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宗麗、明偉：周恩來做夢也沒想到「文革」會脫韁

　　歷史剛剛進入1966年，突出政治的風潮開始干擾業務工作，「三五」計劃的許多指標有落空的危險，階級鬥爭開始由黨的工作附線上升到主線；同時，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面積的自然災害——旱災，在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內蒙古、遼寧、北京等北方省市區蔓延開來……周恩來憂心忡忡。

　　正在他這種心理負擔越來越重的時候，一場自然的災害和一場政治的災難更加猛烈地襲來……

　　1966年一開年，周恩來將工作重點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災影響的一些省的糧食和棉花生產上。按原先的設想，這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周恩來的思想認識和工作安排中，農業，仍是第一位的。

　　1月3日至15日，周恩來極為關注的全國第五次棉花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閉幕那天，到會作重要講話的周恩來觀點明確地告訴人們：我們不挑起戰爭，我們爭取一個和平的環境對建設祖國是一件好事。

　　他還提醒道：中國這樣大，全國沒有一點災害是不可能的。豐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災荒，要有備荒思想。

　　人們明白了周恩來話中的分量：

　　中央要抓重點，注意北方几個旱的省。這幾個省既要解決糧食自給問題，又要保證棉花生產不能減下來。

　　根據這一抓重點的安排，周恩來雷厲風行，隨後便親自主持召開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付災害、振興農業的對策和措施。

　　為確保北方八省區的抗旱和農業工作的開展，周恩來除了安排李先念負責河南，譚震林負責山西，余秋里負責陝西，林乎加負責山東，李富春、薄一波負責遼寧外，他自己則親自負責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5日，周恩來在嚴重的旱災中迎來了他的68歲生日。這天，他一面繼續聽取北方八省區關於抗旱情況的彙報，強調幹部帶頭下去蹲點的關鍵作用，另一面，他提到全國工交工作會議上農業沒有過關和北方旱情的嚴重性。生日，對他來說，早已失去了紀念的意義，僅是給了他一份更忘我地做工作的壓力。

　　到3月7日，周恩來仍為華北抗旱的事情忙得不亦樂乎。這天上午，他到懷仁堂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向大家彙報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區的抗旱工作情況。

　　當天，由周恩來點將，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成立了由24人組成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小組，周恩來親自擔任組長。下午，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首次北方農業小組會議。

　　他在會上說：

　　抗旱抗災要抓下去，搞個自下而上的規劃。當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變這個地區的農業落後面貌。北方八省市三五年要初步改變面貌，解決南糧北調問題。要注意抓幾個問題：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為主；肥以農家肥為主，化肥為輔；農機具質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為主；小三線建設，有的等於搬去個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區，不是放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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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晚上，周恩來支撐著疲憊的身體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這時，一場想像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預報的地震災害突然襲來。

　　當時任周恩來軍事秘書的周家鼎後來是這樣回憶的：

　　總理還在辦公室批閱文件，還在辦公室辦公呢，大地顫動，電燈搖晃。總理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嚴重，馬上告訴我說：你馬上告訴國務院的值班室和總參謀部，立即查明這個地震的震區、震級和這些地方有什麼樣的破壞。這是一。第二就是要給我準備直升機，我要到災區去。第三就是明天九點鐘，國務院召集緊急會議，有關的各部委負責人一定要到會，還有副總理。

　　安排好一系列緊急措施後，周恩來於3月9日下午不顧餘震的危險飛赴災區，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現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

　　自然災害，給周恩來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擔子，但它並不能壓垮周恩來。在地震災區，周恩來鼓勵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並囑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強地震預測研究。

　　正當周恩來全力以赴地組織人民與自然災害進行鬥爭的時候，一場比自然災害更為嚴重的源於政治領域的民族災難，以更為猛烈的態勢正在向人們襲來……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對此也始料不及！

　　2月3日以後，也就是在周恩來不斷地約有關方面負責人大談加強我國的農業、水利工作的時候，《解放軍報》根據林彪的意思發表了《永遠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論。

