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難盡的唐伯虎

朱鈞柱

540年前，蘇州閶門內皋橋吳趨坊的酒肆店主喜得一子，他就是大名鼎鼎字伯虎的唐寅。

歷朝歷代，蘇州一直是文化重鎮。蘇州的文化名人，尤其是書畫名家可謂群星燦爛。據徐徵《吳門畫史》載，自東晉至清代，有姓名及生平記載的蘇州畫家達1121名，明一代即占其中的876名。「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和仇英，他們藝術才華和成就與唐伯虎各有千秋。在「吳門四才子」中，書稱祝允明，畫稱唐寅，詩稱徐禎卿，專技精詣，文徵明則三者皆長，他們都在中國文化史、繪畫史上佔有顯赫的地位。文徵明對後輩的影響尤不可小覷，他的子侄弟子大都是能詩善文的文壇名流，組成了一個文化名人群體。然而，惟有唐伯虎，上自帝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雅如文人學士，俗至販夫歌女，對其大名無人不曉，享有「名傳萬口」的「一代才子」美譽。這是一個耐人尋味、見仁見智的歷史文化現象。

古代那些與皇權保持距離或仕途失意的文人之所以懷有深厚的「唐寅情結」，一方面是推崇伯虎的才情，另一方面則是唐伯虎的坎坷生涯中勾起了他們一言難盡的感慨和共鳴。而通俗文學，則充分表現了唐伯虎不拘禮法的性格特徵，附會如「點秋香」之類的風流逸事，以插科打諢方式來滿足市民對達官貴人的嘲弄心理。這種「戲說」，自馮夢龍的《唐解元一笑姻緣》之後漸漸演繹成家喻戶曉的蘇州彈詞《三笑》。在香港明星周星馳主演的電視劇中，唐伯虎被「戲演」為玩世不恭的風流浪子。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好一個說不盡的唐伯虎！

其實，唐寅文化現象的意義和價值遠不在此。對於唐寅文化現象，有必要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著名術語：「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來進行剖析。」由於明代中葉蘇州這樣的「典型環境」和唐伯虎本人出眾的才華，使他享有了令人羨慕的名望；由於他在起伏跌宕的人生旅途中形成的狂放的個性，鑄就了一種「出入天人之間，為一家學」（祝允明語）的心志，而他不幸的遭遇又決定了最終悲慘的命運。這一切，使他成為了中國文化史中的一個「典型人物」。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任何一個文化名人的產生也同樣離不開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生態環境。

唐伯虎生於成化六年（1470），病逝於嘉靖二年（1524），他一生處於明代中葉。這一時期的蘇州是長江下游的經濟中心地區，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和手工業的發展，崇文的社會風氣則促進了刻書、印書業的興起，雅士、富商和市民收藏書畫也成為了一種時尚。加上遠離朱明王朝統治中心的地域因素，蘇州形成相對寬鬆的文化環境，集聚了一大批多才多藝的文人。他們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曾試圖步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華，但都未如願以償，或被隔絕於仕途之外，或雖入仕途但鬱郁不得志，最終疏離了政界。二是他們呈現文人市民化和書畫商品化的傾向。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一些平民文人或因出於生活窘迫而以出賣詩文書畫為生計，或因受到了民眾的追捧而使作品流入了市場，這促使了文人自命清高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三是他們追求個性自由，崇尚性靈解放，憧憬人倫世俗的生活情趣，憎惡那種吞沒個人真情性的封建綱常，不屑以至賢為冠冕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僵化的傳統文化模式。唐伯虎正是生長在這樣社會環境和人際圈子裡的人物，在他身上集中體現出了上述的三個特徵。

