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的遁世思想

孔子的思想既是「歷史的」，也是變化著的，他早年和晚年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在人們的心目中，孔子始終是自強不息的入世者，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殉道者，其實，這既不全面，又不真實，孔子晚年意欲遁世。

今本《論語》中的「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兩章，頗為費解。其原文分別是《子罕篇》第十四章：「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公冶長篇》第七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曾說：「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可知，這兩章所記孔子的話，絕非「戲言」，它明確地透露出孔子「內聖外王」的哲學思想，到了晚年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遁世。而《論語》最初的選輯者不僅深知其意，也必定認同孔子的這個抉擇。

《論語·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孔子的這種夷夏之辨思想，已表述得十分明確而清晰。既然如此，孔子何以「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呢？

孔子以遲暮之年返回故土，被魯國尊為「國老」（《左傳》哀公十一年），又有眾多弟子出仕魯國，韓非子稱「季氏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韓非子集解》第298頁）。按理說，孔子足可以此安度晚年，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作出居夷浮海的決定呢？

東漢哲學家王充在其《論衡·問孔篇》的推測較具代表性，他說：「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恚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黃暉《論衡校釋》第416頁）。《說文解字·羊部》也記：「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三國志·薛綜傳》記薛綜上疏：「昔孔子疾時，托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三國志》第1253頁）。其實，在周遊列國期間，孔子對於「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所以這種臆測，實無意義。導致孔子決定居夷浮海的真正原因，簡言之，是不能容忍魯國的時政。

14年前，因魯國君臣荒廢朝政，孔子憤而出國遠遊，在外歷盡艱難困苦，終於在遲暮之年回到父母之邦。然而14年後，魯國除了定公換成了哀公，執政大夫由季桓子改為季康子，昔日「君不君，臣不臣」、「大夫執國命」的政治態勢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季孫氏不僅視國君為無物，竟敢「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如此明火執仗地在自家庭院演出天子樂舞，那麼，他們還有什麼殘忍的事情做不出來呢？

再者，孔子剛剛回到魯國，國內連年遭受自然災害，民不聊生，當政者即決意施行「田賦」，賦稅額度比原來「丘賦」多一倍。季康子派冉有徵求孔子的意見，「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指丘賦）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天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次年初，魯國即開徵「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十二年）

冉有不但不聽從勸誡，反而幫助季孫氏暴斂民財，這使孔子十分憤慨。《論語·先進篇》記：「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離婁上》亦記孟子說：「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禮記·大學》徵引了魯國賢大夫孟獻子一句十分深刻的話「百乘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即貪官污吏，「聚斂之臣」把國家推向人民的對立面，較之「盜臣」，對於政權的危害性更為嚴重。

冉有的政治才幹最為優秀，位居孔門四科「政事」之首，在周遊列國期間，一直陪侍孔子。哀公三年，魯國特意召請冉有委以重任（《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深望他能勸諫當政者施行仁政。孔子也正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才得以返回魯國。可是，他令孔子大失所望，這迫使孔子決意再度出遊。

在周遊列國期間，孔子所遊歷的諸侯國可分作三類，第一類是姬姓封國：衛、曹、鄭、蔡；第二類是先代遺民封國：陳（虞舜遺民封國）、杞（夏遺民封國）、宋（殷遺民封國）；第三類是不奉周禮的楚國。而這三類國家都不能任用孔子。

孔子首先選定的是奉行「夷禮」的楚國，結果失望而歸。《禮記·檀弓上》記載有子說：「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楚國），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孫希旦《禮記集解》第217頁）。韓非子也說魯哀公（應是定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韓非子集解》第257頁）。《孔叢子》卷中《詰墨》亦記：「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返，周旋乎陳、宋、齊、衛。」（見程榮《漢魏叢書》第346頁下欄。）

其他們兩類封國同樣沒有孔子的立足之地，《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感嘆道：「嗚呼哀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見孫希旦《禮記集解》，第597、598頁）先代遺民封國原本就不奉行周禮，周禮在姬姓國同樣遭到遺棄。所以，即使孔子不停奔波，仍不免四處碰壁，誠如子路、子貢所言：「夫子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呂氏春秋》卷14《慎人》）總之，「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見《朱子文集》卷36《答陳同甫》）。

孔子已經走投無路，他在《衛操》中寫道：「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而「舍魯何適」？這是擺在孔子面前一個十分迫切的現實問題，既然文明禮儀不能帶來「有道」的仁政德治，索性居夷浮海，居住到蠻荒之地。說不定，那裡正是「孔顏樂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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