　　這些社論一反黨和政府關於政治和業務關係的提法，標新立異地強調：

　　政治統帥一切。

　　政治永遠是第一，永遠要突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衝擊政治一衝百空。

　　我們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紅，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質成果。

　　敏感的周恩來知道，這種論調不是個好預兆，這樣突出政治實際上是在宣揚政治決定一切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鄧小平與他有同感。

　　與《解放軍報》相對應，《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和鄧小平有關「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密切結合」的意見，從4月6日至22日也發表了三篇論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論。

　　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沒有想到的是，林彪一夥講政治，迎合了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的狀況所作的過分嚴重的估計，符合毛澤東關於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正面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的判斷。

　　正在毛澤東想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險的時候，周恩來等人從政治與業務的辯證關係上去闡釋突出政治的問題，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隨即，《人民日報》的觀點遭到指責，被批判為「二元論」。

　　從這個時候開始，周恩來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

　　正當周恩來忙於華北抗旱，忙於部署邢台地區抗震救災工作（3月22日，邢台地區再次發生強烈地震，4月1日至5日，周恩來再次深入到地震重災區），忙於接待阿爾巴尼亞等國外賓（4月29日，周恩來陪同以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到河北沙石峪等地參觀，5月3日至11日陪同阿爾巴尼亞外賓到大慶、上海、北京等地參觀）的時候，中共中央於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這次會議一上來便從中央開刀——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停止和撤銷了他們的職務。

　　解決了彭、羅、陸、楊的問題後，事情並沒有完結。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於通過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這個通知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在會前讓陳伯達等人起草的，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後定的稿。《通知》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軍到文化領域各界，都已混進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一俟時機成熟，就要奪取政權。

　　如此聳人聽聞的判斷，誰還能不認真對待。

　　毛澤東在修改這個通知時，指向更為明顯，他說：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有「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這還了得？！為此，《通知》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還沒等政治局會議結束，中共中央便於通過的當天發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它便赫然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為標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了序幕。

　　這場披著「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運動，自打它一登上中國的歷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把偌大個中國大陸攪得天翻地覆、動蕩不安。

　　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關於「清洗」黨、政、軍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一尚方寶劍，通過對紅衛兵運動狂潮的推波助瀾和暗中操縱，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國逐漸引向了災難的深淵。

　　如此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不可理解，一開始他就顯得很被動。後來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態：「我做夢也沒有想到。」

　　然而，面對兇猛而來的運動，周恩來所要做的，是盡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國的國民經濟不至於崩潰。

　　一位叫迪克·威爾遜的英國作家在他的《周恩來傳》中這樣描述「文革」中的周恩來：「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脫韁之馬的背上，並最終制服它……」

　　「文革」之馬脫韁，是由紅衛兵運動開始的。

　　就在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的頭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軼歐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公開攻擊他們搞修正主義。

　　這張大字報貼出來，周恩來內心是不贊成的，因為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大字報違反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把矛盾公諸於眾。

　　得知消息的周恩來連夜派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到北京大學，批評聶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們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並重申中央關於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原則的指示。

　　康生則心懷鬼胎，暗裡藏刀。他在得知周恩來的批評後，立即讓曹軼歐要來大字報的底稿，密報給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大字報的毛澤東，他的反應卻與周恩來等人大相徑庭，他對康生等人的做法採取了支持的態度。認為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1日，毛澤東指示康生和陳伯達：「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當晚8時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這張所謂的「馬列主義大字報」。

　　周恩來一下子懵了。陳毅等人也懵了。當天晚上，陳毅問他：「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給個通知？」

　　周恩來只能回答：「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

　　毛澤東在外地遙控，在京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已經無法駕馭和適應政治大局。

　　6月3日，劉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擴大會議，會議的基調，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作出限定：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遊行，不要串聯，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準打人和侮辱人……

　　為保證「文化大革命」有秩序地進行，在這次會上，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都同意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然而，派工作組一事，很快被毛澤東批評為「搗了很多亂」，「起壞作用，阻礙運動」。工作組隨即被取消。