說唐伯虎是明代中期文人中的「典型人物」，首先在於他那橫溢的才氣造就了他那高妙的畫藝和大量優秀的傳世之作。他既擅長山水、仕女、花鳥，又攻書法，在山水畫方面，他早年師從周臣，取法南宋，後又向沈周學習，深得元畫的精髓，加上他曾壯遊名山，胸藏萬卷，很快自成一家，青出於藍。明代著名詩人王稚登《丹青志》稱「唐寅畫法沉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巘，洒洒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他是「明四家」中首屈一指的擅長畫仕女人物畫的高手，善於以細膩的筆觸或用工筆、或用寫意，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各種典型人物形象。他中年得意之作《秋風紈扇圖》，詩畫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反映了他飽經人世滄桑，一生不得志的感慨之情。其次在於他詩文造詣深厚。他善寫樂府詩，擅長辭賦，尤其是經科舉案後，他的詩文時常流露出傲岸不平、藐視權貴的狂放之氣，傳遞出人格精神。他的《桃花庵歌》充分表露出「澹泊自甘，狷介自處」的獨行趣味，他寫道：「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在花下眠……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作為一個才華超群的落魄文人，雖然無奈，他仍然「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閑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他寧可賣畫，也不用不義之財表現出文人的自負自尊的風骨，其思想超越了前人，這是同時期的諸多吳門文人所不及的。他的「俚歌」通俗流暢，不拘成法，採用了大量口語，意趣清新，真情實感溢於言表，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與台閣體、茶陵派和「前七子」復古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作為明代中葉蘇州文人的典型人物，唐伯虎充分體現了古代中國文人性格的兩重性。他與唐代李白的經歷、性情有著驚人的相似。李白雖然不屑於參加科舉考試，但希望憑藉自己的才能和聲譽，得到某個有力人物推薦而實現「濟蒼生、安社稷」的遠大理想。然而李白不是投靠權貴之輩，李林甫把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有出路。他縱酒狂歌，桀傲不馴，遭來的是誹謗和冷遇，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使他內心充滿無限苦澀。他只能放浪山林，佯狂避世，熱衷於求仙訪道，企圖以宗教來解脫胸中的悲憤與苦悶。而當仕途有望時，「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又頓時浮現，然卻錯投在永王李璘的門下，在肅宗與永王的爭鬥中他成了無辜的犧牲品，遭受了更大的打擊。在出仕與退隱的矛盾中，他時而高歌自己的現想，時而悲嘆時運不濟；時而樂觀，時而頹唐；時而激憤，時而消沉。他的感情，他的詩歌，就是這樣激蕩著、矛盾著——這正是那個時代的反映。李白是唐伯虎最敬佩的前賢，唐伯虎自視為李白千載之下的知己，《把酒對月歌》把他這一情感展現得淋漓盡致。他用李白的詩題，話李白的詩意，學李白的言行，既解李白豪放中的無奈，又為不與李白生在同時而悵恨。「十年寒窗，金榜題名」，這曾是自視不凡的唐伯虎夢寐以求的目標。即使遭遇科舉案的沉重打擊之後，切身感受到了官場的兇險，內心充滿了無比的懊惱，儘管看似洒脫，但還是難以忘卻科舉功名，對曾經的輝煌心懷留戀。他在印石刻著「南京解元唐寅」，不時向書畫上鈐蓋。「領解皇都第一名，猖披歸卧舊茅衡」，反映的就是這種心態。他四十五歲那年，當江西寧王朱宸濠派遣使者重金禮聘時，他以為施展抱負的機會重新降臨，欣然拋棄了桃花庵的「神仙」生活。在這一點上，他的好友文徵明比他要清醒得多，淡泊得多。李白和唐伯虎的共同特點都是負才甚高、濟世甚烈。然而文才不等於政才，仕途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進入封建官場並有所作為，不僅僅憑超人的文才，更需要從政的政治敏感、政治智慧，對封建吏治的精明洞悉，寵辱不驚的從容胸襟。與李白當時所處的環境一樣，明代嚴酷腐朽的政壇沒有唐伯虎的立身之地，是因為它不能容忍唐伯虎那樣恃才傲物的狂放！李白和唐伯虎，兩個朝代的兩個文化巨人，最後都遭遇了相似的不幸。

唐寅文化現象顯示了中國古代文人在推動文化發展方面的思想和行為方面的局限性。唐伯虎的悲劇說明，在強大的宗法一體化的社會結構與根深蒂固的倫理型文化傳統制約下，明中後期一批具有人文主義精神文化人的時代性缺陷是明顯的，他們對現實不滿，但他們卻不像歐洲人文主義者那樣對未來無限憧憬，充滿信心，他們內心充滿矛盾和苦悶。這種矛盾不是新與舊的矛盾，而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天地中只能是一條故道：或循跡山林，寄情山水，或浸迷於宗教，企圖從中覓求精神解脫，在自相矛盾中自我淪沒。唐伯虎從寧王那裡脫身返回蘇州後，仍然受到一些牽連，常有官吏來查問，他過得並不安寧，達官顯貴也不再與他交往，他貧病交迫，萬念俱灰，心靈皈向了禪宗，企圖從中取得心靈上的平靜。然而，禪宗給他的只是一種幻覺，他的「仙氣」漸漸在生活的重壓下消失了，這位自號「六如居士」的才子黯然地走到了悲劇人生的盡頭。

他為蘇州的文化創造了輝煌，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藝術財富，他的一生也留給了後世無窮的思索和感嘆。這就是一個真實的唐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