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痦子與紅衛兵 工廠造反派的兩種類型

鳳凰資訊 >歷史 >專家論史 >蕭功秦 > 正文蕭功秦：痦子與紅衛兵 工廠造反派的兩種類型2009年12月10日 14:28鳳凰網歷史綜合【大中小】【列印】共有評論17條核心提示:工廠「痞子們」並非真正嚮往什麼平均主義的世界，他們深層意識里不過是要求生存權。文革發動者與文革造反派之間的互動，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捲入人數最多的、最大規模的奇特的政治互動。這種互動可以說是理解整個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史的一把鑰匙。文革造反派往往在當下的小說電視里被描繪為邪惡的反角:紅袖章，黃軍裝，頭腦簡單，橫衝直撞。久而久之，這種形象已經在新一代的頭腦里定格為文革造反派的標準模樣。在反思文革時，有些自由派作者批評了社會上流行的臉譜化觀點，他們寫文章強調文革造反派是具有反官僚體制的民主理想主義精神的，他們進而認定這種精神在新時代值得後人效仿。另外有些新左派思想傾向的人士則從左的方面去美化文革平均主義，他們把這種平均主義視為可以繼承的精神資源。他們中有些人甚至進而把人們對文革造反派的公正批判都說成是對文革的「妖魔化」。由此可見，在反思文革造反派現象時，特別要防止瞎子摸象式的走極端，把造反派從左的或右的方向予以美化。設想一下，如果文革造反派都那麼好，那麼極左思潮社會載體何在？文革極左思潮對社會的「破壞性改造」使命由誰來承載？讀一讀這些年來發表的文革回憶錄中記述的觸目驚心的個案，平心地想一想那些被極左理想所異化了造反派的種種行徑，這些觀點就不攻自破了。要對文革造反派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評價，就必須區分其中不同的類型，這可以說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社會史的重要內容。其實，同一類型的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階段目標與價值趨向也有變化。文革發動初期，我還是剛從中學畢業進了工廠的小藝徒，當過一千多人的中型機器廠的造反派大隊隊委，車間的副隊長。我是過來人，全程參與了工廠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作為親歷者與過來人，我無需像那些從書本與電影中理解文革的更年輕的朋友那樣，非得通過歷史史實的考證與索隱方式，才能得知當年的實情。就我們廠而言，造反派中可分為「痞子型」與「紅衛兵型」兩類人。前一類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骨幹分子與積極活動者主要是歷次運動中受到壓迫與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工人，包括出身不好者，被領導認為調皮搗蛋者，不聽話者，有生活作風問題者，下台的「四不清」幹部，不守工廠紀律者，對現實略有不滿者，以及少數有獨立思考與自由思想的人，等等。上海「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的耿金章，以及毛澤東當年所稱的上海「工總司」的「潘司令」潘國平，即屬此類人的代表。到了運動後期，由於其中的骨幹分子往往有種種前科或「問題」，很容易被上綱上線為「階級異己分子」與專政對象，並再次受到迫害。此類人在文革後期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即走向邊緣。可以說，「痞子型」是工廠造反運動中最早發動者，因為他們受壓最深，造反勇氣最大。鬥爭最狠，打幹部也最狠，這一派在工廠文革運動中期均成為主流派。但他們的「種」下的桃子到了文革後期則被後來人摘掉了，他們中很少有人進入革委會的三結合領導班子。工廠里還有第二類造反派，他們往往是一些車間里的「小知識分子」，他們對工廠刻板枯燥乏味的生活極為厭倦，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運動興起，恰恰為他們宣洩這種受壓抑的青春激情提供了機會，這種情況正如學生們為反對考試而起來造反一樣。頗有點「後現代派」味。但當時這些青年人並不曾意識到自己是以激進左派的造反方式，來作為實現自己擺脫乏味僵化生活方式的手段的。此類造反派多少有些學生腔，文化程度較高些，能文會寫，在與前一類型的造反派打內戰時，他們在大字報的宣傳攻勢上往往頗佔上風。他們與大學的學生造反派關係密切，經常串連，此類造反派可以說是工廠里的「紅衛兵」。就我廠而言，這一類人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三結合」的對象，並在革委會中掌了權。直到四人幫被清算以後，這類人才作為「三種人」而被整肅。就我們工廠而言，此類人中自由思想者絕少，他們真正是以極左為榮，後來人千萬不要以己度人，以為這些文革造反派是民主派的先驅者。第一類人與毛澤東的文革理想主義的浪漫價值可以說格格不入，他們是作為現實的求生者揭竿而起來造反的，在舊體制下，他們倒是應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句革命警句，他們只是文革發動者的同路人，是真正的痞子運動家。要理解工廠工人們為什麼會如此積極地參與到文化大革命中來，有必要弄清上層與下層之間由於「誤讀」對方而形成的互動關係:由於舊體制時期工人大眾與舊體制下的管理幹部之間的社會矛盾長期積壓，毛澤東一旦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小人物們群起造大人物們的反，工廠里的長期受體制壓迫的「痞子們」起而造反，其爆發的能量甚大。