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籍整理看張元濟的出版精神

作為我國近代出版業的先驅，張元濟對我國出版事業的貢獻體現在方方面面：編寫教科書、工具書，翻譯、介紹西學，整理、影印古籍。作為一位出版大家，其思想境界和出版精神尤為值得後人學習。通過對張元濟先生在收集、整理、影印古籍過程中的一些做法的分析，來揭示這位智民之師的出版精神。

張元濟（1867～1959年），字菊生，浙江海鹽人，出版家、版本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藏書家。在我國近現代出版史上，張元濟可謂聲名顯赫，特別在我國傳統古籍的編校出版方面，稱得上是功勛卓著第一人。

作為一位傑出的出版家，他在編寫教科書、工具書和整理影印古籍方面成績卓越。在張元濟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根據不同讀者對象來選目、選版本，先後影印出版的古籍大致有三類，一類是供學生用的版本，供中學生用的版本以《學生國學叢書》為代表，都由今人選注，加標點鉛印，供大學生用的版本以《國學基本叢書》為代表，對原書內容不加刪選。第二類是供專家用的版本，以《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為代表，以實用為主，盡量講究版本。第三類是以保存和欣賞為主，以《續古逸叢書》、《涵芬樓秘笈》為代表。在整理、影印古籍的過程中，張元濟一直堅持嚴謹的治學態度，剝離政治的影響，還出版與學術的本真。可以說，作為一位出版家，他的個人出版理念在古籍整理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治學態度嚴謹，還出版之本真

古籍整理是一項浩繁的工程，版本的選擇、內容的校勘、都要求精益求精，稍有瑕疵便被認為是對古人和歷史的不敬。在古籍的選擇、校勘過程中，張元濟始終堅持選本的初始性、準確性、完整性。

（一）初始性

張元濟主張「書貴初刻」，他說「古書之可貴，從未有不貴其最初之原本，而反貴其後人改編之本者」。道理很簡單，初刻本最接近原書原貌，翻刻本則多有錯訛日增之弊。所以，他在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四部叢刊》時，想方設法搜求宋元善本和舊本初刻，把搜集來的各種版本進行比勘鑒定，用最好的本子作底本。在搜訪善本方面，張元濟 「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觀，輒影存之」。

（二）準確性

張元濟雖然主張書貴初刻，但並不拘泥於舊本，對一本書的各種版本，不是片面的依據年代先後做出取捨，而是根據存真程度、校刻質量等判其優劣。例如《四部叢刊》中的《白氏文集》71卷，影印的是日本元和戊年（1618年）的那波道園活字版，雖比南宋紹興本晚出半個世紀，但卻更接近白氏文集原貌。因白居易生前曾五次自編詩文集，最後結集的75卷本，從未經宋人著錄，可見宋本已經不是白氏自己所編之舊本。那波道園活字本在編次方面都保留了原編面目。

（三）完整性

張元濟在古籍整理中還始終恪守完整性原則。世稱小徐本的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40卷，宋刊足本早已絕跡中土，傳世的壽陽祁氏刊本，所依據的原本是僅有前二十九卷的述古堂影印抄本。後十一卷的殘宋刻歸藏於瞿氏鐵琴銅劍樓，張元濟譽之為「半璧之真，世所未見。」他在《四部叢刊》重印之際，即向瞿氏借影印宋刻殘本，附於初印的述古影本之後。

二、掃除政治陰霾，追求出版真諦

學術研究受政治信仰影響是由來已久的傳統，除歷史文獻本身因時間及傳承諸因素而出現各種錯誤之外，還被人為地憑添意識形態的層層迷霧，給學術發展帶來明顯的不利影響。張元濟在其《詩文》中提到「一國藝事之進退，與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況在書籍為國民智識之寄託，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貽，抱殘守缺，責誤吾輩。」這種認識在張元濟整理古籍的範圍和方法等方面產生了明顯的作用，也直接決定了他整理出版古籍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學者求書之難，而是要還學術、史實以本來面貌。