　　對「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顯然摸不清毛澤東的門道。

　　就在北京大學的大字報貼出去後沒幾天，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便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奪權、造反之風，也從這裡蔓延開來。

　　毛澤東對大中學校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由學校著眼，利用青年學生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林彪、江青等人有著共同點。

　　繼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以後，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華大學附中的另外兩張大字報再次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這兩張大字報名為：《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造反，是大字報的主題！

　　7月28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將這兩張大字報報送江青審閱，並請江青轉送毛澤東，請求批示。這一動作正合江青的意。她立即轉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接到這兩張大字報後卻很高興，他從紅衛兵小將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說：

　　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

　　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毛澤東的信寫好後，為慎重起見，他批給「各同志」——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張春橋，組員王力、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15人，請他們考慮信及大字報「是否正確」。

　　在批示中，毛澤東還說：「有錯誤，請指正。」

　　這些「各同志」中，顯然有不同意見者。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毛澤東的信沒有發出。然而，信的精神，很快便被紅衛兵們知道。不久《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以《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為題，發表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

　　就在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的這天，即8月1日，他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式。全會期間，毛澤東又生一念。8月5日，他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親自使用「大字報」的武器，其威力非同小可。就是在這張大字報中，毛澤東稱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指責自6月上旬派工作組以來的「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聯繫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在大字報中的批評和質問，有一些顯然是有針對性的，涉及劉少奇、周恩來等人。

　　8月7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的《大字報》。

　　全會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決定》以尖銳的語言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決定》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增加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改組後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由原來排列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會議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會以後，卻以極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為副主席。原來的幾位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所幸的是，在討論《十六條》的過程中，經周恩來和陶鑄等人努力，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的提法，加寫了一些限制性的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幹部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不要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要文斗，不要武鬥；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為了表示對紅衛兵運動的更大支持，於8月18日親自在天安門廣場出席了首都百萬群眾「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並首次接見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代表。

　　就在8月18日這天的大會上，林彪發表了一番煽風點火的講話：

　　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雖然林彪煽的是陰風，點的是鬼火，但這些話卻迎合了毛澤東的意圖。

　　由於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紅衛兵組織很快便如雨後春筍般衍生開來。

　　也是在8月18日這天，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準備沖入聞名世界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宮。當晚周恩來得到消息後，立即指示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有別有用心的人煽「火」，周恩來只好隨時準備救「火」。

　　到了8月下旬，紅衛兵運動開始進一步衝擊社會。這對政府總理而言，是萬分焦慮的事。社會不能亂，這是常識。要想通過所謂的「天下大亂」來達到「天下大治」，幾乎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的心態，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萬人大會時所說的：「我們做領導的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有時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還估計不足」；「就是『怕亂』」。

　　為避免紅衛兵運動的洪流泛濫成災，周恩來指示改組後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

　　8月24日，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

　　8月26日，周恩來出席了聯絡總站成立大會。周恩來此舉，是為了向聯絡總站交代任務，以期此機構能對紅衛兵運動起到一定的好的引導作用。

　　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宣布：設立聯絡總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解釋黨的政策。

　　為加強對聯絡總站的領導，周恩來還提出在總站內設立一個黨中央、國務院的辦公室，及時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

　　聯絡總站設立後，按照周恩來的意思，於9月1日和10日召開了兩次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周恩來親臨會場宣講黨的政策，規範紅衛兵的行為。

　　在9月1日的第一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坦率地對紅衛兵代表們說：

　　現在的紅衛兵組織並不嚴格也不嚴密，會被壞分子鑽空子。

　　紅衛兵第一步是組織起來，第二步是聯合起來。

　　組織問題，希望各大專院校、各中學都要注意抓一下。

　　一個學校的紅衛兵，起碼應有三個組織：全校大會、代表大會和領導機構。沒有這些，就會組織渙散，領導無力。你們要注意防止兩個脫離群眾的現象，一是脫離本校的群眾，一是脫離紅衛兵本身的群眾。

