家格言》中也說：「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在古代士大夫看來，讀書比奢華的衣食更重要。晚清名臣曾國藩在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寫信給九歲的兒子曾紀鴻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教育九歲的兒子要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這樣的期許較之一般的儉樸教育顯得境界更高。其實，在古代實行以科舉選拔人才為主的制度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絕大多數的官員都非常重視後代讀書，不惜花費重金聘請家庭教師。自己的事自己干「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是清代著名書畫家和詩人。他一生為官清廉，兩袖清風。他52歲時老來得子，卻不溺愛，「嬌子如殺子」是他的教育原則。他親自教導兒子讀書，要求每天必須背誦幾篇詩文，並且經常讓兒子參加勞動。直到臨終前，他還讓兒子親手做饅頭給他吃。當看到兒子將饅頭端到床前時，他放心地點了點頭，留下遺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好漢。」這是對兒女們的殷切囑託，也是他一生教育經驗的總結。雖然，很多高官處心積慮地教育約束後代，然而，「官二代」舉動出格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可見，古往今來，教育好後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官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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