於是，文革發動者毛澤東老人家與造反派之間就形成這樣一種奇特的互動:前者誤以為文革的平均主義理念受到工人階級群眾如此廣泛的衷心支持，於是更相信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義的大鍋飯理想是深得人心，有社會基礎的。這就更增加了老人家進一步擴大文革規模的信心與決心。而另一方面，文革發動者對「痞子們」造反的積極支持，又使下層的工廠民眾誤以為，文革就是要讓老百姓以後過上沒有「走資派」官僚迫害的太平安穩的日子。其實，工廠「痞子們」並非真正嚮往什麼平均主義的世界，他們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復辟」，就是管理幹部的「管卡壓」。他們深層意識里不過是要求生存權。這種基於雙方誤解對方真實意圖而形成的互動，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捲入人數最多的、最大規模的奇特的政治互動。這種由於雙方誤讀對方而形成的互動，可以說是理解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會史的一把鑰匙。「痞子型」造反派中最有心計者或最靈活的弄潮兒，由於造反受到毛的支持而得益。有些人成為權力暴發戶。你只要想像一下本世紀初的大革命時代中的農村痞子運動中的某些弄潮兒類型，是如何與布爾會維克革命理想家合流的，就能很容易理解他們。「紅衛兵型」則是極左思想的忠實實踐者，其中有頭腦簡單卻又不乏毛式的理想主義的人。然而，在毆打「黑九類份子」之狠毒與殘忍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下進行「反文化」方面，這兩類人中都湧現出不分伯仲的冠軍級人物。文革中我們這個有一千餘人的工廠自殺者就有十餘人，其中有黨委書記，也有過去的小業主、資本家，還有普通工人。我的經歷很特殊，運動初期，我這個小藝徒到大學裡去看大字報，回到廠里就如法炮製，貼了第一張炮打廠黨委的《十問為什麼》的大字報，把廠里運動冷冷清清的罪責歸之於黨委，並據此懷疑我們廠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於是轟動了全廠，人們在我背後指指點點，有中層幹部後來對我說心裡話:當時他認為，「這個小藝徒真不知天高地厚，說不準到了運動後期那一天就要被送到青海去勞改。等著瞧吧。」他們對反右鬥爭的歷史記憶太深刻了。然而，還來不及受到廠黨委清算，造反形勢席捲中國大地，於是我這個小藝徒在廠里就一舉成為風雲人物，並在造反派的「民主選舉」中以最高票當選為造反派隊委。現在想來，其中既有一種跟毛鬧革命的浪漫激情，也有年輕人特有的風頭主義。更包含著一種對枯燥工廠生活的浪漫的反叛情結。就具有學生腔的理想精神而言，我應屬於第二種類型即「紅衛兵型」，然而，一則由於階級出身不夠格，在「紅衛兵型」的造反派看來，屬於不準革命或不配革命的「阿Q」之列，二則對紅衛兵型造反派的傲慢也實在看不慣，於是我參加了「造反大隊」派，這一組織對參加者的出身條件毫無要求，屬於造反派組織「上海工總司」，王洪文是該組織的總司令。可以說屬於痞子派。由於上海工總司在張春橋的支持下在上海掌了權，造反大隊派也在廠里當了權，「痞子們」於是雞犬升天。現在想來，當時我本人頗有朦朧樸素的自由思想，在中學裡受俄羅斯文學影響頗深，還多少接觸過西方哲學，文革初期又讀過南斯拉夫工廠自治的批判資料，深受其中工廠民主思想的啟示。於是有意無意中，把文化大革命朦朧地誤解為，通過「反對官僚主義」來實現人人能政治平等的理想社會。後來，我漸漸發現我的想法與現實的差距越來越大，「鬥批改」越深入，平均主義越是形成制度，工人的勞動積極性越低落。到了運動後期，我便成了逍遙派，再次鑽到書堆里去了。然而我所為之投身的文革並沒有放過我:在文革後期的「一打三反」運動，作為「修正主義的小爬蟲」我又成為整肅對象，離打成「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遙。後來經過我的鬥爭，總算在四人幫沒有倒台前就予以改正，而這一逍遙派經歷卻在後來成全了我，使我能直接考上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附記:寫好這篇文字讓女兒讀，沒有料到她對此文所述內容仍然似懂非懂，她問，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革？工廠幹部又怎麼了？為什麼工人與幹部有矛盾？總之，她無法以她生活中的邏輯來理解當時的情況。看來，文革的背景對於新一代完全是陌生的。細想一下，不了解文革又如何能理解改革開放之可貴？又如何能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爭論的劃時代意義？教條主義與左的理想主義相結合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嚴重的民族災難？文革這段歷史能不能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經驗資源？文革所支付的代價有沒有可能轉化為對我們民族有益的啟示？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把真實的文革記錄下來，讓下一代了解，那麼，浪漫化的虛擬化的「文革」就會很容易地佔領新一代人的頭腦。本文摘自作者博客 您可能對這些感興趣：《我的精神自傳》節選美國為阻止錢學森回國曾欲將其污衊為間諜1967年上海刮「一月風暴」 造反派奪權文革「手抄」 瘋狂的語錄(組圖)文革結束後重回校園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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