　　周恩來最關心的，還是生產和業務，所以他一再強調，運動不要影響和干擾生產部門和業務部門的正常工作，打擊面不要過寬。

　　他苦口婆心地說：

　　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工廠不能放假不搞生產，服務行業不能停止供應。

　　熱電站是一秒鐘也不能停的。

　　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去影響，要尊重那裡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拿我們放假搞革命的辦法去要求他們。

　　凡國家要害部門，首腦機關，我們要保護。

　　在9月10日的第二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在傾聽紅衛兵代表提出的意見後回答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提醒紅衛兵注意：

　　我們要破的是四舊，要反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

　　不是所有的黨政領導者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那樣看，把黨中央放到哪裡？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不是落空了嗎？

　　不能亂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領導都打成黑幫。

　　對這些紅衛兵小將來說，要講清事物的一分為二，顯然不是容易的事。就在這些紅衛兵小將似懂非懂的時候，周恩來又說：

　　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同志犯了錯誤，但不是一切黨政機關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都是黑幫、黑線、保皇派。黑幫、黑線這些詞早就不用了，你們翻開十六條看看。

　　說一切都是壞的是不對的，就是說多數是壞的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多數還是好的。

　　對普遍性的問題，周恩來一再強調，「要注意政策」。

　　而對一些特殊性的事件，周恩來則毫不客氣地提出了批評。針對有的地方發生隨意攔截列車的做法，周恩來極為嚴肅地批評道：

　　那是無政府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

　　這樣做的結果是打亂了國家運輸計劃，使許多列車完不成任務。這樣搞下去北京人吃什麼呢？北京的糧食許多是靠外地運來的。

　　從8月下旬紅衛兵聯絡總站成立到12月中旬，在3個多月時間裡，周恩來為教育引導紅衛兵按照黨的政策辦事，親自參加了紅衛兵組織召集的大型彙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而他親自面對紅衛兵代表的小型、個別約見、談話，次數就更多。

　　利用這些彙報會、座談會和談話，周恩來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向紅衛兵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試圖使脫了韁的野馬不要走得太遠……

　　隨著對「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秩序混亂的憂慮，接踵而來的另一大災難困擾著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

　　進入秋收時節，各地生產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受到了嚴重的衝擊。9月4日凌晨，在中南海西花廳，秘書把黑龍江省雙城縣人委剛剛來電的情況寫成《要事彙報》，送到了周恩來手中。上面反映：縣委和縣委書記都被斗垮了；全縣21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許多生產隊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隊、小隊幹部大多數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領導陷於癱瘓……

　　基層組織癱瘓，最要命的是生產無人負責。秋收臨近，這將關係到國計民生，必須儘快拿出辦法來。

　　周恩來本來以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他最擔心的是這場運動影響生產。然而，現實告訴他，「文化大革命」現在已經無情地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

　　針對紅衛兵串聯運動危及到工農業生產和各級機關的正常業務工作的態勢，早在8月下旬，周恩來就指示陶鑄組織起草過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提出把鐵路樞紐和重要站段、港務局和碼頭、尖端企業和科研機構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列為「要害部門」，「進行堅決保護」。但通知稿必須徵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意才能向下發。當通知稿傳到熱衷於搞亂國家的江青手中時，江青以「中央再討論一下」為借口，壓下了這一通知。

　　國家安定和人民生活生產問題十萬緊急，容不得拖延。9月2日，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一個未定稿——《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運動提出了十條要求，其中講到：

　　紅衛兵串聯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和宣傳工具，使這些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危害。

　　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要保證黨和國家的對外關係和活動不受影響，革命串聯不在這些機關內部進行。

　　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

　　這份未定稿中還提出：

　　紅衛兵要大學解放軍，把紅衛兵建設成為一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戰鬥隊伍。

　　要學習和掌握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現階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確的，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以保護。

　　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要動手打人。紅衛兵搜捕人，必須與北京市委、衛戍區和公安部門商定。

