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是「群體性事件」的替罪羊

北大教授李建新日前發表言論：「男性適婚人口絕對過剩，他們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卻又無法通過正常途徑滿足，這樣一個被社會遺忘的底層大眾，若沒有必要的「安全閥」，必定帶來巨大的負面衝擊。實際上，近年來頻發的群眾暴力事件背後，往往有「剩男」的影子。」但教授這樣簡單的將剩男與「群體性事件」相連可以說是「有據卻少理」，忽視了社會環境的決定性作用。剩男處於雄性激素分泌的高峰年齡，是「群體性事件」的主力「剩男」大抵是年齡在30-45歲之間卻未成家的男性；另一方面，奧地利泌尿學會在1994年，歐洲男科學研討會上就明確提出了男子體內睾丸酮水平自55歲起才開始顯著下降；「剩男」正處於一個雄性激素分泌高且身體狀態巔峰的狀態，所以「剩男」天然的就容易成為「群體性事件」主力。這一點在1992年的洛杉磯暴亂、年初的倫敦騷亂和之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上都有體現，雖然三個事件的導火索不同，但結局都驚人的類似，參與事件和最後因為事件被捕的絕大多數都是未婚男性。而倫敦經濟學院人口學教授邁克爾?莫菲的研究結果更為驚人：他發現未婚男性的死亡率要比已婚男性高出2倍；而在群體暴力的參與率上，男性則要高出女性4倍。1927年，芝加哥大學教授弗萊德?科赫首次從近200公斤牛睾丸中提取出20毫克雄性激素，這頭牛的確是好鬥的角色。最近一期的英國《皇家學會哲學彙刊B輯》刊上發布了一項綜述性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從幼年起就更易通過暴力解決問題，而這種情況幾乎持續終生。來自英國牛津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和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認為：儘管比較極端的暴力和情緒化特點在男性角色的演化過程中一直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但在現代社會卻不一定能行得通，因為現在暴力和情緒化問題經常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成為攻擊事件和騷亂的導火索。一份《美國科學院院刊》研究報告指出，美國西北大學對一群21歲-26歲間的624名菲律賓男性進行將近5年的跟蹤研究（2004年-2009年），在這期間他們有一部分人進入了穩定的婚姻關係並且成為父親。結果顯示成為父親後的男性睾丸激素平均下降26%-34%，而沒做父親的單身男性睾丸激素因年紀漸長下降水平只有12%-14%。一些靈長類動物的研究也顯示，當一個父親聞到他自己孩子的氣味，其睾丸激素會在數分鐘之內下降。這一轉變是為讓男性從雄性激素的進攻性控制下解脫出來，成為更有配合力、溫柔的看護者。雄性激素既是暴力激素也是成就激素：好鬥的男人更成功收入更高可雄性激素不止是黑暗的：利物浦大學的艾瑪? 納爾遜博士和她的同事就通過對比的阿法南猿、始祖地猿、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現代人的化石證明了「很黃很暴力」的雄性激素正是人類在進化樹上脫穎而出重要原因之一。在現代社會，雄性激素也和成就相關。今年年初，英國進行了一項探究雄性激素和成就之間關係的調查：調查對象有3萬人，其中男性2萬人，女性1萬人。問卷內容包括：個人收入狀況、工作性質、什麼時候會談論性話題、談論性話題包括哪些方面等等。結果發現，受調查者的收入與談論性話題的次數成正比，越關注性的人收入越高，談論性的次數也更多。當然，雄性激素帶來成就同樣適用於「女性」。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新規就是針對雄性激素而定，國際奧委會藥物委員會規定：「法律意義上的女性只有在其雄性激素水平低於男性時方能參加女性競賽。」該規定的直接導火索就是2009年，南非著名田徑選手卡斯特爾?塞門亞（Caster Semenya）奪得世界錦標賽800米冠軍，但之後由於奧委會對其睾丸酮水平過高的問題進行調查而被剝奪金牌並且禁賽。雖然她的雄性激素過度是由雄性激素過多症（hyperandrogenism）引發的，但也證明了雄性激素與成就的關係，尤其是在體育運動上。所以，一個社會將「雄性激素」導向「暴力」是種悲哀。「剩男」憤怒的荷爾蒙會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同樣也可以成為成就的助推劑，社會環境才是決定「剩男」是爆發還是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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