張元濟在整理影印過程中，千方百計還史實之原貌。為了揭露清統治者篡改明史的行為，他一方面在《四部叢刊》三編中收入清初《明史輯略》的抄本《明史抄略》，來補充殿本中未曾紀錄的內容。另一方面他還在《明史》之後附錄清末王頌蔚的《明史考證》。殿版《遼史·紀第一》中曾提到：「太祖九年十月，釣魚於鴨綠江。」張元濟認為「釣」也是傳刻中因形近而導致的錯誤，其正確的寫法應該是「鉤」他援引《遼史拾遺》中的四條記載，論證鉤魚才是正確寫法，釣魚與典制不符。在古籍整理過程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三、阻止古籍流失，保護文化載體

張元濟出生於藏書世家，其九世祖張惟赤建涉園藏書。以後張家歷代致力於藏書、著書、刻書事業。即使人在宦途也心系圖籍。其六世祖張宗松等即以涉園藏書聞名。張元濟自青年時就有「繼承先祖遺業的大志」，一直嗜書如命。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他不遺餘力多方訪求圖書。1906年起陸續收入大批古籍，1908年命名為涵芬樓，1926年又擴充收藏建成東方圖書館，涵芬樓仍作為其善本書庫單獨存在。

清末民初是我國典籍聚散史上的重要時期，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許多故家藏書大量流散、轉移，其間不可避免伴隨著損毀和遺棄的現象，造成學術研究中不同程度的斷層。許多外國人，趁當時的混亂局面，以高價購走大批珍貴古籍，導致許多唐寫本，宋、金、元刻本、舊抄書、精抄精校本等孤本、善本流入日本、歐美各國。古籍的大量損毀與外流，讓張元濟痛心疾首，他四處奔走，不惜重金搶救古籍。

1906年，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的皕宋樓傳出典藏待售的消息，張元濟獲悉後就與夏瑞芳商談，準備從公司四十萬資本中抽出八萬元買這批珍籍。但因陸氏後人索價十萬元以上而未能成交。張元濟答應立即籌集款項，勸他切勿賣給日本人，並立即進京，力圖說服當時的官學大臣榮慶撥款購買，但他的建議並未被採納。等籌到足夠的款項時，日本的三菱財閥已捷足先登，以十萬八千元的價格買下全部藏書。這是中國古典文獻的重大損失，張元濟在它的《書札》中提到：「每一思之，心為之痛。」也就是從這一年起，張元濟開始傾注極大的精力收羅古籍和珍本秘籍。為了保護文物、阻止古籍外流，張元濟往往不計價格，以高昂的代價予以收購。

四、超越經濟利益，致力傳承文化

商務印書館是一家企業，涵芬樓藏書無疑是它的隱形資本。如果認為他的古籍刊印活動不為追求經濟利益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張元濟的傑出之處就在於他在古籍的收藏、影印過程中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利益層面，將二十世紀的古籍整理和刊印事業推向了一個難以企及的境界。

為了保持古籍原貌，張元濟往往不惜成本。以《續古逸叢書》的刊印為例，為了保持影印本的美觀大方，叢書開本採用大三開，用紙方面則採用了厚質精白宣紙，書面為染古色紙，外套是深藍色布函，十分精緻典雅，不過這樣一來成本大大提高。叢書的印製成本高，售價也隨著提高，印數相當少，基本上是無利可圖。文化載體的形式美是不可忽略的，同樣的內容即可以存在於美的形式中，也可存在於醜陋的形式中，兩者的價值截然不同，對人們的觀念、情緒的感染和熏陶作用也有顯著差別。對於古籍來說其形式美的作用就更要加倍了。張元濟以一家私營企業的力量，頂著各種內外困難，前後堅持二十年從事古籍的影印，實在是難能可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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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人鳳. 智民之師張元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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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喜梅. 張元濟與古籍整理.太原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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