　　這樣的意見，顯然是與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當周恩來徹夜未眠修改好這份《意見》，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和陶鑄、李富春、謝富治、陳毅、楊成武、吳德、王任重、劉志堅等人參加的會上討論時，儘管陶鑄、陳毅等人贊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則持否定態度。結果，這份重要文件再次擱淺，沒有發出。

　　周恩來充分意識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壞性的狂潮，難度是相當大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澤東支持，硬頂是不行的，必須講究鬥爭策略。有些事情，只能盡量避開中央文革小組。

　　事後，周恩來與支持自己的陶鑄、李先念、譚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認為，要儘快制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為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工廠、農村原則上不宜開展文化大革命。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這是陶鑄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主持起草的。

　　社論提出：「革命和生產兩不誤」。

　　社論要求，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要加強領導，適當分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

　　社論強調，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時，要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

　　幾乎同時，李富春也根據周恩來的意見起草好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周恩來對這兩個文件作了修改、審定後，於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頭會進行討論。

　　這兩份文件的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況，為了生產，寧可推遲進行「文化大革命」，職工的「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業餘時間搞；文件既不許串聯，又不許「罷官」……如此種種，其精神，顯然是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相反的。對討論通過這兩個文件的難度，周恩來早有預料。他也想好了應付的辦法。

　　討論一開始，中央文革的人滿臉怒氣，對這種與「文革」目標相去甚遠的文件極為不滿。他們百般刁難，說「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突然下發這樣的文件，會給運動潑冷水。

　　雙方意見截然相反，會議最後沒有結果，不歡而散。

　　周恩來只好別謀他途。當天，周恩來將這兩個文件以及農村和工礦企業對只抓革命不抓生產表示擔憂的一系列材料報送毛澤東，請最高統帥定奪。他還提議，這樣大的問題，還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

　　毛澤東畢竟有著實事求是的一面，生產陷於癱瘓並不是他希望的。文件在毛澤東那裡壓了幾天。9月14日，毛澤東大筆一揮，批道：「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迅即把兩份文件發了出去。隨著文件的發出，農村和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斂，「文革」泛濫成災的洪水，遭到了頑強的阻截。

　　同時，周恩來的舉措也招來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夥的不滿。他們也在尋找機會，要與周恩來等「抓生產」派較量。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

　　廣場上的百萬紅衛兵，從陪同毛澤東接見的兩位重要人物——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中，聽出了不同的味道，一些有政治頭腦的紅衛兵從中感到中央領導層中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

　　林彪的講話，極富煽動性：

　　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形勢越來越好。紅衛兵戰士們，革命同學們，你們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你們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做得對，做得好！

　　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林彪的怪腔怪調，令那些主張國家穩定、生產發展的人們毛骨悚然；但卻令那些亂中奪權和狂熱無知的人們歡呼雀躍。

　　而周恩來的講話，卻變了調子。在扭轉「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中極度疲乏的周恩來，以帶些沙啞的嗓音，表達了他為維繫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所持的堅定態度：

　　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它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係到城鄉人民生活，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也關係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關係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

　　六個「關係到……」由國內到國際，一步步推進，語氣越來越強。

　　為達到說服教育紅衛兵的效果，周恩來也打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旗號：

　　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雙勝利！

　　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爆發出來的衝天幹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中去。

　　同志們，同學們，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聯，那裡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

　　秋收、秋種的大忙季節已經到了，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應當有組織地到農村去參加勞動，幫助秋收，學習貧下中農的革命幹勁和勤勞的品質。

　　……

　　周恩來的講話與林彪的講話如此的不和諧，與中央文革的號召如此的背離，他們一夥豈能罷休。

　　周恩來的講話，馬上被中央文革一伙人冠名為「大毒草」。

　　此話傳到周恩來耳中後，他非常氣憤。面對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陰謀，周恩來毫不軟弱。

　　9月25日，利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的機會，周恩來進行了反擊。他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過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農村三秋到了，不抓怎麼能行？

　　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聯大大超過了，而貨運量卻大大減少了。再這樣下去，就要影響國家的建設了。工人、農民總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產了吧，否則，我們吃什麼、用什麼！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產。到外地串聯要停止。資本家是不能拉出來遊行的，還有他們的頭面人物，你們也不要去抄他們的家。

　　周恩來的話，實實在在，沒有人能夠當面說這樣的話不正確。但這些話卻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滿。

　　對此周恩來的回答是：「在運動中要有兩個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於和師生見面；二是遇有違反政策的要敢於指出，敢於解釋黨的政策。」

　　正在周恩來抓住一切機會耐心反覆地向廣大師生和紅衛兵解釋黨的政策，勸說他們不要影響生產業務部門的正常工作時，江青並沒有放過對周恩來的攻擊，她不斷指責周恩來只要生產，不要革命。

　　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先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撒潑說：「用生產壓革命，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下文件，發社論，叫農村、工礦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來。」

　　雖然江青有著特殊的地位——毛澤東夫人，也有合法的職務——直屬中央常委會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組長，但陶鑄正義在手，又有周恩來等人支持，便也不客氣地頂她道：「那是中央的決定，我個人沒有這個權力。」

　　江青聽後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來嚷道：「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麼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

　　對毫無組織紀律觀念，只知野心膨脹的江青，周恩來忍無可忍，他回敬道：「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見周恩來也不買她的賬，江青轉而怒目說：「你總是生產、生產，你只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真理在握，毫不退讓：「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麼、用什麼？」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爭不過周恩來等人，她起身拂袖而去。但對周恩來和陶鑄等人的怒氣，她遲早是要找機會發泄和報復的。

　　到了1966年秋冬季節，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策划下，紅衛兵中開始出現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陶鑄的口號。

　　自10月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以後，紅衛兵揪劉、揪鄧之風，揪一大批老幹部之風，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文化大革命」的禍害之火，越燒越旺。

　　面對這種形勢，憂心忡忡而又力量有限的周恩來，只能巧妙地頂風，策略地撲火。

　　11月8日，周恩來接見北京大專院校三個紅衛兵司令部的代表，針對他們所說的「不要怕亂，全國也要大亂一下」的話，嚴肅地責問他們：「是不是像你們包圍中南海這樣的亂法？」

　　他不客氣地批評這些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小將：

　　你們把中南海的兩個西大門都包圍了，還貼了大字標語，說陶鑄「青雲直上」。這是封建主義的思想。陶鑄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員，為什麼不能來中央工作？還說「把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麼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

　　陶鑄講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句話並沒有錯誤，你們為什麼還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還要有集中。陶鑄是十一中全會新選舉的中央常委。難道毛主席親自領導主持的十一中全會也不對嗎？

　　在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的大會上，正當周恩來講話時，會場的一個角落忽然響起一聲：「打倒劉少奇！」接著又有幾個人與之呼應。會場里人頭浮動起來。周恩來臉色驟然嚴峻起來，為表明他對這種口號的不滿，他毅然轉過身去，背向會場。正要發狂的紅衛兵見總理對此如此反感，總算稍稍收斂了一點。周恩來的舉動使險些混亂起來的會場平靜了下來。

　　12月26日，吳德就北京市委以何種態度對待將於次日召開的首都大專院校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大會的問題，請示周恩來。周恩來毫不猶豫地批示：「可不去！」

　　兩天以後，周恩來又囑秘書打電話告訴曾經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今天農業口的批判大會可以稱病不去參加。

　　12月30日，周恩來就國家經委「造反派」將前往廣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電告廣東注意。應由軍區派隊伍按護送彭德懷的三條，乘火車護送來京。隨後，又就廣州軍區護送薄來京一事囑告總參作戰部：路上要注意，防止發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周恩來同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等談話。針對有人提出劉少奇是屬於敵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態度：我不這樣看，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

　　鬥爭越來越尖銳，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試圖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達到篡黨奪權的險惡目的。周恩來在極為痛心的同時，高度地警惕著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

　　為維繫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周恩來嘔心瀝血；為對付林彪、江青一夥，周恩來絞盡腦汁；為說服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周恩來苦口婆心，口乾舌燥……

　　進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難而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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